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社会本质上属于政治社会，政治资本是其资本的主要形式。控制政治资本意味着获得财富及其保障。政治资本的存在使政治市场存在成为可能。这个市场的主体是以资源交换为目的的政治阶级代表。政治市场有其本身的结构。根据交换的主体不同，可以将政治市场划分为“圈内人”市场和“圈外人”市场。精英学探讨必须考察政治市场的构成及其机制，因为正是在此发生了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关于“圈内人”而言，政治支持(拥护)和忠诚是稀缺资源。也恰恰是这个使政治市场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当权者拥有的权力太多，而人民拥有的则太少。如果政治阶级的成员不需要那些国家组织外部群众的支持，则交易不可能发生。政治家不能没有拥护者而存在，同样，领导者也不能没有下属而存在。没有来自于全国人民的支持，国家政策(政治)也就不可能实现，否则这种政治价值就被过分高估了。所有政治阶级的实力都是以其拥护者的数量、委托人对他的信任来测算的。正是选举制度的存在给出理由认为这种支持是极其必要的。这种支持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关于进入政治阶级的人而言，同时也是关于地位保持者而言的。 可以说，在“圈外人”政治市场上主要的交换商品是特权，“圈内人”可以把这些特权赏赐给“圈外人”，而“圈外人”则付出自己的忠诚、顺从以及信任等。当然，也存在经济资本介入的交易――交易各方用来交换的以货币、物质财富和服务等形式出现的资本。例如，“圈外人”期望“圈内人”对社会领域进行投资(财政拨款)，而“圈内人”则期望他们纳税或者对社会规划进行赞助。其他与行政资源供给相关的交换类型，诸如安全保障、社会秩序和稳定等也都是可能的。但关于政治阶级而言，最为匮乏的资源就是拥护者的忠诚，也正是如此，才使权力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的、互惠的。 (三)过渡地带――交换的主要场域 国家政治系统是以资本在其中不平等地积累的方式构建的。存在一些资本集中化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权力(当权者)奖惩决策的源泉。控制所有类型许可证发放的官员(拥有签字权)，或者决定惩罚机制的官员，都比那些其职位与外部没有接触的官员支配的政治资本要多得多。 同时，在“圈外人”环境中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都积极地与政府(国家)发生关系。这里存在着过渡地带，在这个地带，群体处于与政治阶级经常的联系中：这是政党、大商人及其院外集团成员、政府专家等。而居民中的大部分与政治阶级产生交流只是在选举中，而且仅在其为选民之时。“圈外人”市场交易的大部分正是产生于这个最高等级的政治空间。韦伯根据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将他们分为三个群体：“临时”政治家、“兼职(副业)”政治家和“职业政治家(主业)”。韦伯划分的前两个群体在我们的概念中构成了过渡空间。 帕特南则划分了五个政治等级：(1)顶层――那些直接进入政治并参与决策的人。这些人的大部分都占据着正式的(官方的)政治岗位。(2)较低层――表现出间接的或潜在作用的“杰出”人士。这个群体可以包括高级官僚、大土地所有者、工业家、金融家、压力群体的领袖、非官方咨询机构的官员等，同时也包括那些能够形成社会舆论的人。(3)第三等级包括一些积极参与政治和管理委员会的大量公民(政党成员、中级官员、地方杂志的主编以及国家立法委员会的编者等)。这个等级可以称为“积极分子”。(4)选举人――一个数量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政治作用仅限于选举。(5)最底层――不参与投票的部分，这是政治上十分消极的一部分人。很明显，当我们谈论过渡的政治区域或高等级的政治空间时，我们应该将帕特南所列的第二个等级(“权威”人士)以及部分地将第三等级(“积极分子”)列入其中。社会的政治分层展示了“圈外人”市场的构成，俄语专业论文，某个群体的参与度越高则其在政治系统中的等级越高。 三、“圈内人”的政治市场 (一)市场规则 “圈内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第二种类型的政治市场，这个市场与第一种类型的市场的区别在于它的成员交换的是资本化的政治资源，而不是将一种资本转化为另一种资本。