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6 月 3 日，一位农民在前往 Velikoretskoye 的途中小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圣尼古拉朝拜，祈求保佑俄罗斯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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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5日，是东正教复活节。这天凌晨，莫斯科东正教大教堂，大牧首基里尔一世开始复活节早晨的第一场晨祷。
“基督复活了！”基里尔高喊，教堂里的众多信徒应声高呼：“耶稣真的复活了！”
100多年前，还是沙皇统治时期，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里的描写，正是在这样的复活节，主人公涅赫留朵夫良心受到感召，实现了心灵的复活，并决定用余生来拯救年轻时他伤害过的马斯洛娃。
百年间，苏联成立又瓦解，东正教也经历了被压抑到“复活”的命运。如今，这已是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在1999年重修启用后的第13个复活节。教堂外，警卫森严，提示着这里的庄严与神圣。
这也是普京自1999年担任总统后，第13次来到这里过复活节。和他一同来的，还有总理梅德韦杰夫和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
早在大教堂重启的那年，普京就说：“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即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
他还曾表示，“如果没有东正教的信仰与文化，俄罗斯或许无法成为一个国家。”就在今年2月，普京还签署了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对于“保护宗教情绪”的一个人权法案。 东正教的春天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妈妈常常带着我到教堂做礼拜。”24岁的亚历山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去教堂，我心里会感受到很平和。”
但他随即表示，现在他不怎么去教堂了。“我不是无神论者，但我不喜欢东正教和它正统的教义。可能这听上去有一点矛盾……”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出生于苏联末期或者苏联解体后的年轻人，对东正教已经不太“感冒”。反而是那些在苏联时期受政治压力不得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们，在苏联解体后，开始虔诚地到教堂做礼拜。比如，亚历山大的妈妈。
妈妈在亚历山大出生后，就不再工作了。那是1989年，正是苏联经历戈尔巴乔夫休克式改革，走向解体的最后几年。
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每周六上午会固定播放东正教栏目《牧师的话》。主持人是莫斯科牧师基里尔，如今他已经是东正教全俄罗斯大牧首。
“基里尔会对时下的教堂新闻，甚至国际新闻，表明自己立场，以此传播教堂的精神和教义。”这个在亚历山大5岁时开播的节目，和东正教在俄罗斯其他电视台、电台大大小小的几十个节目一样，代表着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苏。
亚历山大的父母一辈，以至于他身边的年长一些的朋友，都是忠实的东正教徒。“我的那些朋友们，对宗教非常虔诚。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35岁。”
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阿列克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他自己并不经常收看，但他知道这个固定播放的栏目。他说，俄罗斯还有几个东正教的广播频道，拥有大批听众，“人们收听（看）节目中的教义，试图找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卡内基和平基金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俄语毕业论文，对《中国新闻周刊》略论：“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经历了长久的复苏。不过，关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和宗教仪式。教堂能够扮演成这个国家的‘精神伙伴’。”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东正教的信徒。他多次利用外访机会，拜见海外东正教领袖，促进东正教的统一。他还将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的安保方法提高到了国家级。
特列宁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人们开始偷偷地认定自己是东正教徒。这种信仰在俄罗斯人心中扎根很深，才使得政治压力解除后，宗教得以迅速复苏。
阿列克谢说，他周围就有许多朋友坚持到教堂礼拜。“俄罗斯东正教这些年的发展很显著。大量的俄罗斯人假期到教堂，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基督教义。我认为，这对社会是有益的。”
