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租界内曾经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侨民，高峰时其国籍多达56个，人口达七万多。在这些外国侨民中，充斥着各色人等，有家族历史悠久经营贸易的洋行大班，也有一文不名前来淘金的冒险者，有因国内政治动荡前来寻求安身之地的豪门贵族，也有身怀绝技为躲避国内战争等灾祸前来谋生的艺术大家。这些外国侨民来到上海，在立足居住的过程中，传播了其本土的文化，展示了民族风情，由此使上海租界内一些区域充满了异国情调。俄罗斯侨民虽然不是上海外国侨民中数量最多的，但近代以来俄罗斯国家命运的巨大变化和大批俄罗斯侨民纷至沓来，带来了一股浓郁的俄罗斯风情，使上海留下了对于俄罗斯侨民独特的历史记忆。 新来法租界居住的俄侨中，不乏从事工商业者。一些俄侨经营女帽头饰业和女服童装制作业，填补了上海商业的一些缺门。而一批俄侨开设的面包房、西式食品店、钟表首饰店和皮货店，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声名远扬。上海俄侨所办商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在哈尔滨、天津、青岛的不少俄侨大商号也将商业中心转移到上海。 新迁入法租界的俄侨，大多居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吕班路(今重庆路)、蒲石路(今长乐路)、环龙路(今南昌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一带，这些地段是法租界经营多年的城区，城市基础设施较好，离法租界的中心干道霞飞路很近。俄侨相对集中的居住，使法租界最主要的商业街霞飞路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繁华起来。在1926至1928年间，俄侨在霞飞路开设了近20家小百货店、10家食品店、30家服装店、5家大型糖果店、5家药房、5家钟表首饰店、5家理发店、5家出租汽车行、3家照相馆，以及一批小吃店和咖啡馆，霞飞路由此成为上海租界仅次于南京路的第二条繁华商业街。由俄侨特卡琴科兄弟开设的咖啡厅，是上海开设最早的花园餐厅之一，其规模居法租界之首，一个花园中可放咖啡桌百余张。俄侨劳马契1930年在霞飞路近陕西路口创办了一家叫“克来夫特”的西式食品店，当时创办资金不多，设备也较简陋，但他经营得法，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增设了两个门市部和一家面包厂，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一家西式食品店。至30年代中期，霞飞路上俄侨开设的商店已不下五六百家，霞飞路因此一度被称为“罗宋大马路”(罗宋，即英文俄罗斯人“Russian”的中文译音)，而俄侨开设的西餐店里供应的“罗宋汤”和“罗宋面包”，因具有正宗的俄罗斯风味而闻名上海。 除了发展商业，俄侨在其他许多领域也开始崭露头角。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一流的医师、建筑师和工程师中，有百分之十是俄侨。俄侨在上海医务界的地位也引人注目。许多俄侨，因为其渊博的知识、熟练的技能和勤恳的工作而获得好评。 万国商团俄国分队 1923年9月14日，俄国原海军中将格列博夫率领三艘船只进入吴淞口，除船员外，船上载有原白俄军人746名，其中包括一部分原“远东哥萨克军团”的官兵。中国政府包括租界当局，关于这700多名原白俄军人登岸是断然拒绝。因此格列博夫的船只在上海吴淞口呆了两年之久，经过颇多周折，一部分白俄军人终于被批准登岸，而剩下格列博夫率领的那些原哥萨克军团的官兵则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1926年南方大革命引起的形势变化，给这些官兵改变命运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1926年12月，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军逼近上海。早在10月份北伐军攻克武昌控制了汉口的外国租界后，上海两租界当局就十分担心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外国驻沪领事团决定，必要时调动停泊在黄浦江上外国军舰的水兵上岸保卫租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水兵数量，英国1500名，美国1300名，日本1000名，法国1000名，意大利500名，合计5300名。虽然外国水兵总数已超过5千人，但毕竟不是一支可以经常动用的部队。此时，格列博夫率领的这批哥萨克老兵被纳入视野。经过同格列博夫将军多次谈判，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决定授命格列博夫将军筹组“俄国义勇队”，以保卫租界的安全。