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前几年发生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这场争论，最初提出和涉及的原本是一个纯粹俄罗斯的“斯大林问题”，即俄罗斯社会怎样评价斯大林，到底是否存在“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的问题。但该问题被有关学者从俄罗斯移植到中国，再经过扭曲、变形和放大之后，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具有某种中国问题性质的“斯大林问题”。其实，由于中俄两国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中国当前改革面临的“斯大林问题”，与俄罗斯近些年呼唤“强权”、“铁腕”所提出的“斯大林问题”，是性质必须完全不同的问题。将这二者相混淆，有违“中国道路”必须革除斯大林模式弊端这一改革方向。“重评”问题，实际上提出了我们目前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态度问题：对它是革，还是保；是继续超越、突破苏联模式，还是维护、固守这一模式。这是对待改革态度的分水岭，也是坚持改革与否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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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思考 学术争论 俄罗斯 “重评”斯大林 实质
作者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探讨所探讨员，温州大学教授。（北京 100021）
我国学术思想界持续了长达六七年之久的一场重要争论--俄罗斯到底是否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思潮的争论，已于两年多前尘埃落定。
这是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65周年纪念日前夕，由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记者访谈时的言论得到佐证的。据报道，这位总统在接受《消息报》记者访谈时说：斯大林并没有“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对有关俄罗斯正恢复“斯大林主义”的说法，梅德韦杰夫进行了驳斥，他郑重表示：“如果从国家层面上而言，自新的俄罗斯国家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即没有改变过去的评价：“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曾犯下了大量罪行。虽然他曾做出过许多贡献，虽然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对本国人民也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1 ]这位总统把这些称作是“国家评价”。而在此前，即2017年4月7日，俄罗斯《晨报》网站也报道说：普京称斯大林制造了“卡廷屠杀”；并指出这是斯大林的报复行为，不应把罪责归咎于俄罗斯人民。
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俄罗斯总统对斯大林的这一评价，但就俄罗斯是否“重新评价”斯大林这一事实本身，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这一评论是结论性的，因为这是来自俄罗斯最权威人士--总统的评说。
一
俄罗斯是否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思潮，这场争论数年来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我国整个学术思想界，也波及到了新闻界和出版界，甚至也为社会上一部分人所关注。那么，这场争论的思想实质到底是什么呢？这场争论已由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65周年期间，对斯大林以不准出现其画像、不准出现其名字的处理方式，作为标志性的评价落下帷幕，也以俄罗斯总统出面谈话的方式给出了结论。在这之后，当我们回过头来总结我国舆论界发生的这场争论的时候，是不能不首先对这场争论的实质加以深入思考并做出回答的。
对于俄罗斯是否“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的这场争论，最初提出和涉及的原本是一个纯粹俄罗斯的“斯大林问题”，即俄罗斯社会是怎样对待、怎样评价斯大林的，到底是否存在“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的问题。但是，经过中国学术思想界一些学者的炒作，被移植到中国，再经过扭曲变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具有中国问题性质的“斯大林问题”。这样，俄罗斯在重建大国、强国地位当中所面临的“斯大林问题”，便与中国在深入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斯大林问题”，纠结、混淆到了一起，使这个原本分别在俄罗斯或在中国相对不那么复杂的问题，变得相当复杂起来。这两个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因而属于不同时空、不同性质的问题，原本是应当加以区别对待的；但却被一些学者把这个原本在彼时彼地关涉俄罗斯的问题，在移往中国时空，搬到中国语境当中，同中国在此时此地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斯大林问题”，混淆了起来。
在俄罗斯，这个“斯大林问题”的实质，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国地位丧失，面对严重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民族生存危机情况下，呼唤强权治国，呼唤“铁腕”，重振大国地位而产生的一种强国主义思潮。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意涵，就是呼唤斯大林式的强权，呼唤斯大林那样的铁腕人物，以振兴国家、恢复大国地位为目的一种大国主义情结。而在中国，面对的“斯大林问题”则完全不同：中国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遵循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继续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针对过去曾经受到过的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作用，革除其弊端的问题。