这个市场以商品的同源性著称，不过它的每个行动者支配的资源量有所不同。这里被交换的政治资源带有同质性特征，交易的特征在于更高的可靠性，意味着诺言必将履行。科尔曼引入的“赊欠单”概念――类似于“信任委托书”，把它理解为换取服务的保证。 在不履行诺言的情况下则产生群体内部冲突的局势，这个冲突将允许对“犯规者”采取强制方法：由刑事追究到集体驱逐。对“圈内”债务人(受了他人恩惠而未报答的人)的惩罚很少导致公共秩序的破坏，“圈外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对自己人的“惩罚”通常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地位贬值特征，乃至责令其“出局”，也就是说驱逐出掌权者阶级。 在“圈内人”中，成功的交易必须以刻不容缓的资源交换为前提，主要的成功交易是职业前程的升迁。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系统拥有资源，而个人支配这些资源只是因为他占据的职位能够保障他的权力生效。因此，国家职务关于每个“圈内人”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国家职务是其权力的保障、特权的标志以及实力的象征。关于其他“圈内人”来说，职务是其在政治场域中所占位置的指示器，可以明确无误地解读其意义。职务――编排权力等级中个体位置的密码，这个密码指示着他是属于这个或者那个“圈子”，或者某个“老板”。同时，“圈外人”能否正确地诠释职务地位的意义，则完全取决于他对“圈内人”地位等级的熟悉程度。高度熟悉的“圈外人”有能力破解职务的密码，于是他对圈子内部构造的理解就可能接近正确。这种“圈外人”将获得专家的地位。 (二)卖方资本 就像在“圈外人”环境中需要拥护者一样，政治领袖同时也需要圈子。拥护者的选民阵营只是对与大选联系在一起的那部分政治阶级才是重要的，而氏族阵营――则对国家机器内部工作人员而言是重要的。“圈内人”的相互关系系统的发展，准则上与正式国家制度的官僚制结构相抵触，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共存的。 占据位置时，“圈内人”能够有保障地“解决问题”，失去位置也就失去了自己政治资本的大部分。关于“圈内人”来说，政治资本与职位密切关联，无论是他曾经占有的位置还是现今的地位。当在政治空间中完成确定的移动时，“圈内人”获得了构成他的政治资本的关系网。他与其他“圈内人”的联系范围越广，则越接近权力内部并且经验越丰富。在政治场域中，无论是进行横向移动(职务领域的变化)还是纵向移动(地位等级的变化)，“圈内人”都必须掌握关系网、游戏规则以及在系统中的秘密行为规范。随着其“信任委托书”――责任或承诺书数量的增长，也使其渐渐成为参加交易数量最多的人。他被政治场域的历史和罗网所缠绕。关系在旧圈子中有时发挥着类似市场交易一样的积极影响。它们被现实化到每一个时刻、每一方面。正因如此，群际之间、层际之间的联系和接触在精英环境下比其他环境下更为强烈，从而导致群体的团结和一致。政治人――在“圈内人”场域中拥有广阔关系网的人，这些关系网是他资本增长的必需条件。然而，无论在任何条件下，经验都不能成为赋予其权力的政治资本，而它在于对包括关系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控制。 职务给了“圈内人”以基础的、正式的、官方的被功能所保障的资本。在政治场域逗留的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创造了资本自我增殖的可能性。官方资本使“圈内人”因系统而与众不同，而非官方资本被获得却是因为获得者的权威性、交际能力、直觉以及情况汇总(局势略论)能力。如果个体失去了基本的国家职务，他甚至失去了最杰出的能力。因此，在“圈内人”市场上最稀缺的商品也就是可以获得的职务或职位。在这个市场上，领导者是“售货员”，他们有能力从“圈内人”中征召自己的下属，以及在小圈子中网罗拥护者和追随者。 (三)买方资本 工作岗位可以看做“老板”的赏赐或奖励。这实际上是最普及的圈内交易之一：一方提供职位，而另一方则付出忠诚和专业知识等。而忠诚和专业作为两种商品是政治高层最为需要的。忠诚――关于所有政治行动实施所必需的关系的共同标志。因为权力关系包括行动者调动资源完成目标的能力，也就意味着拥护者的在场。如果没有拥护者，任何调动都不可能实现，如不如此，为了实现调动必将被迫付出过高的代价，从而使调动很不经济。当然，可以使用暴力来实现调动，但如此一来，则必将以过分的张力和危机来威胁系统的存在。如果反抗力量过于强大和经常化，并且政治方针不顾权力客体的情况或形势，则要求为政治行动的实施付出经常性的耗费。