俄罗斯拉瓦达民意测验中心2017年的民意调查中显示，75%的俄罗斯人表示，对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中的整体影响表示赞同。 年轻一代的宗教观
33岁的伊万（化名）刚刚成为爸爸。在上海留学的他，专程请假回到莫斯科，却和父母产生了矛盾。
伊万的父母认为，小伊万应该到东正教堂去洗礼。但伊万和妻子认为，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应该由长大后的小伊万自己决定，是否要接受洗礼，皈依东正教。
依据东正教教规，每个人接受洗礼的年龄并没有限制。依据俄罗斯新宪法，个人有选择宗教的自由。不过，很多老人希望孩子从小就信仰宗教，会在孩子婴儿的时候就代替他们做出决定。
来自海参崴的90后女孩安娜，如今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自己是有神论者，但包容多元宗教思想。
安娜说，她来自一个多元宗教家庭。曾祖父是穆斯林，这也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宗教。爷爷则是天主教徒。她们家还有东正教徒。家里的成员有的去东正教堂，有的去天主教堂。
“爷爷每年来海参崴看我们，都要专门去一趟天主教堂做礼拜。”安娜的爷爷住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一个小城镇，只有东正教堂。由于天主教并非俄罗斯的主流宗教，只有在海参崴这样比较大的城市，才会有天主教堂。
而曾祖父，则天天在家做祷告。“穆斯林做祷告频繁得多，每天要做5次礼拜，但海参崴并没有穆斯林清真寺。犹太教徒也没有专门的祷告场所。”曾祖父来自信仰穆斯林的鞑靼族。
安娜说，俄罗斯是多民族国家，像她这样的大家庭很容易形成，她自己有多民族血统，尊重每一个宗教。 “我没有做过严格的调查，我的朋友中，可能5个人会有一两个去教堂，另外3个人可能不会去。当然，我相信一定也有年轻的男孩女孩们信仰宗教，定期去教堂，定期祈祷。这毕竟是私人的事，很难讲清楚。”作为媒体记者的亚历山大认为，近年来，媒体的披露让东正教的作用显得消极。
不过，亚历山大非常坚定地认为，绝大多数俄罗斯年轻人对东正教充满反感。“我这样说，是基于阅读网络新闻、社交网站，以及朋友间的交流。”尽管偶尔还会去教堂，亚历山大却说，俄语论文，他在大约7年前，成为了不可知论者。
而他的信仰宗教的朋友，都比他年长。“他们成长于苏联时期，现在都到教堂去做礼拜。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因为他们的年龄和特殊经历；可能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信仰，又不上网，难以得知这些年东正教的丑闻；也可能，这些因素都有吧。” 强制实施宗教教育课
俄罗斯现在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国家杜马今年刚刚通过的一部法学，《宗教情绪保护法》。
“我确定，这部法学出台的原因是针对‘造反猫咪’乐队的演出。”亚历山大说。
“造反猫咪”是一支俄罗斯女子朋克乐队的名字。2017年2月，该乐队到莫斯科东正教大教堂演唱反对“宗教和政权的亲密关系”的歌曲，被认为“亵渎神灵”。3名成员遭到逮捕，之后以实施“流氓行为”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徒刑，在俄罗斯引起了巨大社会争论。
《俄罗斯新报》认为，《宗教情绪保护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不仅会加强国家的教权主义，还完全禁止公众对东正教及其他传统信仰的领导层进行批评。当然，也用不着镇压不忠的市民了，这部法学轻而易举就能给反对者冠以‘冒犯宗教情绪’的罪名。因为，极其模糊的条例，给司法暴政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近些年，对于东正教牧师开豪车、酒驾、撞人等新闻频出，让东正教形象受到作用。
一个滑稽的例子，是对于大牧首基里尔价值3万美元的瑞士宝玑手表。丑闻出来之后，俄罗斯东正教的官方网站上发了一张基里尔的照片。照片中，基里尔坐在桌子旁边，手上并没有戴手表，但他们忘了将手表拿远一点，光滑的桌面，映射出了这只手表的影子。
近年来，宗教精神写进教科书，也使得批评者难以认同。
苏联时期，宪法规定，“在一切讲授普通科目的国立、市立和私立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不仅宗教学校开始招生并开设宗教课程，而且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部分东正教牧师在征得一小部分小学校长和家长同意后，开始以校级补充课程的形式讲授沙皇时期的神学课。
2017年底普京签署法案，要求俄罗斯全国各级学校将强制实施宗教教育课。该法案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生效。尽管课程会尊重各个宗教，但占将近3/2人口的东正教信徒，还是让媒体觉得，这是对东正教的扶持。
安娜觉得，这违背了宗教自由的精神，“人们可以选择信教或不信教。”
5月5日，在复活节典礼上，普京说，“复活节给予数百万人喜悦和希望，鼓舞为善和有良好的志向。提醒大家关注，在俄罗斯历史上发挥着特殊影响，并滋养着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价值观。”
但特列宁认为，“（与苏联解体前）不同的是，教堂如今发挥的影响，太积极、太自主了。”
同样是俄罗斯拉瓦达民意测验中心2017年的那次民意调查显示：媒体对东正教的负面印象及批评，38%的俄罗斯人表示，来自于过分参与政治；认为教堂领导者奢侈的占16%；认为教义太保守引发自由主义者不满的人，占33%；剩余33%选择不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