摘 要：中国与俄罗斯的相互交往，最早从明末就已开始。而中俄交往真正形成规模，却是在清朝建立之后。清朝与俄罗斯的早期交往，是伴随着俄国对东方的扩张和清朝与准噶尔势力的角逐开始的。中俄双方从最初的相互轻视，到军事对抗，到最终的建立外交，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两国外交的常态化最终形成，但是在清代早期的中俄交往中，中俄双方在互相间的认识水平、对待外交的态度以及关于外交活动的出发点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性，值得我们研讨。 二、中俄早期交往中体现出的不对称性 中俄间的交往从明末就开始，清朝建立后开始逐渐形成规模，经历康雍两朝，最终使得中俄的双边外交关系得以确立，不但解决了双方的边界问题，而且还建立了双边外交协调机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清朝早期的中俄交往中，双边存在着很多的不对称性，这些不对称性表现在很多方面。 1.信息不对称 从清朝跟俄罗斯交往的历史记载上看来，俄罗斯显得更为积极主动。俄国外交人员来到中国，都被政府赋予了调查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情报的使命，回国后，会将出使过程中所搜集到的各项情报和信息加以系统的略论和整理，形成调查报告，供俄国最高决策机构使用。俄使斯帕法理根据出使时在中国的见闻与从深得清帝信任的南怀仁处所了解的中国朝廷的情况，在回国后写了《出使报告》和《中华帝国志》两本书，为俄国认识中国和制定、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基础资料。而此后的俄方遣使前来，在临行前，出使人员也都接到了俄罗斯帝国各个部门的训令，要求他们调查相关领域的情报。这些领域包括了中国的矿产、地理、水温、经济、军事地要、政治状况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中俄交往中，俄罗斯对中国的了解和掌握是全方位的，其了解程度比中国对俄罗斯的了解要深刻的多。 而这一时期的清朝，康雍乾盛世中的清朝盲目自大的心理达到了极致，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某些时间表现出了对外交往的愿望，但是限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眼界，这种愿望仍然不是非常强烈。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使得清政府关于俄罗斯这个外交对象的认识一直处在一知半解和模糊不清的状态上。《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就是中俄双方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关于俄罗斯的认识模糊，使得清政府在处理对俄外交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恰克图条约》的谈判开始以前，俄方已经展开了对即将商谈的边界地区的全方位调查，不但绘制了地图，而且做出了大量的设计地理、山川、水文和矿产等方面的调查报告。[7]关于对方信息的大量掌握和占有，使得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边界谈判中往往能够有的放矢，占得先机，取得了巨大的利益。 2.商业意识不对称 17世纪，关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自彼得大帝改革之后，罗曼诺夫王朝的中央专制集权统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地加强。农奴制度确立，国内统一的市场基本形成，整体局势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的统治中心地处欧洲，迅速融入了欧洲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俄罗斯新兴的资产阶级有着强烈的原始积累需求，决定了俄罗斯在对外扩张和交往的同时，需要积极发展商业贸易。与此时的欧洲其他强国一样，俄国在对外扩张和交往中，也将商业利益视作重中之重。自从《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不断派遣商队进入中国进行贸易，这种商业贸易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例如，康熙三十六年俄国对华出口总额为24万卢布，超过了其对整个中亚输出货物的总额，[8]而到了康熙四十七年，俄罗斯对华贸易的利润竟然达到了27万卢布之多。[9] 相关于俄国的重商态度来说，清朝方面关于商业的重视程度显然不足。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这里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尽管部分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俄罗斯在对华贸易中取得了大量的利润，但是，清朝大多数的官员仍然认为，商业贸易本身无足轻重，关于两国的交往没有任何益处。更有甚者表示中国地大物博，不需要俄罗斯的货物，而且按中国的传统来看，经商都是些不学无术，尔虞我诈之徒从事的低等职业，根本不足以上大雅之堂。甚至在俄罗斯主动要求中国派出商队或者在俄罗斯国内设立贸易站点，以便双方进行贸易的时候，清朝仍然以“向来没有中国向外国派遣贸易的先例”为由，拒绝了对方的请求。由此可见，在这种关于商业规则无知和对商业的严重排斥之下，中国很难从与俄国的经济贸易中得到利益，使得俄罗斯单方面在双边贸易中获得利益。而清政府则在天下中心的迷梦中继续陶醉，将承受商业贸易上的损失看作是大国风度的体现。 3.文化意识不对称 两国交流，语言文字是重要的沟通桥梁。中国在同俄罗斯的早期交往中，两国都显示出了关于语言文字的重视，都将语言文字视为在交往中占得先机的重要筹码。但是，虽然双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清朝方面关于语言文字重要性的认识相比俄罗斯就显的逊色很多。相比之下，俄罗斯人关于语言文字的重视和掌握显得不仅更为积极，而且更为有效。 康熙年间，俄罗斯就常常派出学生，来到北京学习中国文化，甚至直接派遣学生进入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满汉语言，“康熙间，尝遣人至中国学习喇嘛经典，并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住旧会同，以满、汉助教各一人教习之”[10]。《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出资在北京建立了东正教堂，允许俄罗斯派遣学生到北京学习汉语。这些人被培训出来以后，能够胜任与中国人直接交流和搜集中国各项情报的工作，成为了俄罗斯方面获得中国情报的最主要渠道。 而清朝在这一时期也认识到了同俄罗斯交往的过程中，语言文字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康熙四十七年，清朝在京师设立了第一所俄文学校――俄罗斯文馆，开始在八旗子弟中招收愿意学习俄罗斯文者进入俄罗斯文馆学习，培养了一批通晓俄文的翻译人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俄罗斯在与清朝的交往中，将文化和语言作为了一项系统工程加以建设和利用，以便在两个大国的角力和竞争中为自己增加筹码。相比之下，清朝的目的和行动则显得异常单薄。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结论 通过了解清朝早期的中俄交往，我们看到，两国间的关系在当时，整体上呈现出愈加密切的发展趋势。从最初两国开始接触，双方表现出的不适应性来看，东西方文明的异同性起到了主要的影响。日益强大和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俄罗斯帝国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在此之前并没有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帝国，造成了在最初交往时关于清朝的轻视。而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千国来朝，万邦来贺的天朝大国，不管哪个朝代，都一直将与外国的交往看做纯粹的“朝贡关系”，也在最初的对俄交往中，习惯性地将与俄罗斯的交往同与其他朝贡国之间的交往等同起来。虽然通过双方了解的加深，特别是中国通过对俄交往开阔了中国的眼界，双方都意识到对方是大国，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双方的纠纷，符合双方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中俄间的外交逐渐走上制度化的轨道。但是，由于两种文明本身的异同性，在中俄交往步入正轨以后仍然有很多不对称性表现出来，这些不对称性使得中国在长期的对俄交往中往往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最令人惋惜的是当俄国打着“平等外交”的旗号，疯狂赚取商业利润，进行原始积累的时候，俄国所作所为背后的真实目的并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警觉。这一系列问题所导致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一个日益强大的俄罗斯慢慢在中国的北方崛起了，而强大一时的清王朝，则在“泱泱大国”的美梦中逐渐衰落。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 [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九十一•志六十六•礼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6：2676. [3][5][6](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93；182；205. [4]自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184. [7](法)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5-206. [8][9](苏)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A].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C]. [10]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五十三•志一百二十八•邦交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448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