格列博夫率领的这批远东哥萨克军团官兵，自1922年10月离开海参崴，历经了4年半艰苦的流亡生活后，由此终于在上海定居下来，并对上海俄侨集聚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格列博夫将军也因此成为上海俄侨界的头面人物。 1927年1月21日，上海万国商团俄国分队正式建立，设2个连队和1个机枪队，总数300人，其成员都是随格列博夫将军来上海的原俄国远东哥萨克军的官兵。此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辖的万国商团已有英国分队、美国分队、意大利分队等，所有这些分队都属义务性质，而由格列博夫组织的这支俄国分队，则直接为工部局所雇佣，军官和士兵都领取薪金，待遇丰厚，军官的月薪从100元到300元不等，同时工部局还提供膳宿，以及其他公费医疗、带薪休假等待遇。格列博夫在俄国分队中仍采用旧俄军队的战斗教练法，在各种活动中也都遵循旧俄帝国军队的条例。30年代中期开始，俄国军队向正规化发展，部队的内部训练、生活秩序和制度、服装以及武器装备等都同英国正规军没有什么区别。 这支公共租界万国商团中唯一职业化的武装，主要担任公共租界的保卫和工部局监狱的警卫工作，如昼夜站岗守卫工部局电站、在虹口公园巡逻、保卫工部局靶场等。1929年4月工部局华德路监狱内一批死囚犯发起暴动，打死打伤几个印度籍狱吏，俄国队当时负责监狱外围的警戒，参与了对囚犯暴动的镇压。1931年底日军侵占中国东三省后，上海各界群众召开抗日救亡大会，举行反日游行，上海工人也举行同盟罢工，俄国队被工部局作为警戒的一线部队，经常处于戒备状态。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万国商团宣布总动员，俄国队被派到租界与闸北华界交界处，关闭沟通华界与租界的铁门，在铁门旁构筑铁丝防护网。1937年10月底，谢晋元率领的四行孤军从四行仓库撤退后被工部局囚禁在新嘉坡路(今余姚路)留禁营达4年有余，就由万国商团俄国分队负责守卫。1938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时，孤军营准备升国旗举行纪念，被工部局劝阻，后经协商双方达成“平日不必升旗，纪念日可升旗”协议。8月11日，孤军营以这一天是88师受命来沪抗战纪念日，在营地升起国旗，守卫该处的俄国队长官令孤军营取下旗子，遭到拒绝，俄国队士兵即手持木棍等武器强行进入营地，双方发生冲突，孤军营方面伤111人，其中重伤41人，后来4人伤重而死。1个月后，又发生俄国队士兵殴辱前来慰问四行孤军的中国学生事件。1940年9月18日，因孤军营士兵通过铁丝网空隙同外面通话被制止而不理睬，俄国队士兵举枪射击，打死打伤孤军士兵各一人。因社会舆论谴责，当年12月，工部局将孤军营的警戒任务移交给万国商团其他部队承担。 俄国分队的士兵在执行任务时也常同上海市民发生冲突。1939年5月28日，经工部局财务处指定位置的中国菜贩在麦底安路(今浙江南路)设 临时摊位卖菜，屯驻该路的俄国队士兵以“妨碍安宁”为由强行将摊贩驱逐，致发生冲突，菜贩3人受伤，大量蔬菜倾翻在马路上，任人践踏。 据记载，1939年，俄国分队配合工部局警务处共巡逻街道1367小时，在街道上布岗308小时，1940年共巡逻街道2851小时，在街道上布岗1346小时，成为工部局维持租界治安的重要力量。 “梦中回忆” 历经苦难来到上海的俄国侨民，大多数都有一个“美好”的过去，有不少人在俄国曾经是显赫一时的贵族，过着富裕的生活，来到异国他乡，生活的变故使他们穷困潦倒，过去的贵夫人沦落为夜总会的歌女，显赫的伯爵成了小酒馆的看门人，或是当搬运工、汽车夫。生活的极端落差使他们不免依恋往事。所以在寂寞的午夜，经常能够看见几个俄侨，带着满腔抑郁和苦闷，走进俄国菜馆或酒吧，去喝劣等的麦酒，直至酩酊大醉。也有一些俄侨，喜欢独自坐在阴暗的角落里，一声不响地喝着咖啡，追思着沙皇时代的“光荣”历史。他们高兴或身边有钱时，俄语论文，会和侍女调笑一番，难过时便嚎啕痛哭一场。 在霞飞路的小酒吧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两个喝得微醉的白俄，在向一些好奇的询问者讲述他过去的“辉煌”：他曾经是一个拥有良田和庄园的公爵，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贵族，用他那神往的表情，细腻的叙述，来描绘他当年的生活。有些白俄在微醉之余，会独言独语，捕捉逝去的荣耀，有时甚至以野火般的愤怒，拍着桌子，大肆发泄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这些有过“金色”生活的俄侨，他们中间不少人初到上海时并不贫困，因为他们从俄国随身带来了不少花花绿绿印有彼得大帝的卢布，按当时上海外汇牌价，1个卢布可以兑换银元1元3角。可是好景不长，随着苏维埃政府新货币的发行，卢布便变成废纸。许多白俄为此十分后悔，懊恼当初没有将它们全部换成银币，甚至懊悔没有及时行乐。 白俄中不乏一些“大人物”，这些人在刚来上海之初还没有忘却自己昔日高贵的生活，时不时提醒仆人或朋友称他为“将军”、“公爵”或“大人”，在某些特别的日子，他们照样不忘去“拜见”同样流亡在沪的“上司”。他们性情好时，甚至在寓所里穿上挂满勋章的沙皇时代的大礼服。