在中国和在俄罗斯，表面上面临的同是一个“斯大林问题”，但却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这是绝对不能混淆起来的。然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一些学者把俄罗斯的“斯大林问题”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中，却扭曲成了一个“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的问题。这种对俄罗斯“斯大林问题”的解读，既不符合俄罗斯社会提出它的实际意涵，也有违中国当前改革的方向和发展要求。这种解读注入了有关学者的主观意志、一厢情愿，因而不仅违背了俄罗斯的客观事实，最终为俄罗斯的事态发展和客观政治进程所推翻，同时也与中国的改革方向相背离，必然受到人们的强烈质疑。
中国和俄罗斯（含苏联时期），由于历史命运的某种相似性，由于两国革命历史的相互纠结和密切关联，自20世纪60年代两党两国发生争论、冲突以来，在半个世纪当中，都始终存在着一个互为关联的问题，即中国存在着一个“苏联问题”，俄罗斯（含苏联）也存在着一个“中国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其外在因素来说，就是以所谓“苏联变修”，企图铲除“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重要背景的；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也始终存在着苏联领导集团所谓的“现代教条主义”的威胁，这实际上就是当时苏联的“中国问题”。而到苏联剧变、苏共瓦解以后，中国存在着一个苏联剧变原因、苏共亡党鉴戒的问题，俄罗斯也存在着一个中国改革成败、改革经验的问题。上世纪末和进入新世纪以来，斯大林问题作为中俄两国“互为关联的问题”之一，又被突出提到了两国社会面前。这个问题原是首先由俄罗斯社会提出来的，它的提出，原是以俄罗斯特定的社会历史为背景的。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大国、强国地位的丧失，社会人心涣散，经济危机加剧，呼唤铁腕、呼唤强权，呼唤类似斯大林式的人物出来治国，就成了俄罗斯人在特定情势下的一种期盼，成了俄罗斯社会发出的一个强音符号。这就是俄罗斯人特有的一种强国主义、大国主义情结在当今的体现，就其主流意涵来说，其本质内容，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民族爱国主义，其中并没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成分，也并没有希望恢复苏联制度和斯大林体制的愿望和要求。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期，中国发生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或者说出现了“第三次改革浪潮”。有人利用在改革过程出现的失误，特别是在医疗、教育和社保政策上的问题，对改革“方向和道路”提出了严重质疑，企图从根本上来否定改革。有人大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大谈苏联经济曾有过的伟大成就。这样，就使中国面临的怎样对待斯大林体制与苏联模式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国学术界有些学者把俄罗斯的“斯大林问题”拿过来，将俄罗斯在大国主义、民族爱国主义语境下，呼唤铁腕治国的“斯大林问题”，搬到中国，变换、扭曲成了俄罗斯“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的问题。这样，他们就将俄罗斯人从强国主义和民族尊严出发，对斯大林的某些积极或客观评价，俄语论文，转换、曲解成了对斯大林体制模式的肯定和赞颂。
概而言之，他们以此来评说近些年在俄罗斯升温的斯大林问题，不仅意指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变化，而且也着意于我国目前改革的现实问题，借俄罗斯对斯大林进行的在他们看来是所谓的“重新评价”，来校正我国改革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即所谓“方向道路”问题。不管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其主观意图是否如此，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客观效果和客观影响，实际上不以个人主观愿望为转移，是不能不与这一客观形势相关联、相依存的。
在这种对斯大林“重新评价说”的作用下，我国某些报刊也迅速跟进，所载文章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俄罗斯要向苏联回归了，仿佛那里又要恢复斯大林体制模式了。这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出版界为适应科研和教学参考的需要，于2004年又重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印数仅1700多册，显然是仅限于供教学和科研之用的。但这一信息却立即引起我国某报的巨大兴趣，俄语论文范文，被拿出大半版篇幅予以专题报道。在该报道中，给人的强烈印象是，仿佛俄罗斯要重新以该《简明教程》为教材，让人们来重新学习了。至于对普京有关斯大林言论的报道，有些作者更是片面摘录，随意解释，仿佛这位总理又要引领俄罗斯回到苏联时代了。在这种倾向的作用下，一些媒体受到误导，也随风附和，不断扩大这种报道。这种情况，甚至使我国学术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真的俄罗斯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要为斯大林翻案了。有人被误导后，甚至乐观地估计，认为我们的北方邻国要“走俄罗斯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了。2017年在一次学术研究上，笔者就曾惊讶地听到一位有相当资历、相当地位的学者，在这样煞有介事地认真谈论。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倾向的引领下，近几年一些报刊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进行了片面的阐述，孜孜以求于称赞这种体制模式的优越性，却竭力回避它的问题和弊端。苏联的高度集权问题、无法治问题、大镇压问题、农民农业问题（农业集体化的后果）、思想理论僵化问题，等等，都被着意掩盖了起来，或只是轻描淡写了之。甚至一些本已被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阐明了的问题，又被搞得混乱了起来。在回避和掩盖这些问题和弊端的同时，却把苏联的计划经济歌颂为曾经“实现了腾飞”的、“欣欣向荣、繁荣发达”的经济。实际上，熟悉苏联经济情况的人都知道，苏联的经济从来没有“腾飞“过，也从来没有欣欣向荣和繁荣发达过；苏联的经济向来只不过是不断克服危机的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是如此，在战后恢复时期更是如此。