惩治方法、硬性鼓动、对不同政见者的摧残和不同意见的压制以及总体的监控――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采用的手段，但这对政治问题的解决是非常昂贵的。有拥护者，政策实施就容易得多。因此，拥护者阵营的创建，总是掌权者阶级的总体任务，尤其是其个体成员的主要任务。 政治拥护者可能是消极的或积极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研讨忠诚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谈论非批判的关系、非反抗影响。积极拥护者应该不只是不批判、不干涉行动，而是为提出的目标而积极努力地奋斗。效忠――忠诚的最高表现，它不仅仅包括对系统及其目标的态度，而且包括对具体上级的态度。效忠意味着不依赖于“老板”占据的职位和政治局势而对其无条件地认可和服从。在政治场域进行移动时，“老板”将“自己人”拉人自己的团队、“圈子”――联合在自己周围的拥护者群体。这恰恰是“圈内人”在政治场域获得升迁的最重要资源。这确定了政治阶级的非正式组织及其隐藏的氏族结构，在此正式的职务地位总是辅以“老板”的身份和地位，“圈内人”个体是“老板圈子”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圈内人”只有归属于某个具体的圈子才真正是“圈内人”。圈子可能具有组织的形式(例如，部门首长利用自己所属职员构成自己的圈子)，也可能不具有那种形式。圈子本质上是服务于老爷的仆从群体。圈子随着自己的“老板”移动(调转、升迁)，(老板)可以更换自己的成员、职务身份，但不变的是保持随从对自己的效忠。不同于官僚制的隶属关系，非官方的氏族系统并不将进入其中的个人固定在职务身份上。 在“圈内人”市场上第二重要的商品是权威性(专业性)，“老板”希望用其出售的职位作为替换从而获得这种权威性(专业性)。所有领导者都想指望自己的职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他领导的组织就将失去威信，从而组织的政治资本也将贬值。仆人的素质是“老板”政治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实远非如此，即专业性与忠心汇聚在一个人身上。很常见的是领导者不得不在专业内行的和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之间做出抉择。因此，组织在任何时候都不只是由忠心的工作人员构成，总是有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老板”将经常怀疑他们的忠诚。这两个集合――随从“圈子”和属下的正式群体――很少相互吻合。 俄罗斯社会的政治本质决定其(政治)国家对统治的独占权。国家成为功能被无限扩大的组织，在其中没有公民社会、个人甚至政党的位置。国家竭尽全力想把所有政治权力职能据为己有，并拒绝任何具有个人成分的其他权力形式。公民社会作为从国家中释放出来的一个多余环节，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政党也只有成为议会党时，才能获得现实的政治能力。国家包含政治权力和管理的所有最重要的制度。这种国家同时又是“为己的国家”，即服务于掌权者阶级。因为，虽然权力资源是在国家机器内部被生产的，但其一旦被行动者所攫取即获得个体的属性。但是，由于政治场域被国家主义化，其中实际行动的只有国家。因此，一方面，行动者拥有的权力总是暂时的，拥有权力仅限于他们还占据着自己的职位。每个政治行动者都暂时地拥有政治资本，努力成为政治资本的所有者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因此，政治社会精英的内在地努力使国家私有化以及将其地位继承。另一方面，当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时，行动者们都在努力尝试使自己的政治资本转变为资本的其他形式。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政治市场的存在，使交换得以实现，从而使资本得以积蓄、整合和聚变，交换本身使资本得以增值。对政治市场的略论，揭示了权力再生产的场域及机制，为对政治阶级特别是权力精英的略论提供了可能，因为正是在这里展现权力的生产、配置尤其是再生产的逻辑。 [责任编辑：初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