然而毕竟时过境迁，当冷酷的现实生活完全打破他们那些历史的残梦时，他们只能暂时抛弃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尊心，随行就市，一些昔日的“公主”和“伯爵夫人”开始倚门卖笑，一些昔日的“将军”或贵族，也只能屈尊去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俄罗斯风情和文化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租界内俄侨居住区日益繁荣，特别是俄侨集聚中心――法租界霞飞路一带，有着浓郁的俄国风味的店招，高加索式的粗厚用具，莫斯科近郊式的花坛，伏尔加河流的烈酒，粗犷而又深沉的歌声，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俄罗斯风情，霞飞路及其附近，因此被称为“东方的圣彼得堡”。 上海租界俄罗斯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许多多才多艺的俄国侨民身上：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许多优秀的俄侨音乐家。1927年11月，留学德国归来的萧友梅和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校――上海国立音专，在沪俄侨中有许多人被上海国立音专聘请担任教师。著名声乐家舒什林(苏石林)教授就是其中最有贡献的一位。舒什林在8岁时即以儿童歌手驰名于圣彼得堡，被称为“空中云雀”。他15岁毕业于圣彼得堡皇家音乐学院，以小提琴为主科，钢琴为副科，19岁专攻声乐，兼学歌剧，为意大利著名声乐教授埃弗拉迪的高足。他1929年来到上海，应国立音专校长肖友梅邀请，应聘担任该校声乐教授达15年之久。在舒什林教授的中国学生中，后来不少人成了著名歌唱家，如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然，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等。著名钢琴教师扎哈洛夫教授是上海国立音专最好的一位钢琴教师，多年后受过他教授的著名音乐家吴乐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十分动情，俄语毕业论文，他说扎哈洛夫教授“对一个学生的贴心，如何发掘学生的能力，使一个学生从课堂走向舞台方面，他很有办法”，“完全是他培养我成功的，所以我对他非常感激。” 俄罗斯学派的芭蕾舞向来与意大利学派和法国学派齐名。大批优秀俄侨芭蕾舞演员来沪定居，使上海芭蕾舞水平在3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当时地处法租界的兰心大戏院成了俄侨芭蕾舞演员演出的重要场所。一个名称为“俄国歌舞团”的俄侨芭蕾舞团是上海兰心戏院的独家租借人，也是兰心戏院舞台上的主要演出者。这个芭蕾舞团中有好几位一流的舞蹈家，在兰心大戏院演出了《天鹅湖》、《巴黎圣母院》、《睡美人》、《唐・吉诃德》等经典芭蕾舞剧，在上海风行一时。 上海俄侨中还有许多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和美术家。如著名建筑设计师亚・伊・亚龙，1922年来上海后即创办了“协隆”设计事务所，设计了上海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大华饭店和南京交通部大楼等。俄侨美术家兼建筑师雅・卢・利霍诺斯，1914年毕业于俄国皇家艺术奖励协会附属学校，1923年来上海后曾为上海各外商建筑企业承担了大量雕塑和艺术装饰，是当时最著名的建筑艺术家之一，他的建筑设计中最为出色的著作就是亨利路(今新乐路)上的东正教圣母堂，如今被作为上海的优秀历史建筑受到保护。俄侨画家中最著名的是1920年来到上海的波德古尔斯基。波氏十月革命前毕业于莫斯科绘画、雕塑及建筑学校，到上海后除了开画室，进行绘画创作，还承担建筑艺术装饰设计，他因参加沙逊大楼、法国总会等优秀建筑的装饰设计而名噪一时。波氏又是最早在上海举办画展的俄侨美术家，1926年、1928年和1930年后在上海举办的几次画展，都取得极大的成功。直到40年代，他的画作仍被称为“最为生动精彩”和“最引人注目”的。波氏曾多年担任上海美术俱乐部画室主任，指导了许多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都颇有成就。许多俄侨艺术家还创办和主持了许多一流的广告美术设计企业。许多大型外商公司，如英美烟草企业等广告部，都聘用俄侨美术家来设计。为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上海租界存在的世界各种民族文化中，俄罗斯文化几乎占了半壁江山。 30年代上海俄罗斯文化的鼎盛状况，因日军1937年发动的侵华战争而告结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孤岛”局面结束，上海俄侨同租界内的中外居民一样，开始了最艰苦最黑暗的生活。 作者单位：上海市档案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