二
在我国，这样肯定、赞颂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不管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与我国目前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背道而驰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伊始，就针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指出了我国存在的体制问题。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2 ]这就是说，从改革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针对苏联模式进行的。后来，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国特色”二字，其实也主要是针对苏联模式而谈的，当时他是这样讲的：“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 ]
后来在1985年8月，他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4 ]
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从我国改革伊始就是从我们“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遭受挫折的深刻教训，提出改革开放并创造性地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首先就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特色”，区别于斯大林体制的“特色”，这是十分清楚的。
邓小平同志上述思想也突出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党创建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过程，实际上自始至终是一个克服和消除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弊端的过程。
然而，随着近些年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而面临一些改革难题，特别是由于改革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在社会上引发有关公平正义争论的时候，有些人却借此小题大做，质疑我国改革的道路与方向。恰恰是在这种形势下，有人特别突出地把斯大林和苏联模式问题提到了我国思想理论界面前，大谈苏联计划经济创造的“辉煌”，宣扬苏联模式的成就，搅乱了原本在历史和理论上早已明了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借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这个历史问题的评价，提出了我国当前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即：我国目前改革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在他们看来，我国的改革方向和道路错了，偏离了苏联模式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错了，偏离了苏联模式的方向。在他们看来，我国的改革只应依循传统社会主义准则而行，而苏联模式就是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范本和榜样。
实际上，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目前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态度问题：对它是革，还是保；是继续超越、突破苏联模式，还是维护、受制于苏联模式；是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还是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混同于苏联模式。这是当前摆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和全党全国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实际上也成了对待改革态度的分水岭，成了是继续改革，把改革推向前进，还是停滞改革、阻挠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试金石。 正是这个缘故，近几年有些人在苏联模式和斯大林问题上搅浑问题，做了许多文章。这就是竭力抹煞斯大林的错误，拼命淡化苏联模式的弊端，为计划经济体制评功摆好。比如，把苏联上世纪30年代明明是镇压、清洗老布尔什维克，迫害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 “大清洗运动”，说成是“肃反运动”或轻描淡写为“肃反扩大化”；把斯大林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言堂”、个人专断体制，轻飘飘地说成是仅仅“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更有甚者，竟然公然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把被我党八大和以后邓小平同志肯定了的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和赫鲁晓夫的改革加以否定，等等，不一而足。
更有甚者，有人竟出面公开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其语调之狂热，丝毫不逊色于上世纪40～50年代。此人把在1912年才进入党中央、十月革命期间仅居于苏俄领导层第五六位、六七位的斯大林，吹捧为“开国元勋”，将其在苏俄的地位同美国开国总统、“国父”华盛顿相提并论，并穿凿附会地“创造”出“元勋崇拜论”，以此为据，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论调与我们今天的时代气氛是这样不相符，仿佛把我们拉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探究，始终是同对斯大林体制的扬弃，同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联系在一起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是这样。所以在面临改革任务的当今中国，是不能“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的，具体说，是不能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肯定”、“评价”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如果“重新肯定”斯大林及其模式，那就要恢复过去那一套做法，中国就要回到60～70年代，“四人帮”就要上台，我国人民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改革的辉煌成就，就要付诸东流，这恐怕是我国绝大多数民众所不愿看到的。
以为俄罗斯是在“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的学者，实际上是把俄罗斯的“斯大林问题”中国化了，把这个纯粹俄罗斯的问题涂上了中国色彩，或者正像有位学者所说，他们“太一厢情愿了”，就是把自己对斯大林的观点强加到了俄罗斯人头上，这实际是一种“移情”。就是说，他们把自己主观上对待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情结--留恋、眷恋之情，转移到了俄罗斯目前的“斯大林问题”上去了，所以，他们不能冷静观察、客观略论俄罗斯的社会现实。
俄罗斯近些年各阶层、各党派和各种社会思潮是怎样对待斯大林问题的，对此必须进行客观、冷静的略论。从总的情况看，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俄罗斯并没有背离上世纪90年代的方向和轨道：民主派（含极端民主派）对此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什么；上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派，实际上大多演化成了目前的民族爱国派，他们一如从前，没有改变对斯大林的基本看法；以俄共为代表的传统派也是同样，像从前一样没有改变过去对待斯大林的立场。传统派和民族爱国派与以前相比，如果说观点有所变化的话，那只是加重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色彩，更着重于从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立场去评价斯大林，但这种变化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基本立场，使其去“重新评价”斯大林。这三党、三派，三种基本社会思潮对待斯大林的评价没有变；从90年代到目前的俄罗斯领导集团，正像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对斯大林的“国家评价”也没有变，这就决定俄罗斯根本不存在“重新评价” 斯大林的问题。
而所谓“重新评价”、“重新肯定”云云，正是我国某些学者所抱着的某种“移情”所造成的。
当然，不可否认，在俄罗斯的某些社会群体中，近些年的确存在着一些“怀旧”情绪。对这种“怀旧”情绪，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略论。怀旧是俄罗斯民众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一种反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众对社会乱象丛生，烧杀抢劫频发，社会安全问题极为愤懑，因而产生了对过去苏联社会安定状况的某种怀念；同时，对俄罗斯一个时期在医疗、养老、教育方面失去社会保障的状况也十分不满，同样也产生了某种对苏联时代的怀恋。但真正在调查谁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去，特别是回到斯大林时代时，给予肯定回答的却少之又少。[5 ]这表明，“怀旧”只是民众对社会某些现实问题不满的反映，也是这种不满情绪的一种发泄形式，并不是经过周密审慎思考而做出的一种理性略论和冷静选择，更不是对斯大林的一种“重新评价”和“重新肯定”。
当然，在传统派中，在过去苏联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中，也的确有人想回到过去，但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关键是，他们20年前想回到过去，现在也想回到过去，一直坚持着对斯大林固有的那种评价，因此，他们也并没有“重新评价”斯大林。
我们在认识、思考俄罗斯究竟存在不存在“重评”斯大林问题时，只要弄清俄罗斯目前存在的“斯大林问题”是什么，中国当前改革当中遇到的“斯大林问题”又是什么，同时分清它们二者的思想实质和重要区别；只要弄清我国某些人或多或少怀恋、“移情”斯大林及其体制模式问题的那种倾向，同时了解提出所谓俄罗斯“重评”斯大林问题的客观政治形势和来龙去脉。这样，就会对我国学术理论界的这一争论，对其思想实质、内涵和现实性问题，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了解。
我国学术理论界持续了数年的对于俄罗斯到底是不是存在“重评”斯大林的这场争论，随着俄罗斯卫国战争65周年纪念活动对斯大林采取的态度，随着俄罗斯总统在这期间有关斯大林的一席谈话，已经尘埃落定。
这场争论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与当前改革密切相关的现实政治问题，对这场争论的意义应当认真探讨，深入总结；我们在此只是就这场争论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只是抛砖引玉，希望以此引出更多、更有分量的评论来，以便人们从这场争论中吸取更多、更深刻的教益。
参考文献：
[1]Извесеия.07，05，2001.
[2]中央文献探讨室.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77.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139.
[5]黄立茀.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南风窗，2017（7）；戴隆斌.当今俄罗斯有关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探究与争鸣，2017（8）.
编辑 秦维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