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具有犹太血统，但他感觉自己更是完全意义上的俄罗斯人。以赛亚・伯林写道:“帕斯捷尔纳克热爱俄罗斯的每一样事物，除了斯大林的野蛮统治外他准备宽恕祖国的一切缺点。他和俄罗斯人民的内在生活交流，分享他们的希望、恐惧与梦想。他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勃洛克那样，是俄罗斯的代言人。”[1]这位俄罗斯的代言人在《日瓦戈医生》中通过人物、事件、叙事来讨论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以及俄罗斯的使命，这些都是典型的俄罗斯作家关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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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安排的叙事模式与人物角色，就以象征的方式思索了俄罗斯的出路，虽然他不喜欢批评家对《日瓦戈医生》做出象征解读。他说:“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应用宗教象征手法―给这部书增添一些温暖。这些象征如同屋子里安置了炉子，让屋里暖和一些，如今某些评论家是如此专心于探讨这些象征，恨不得让我亲自钻进炉膛中去。”[2]如尼采所言，艺术家和批评家是资质相反的两种类型，艺术家的创造力与判断力互相背离，往往误解自己的著作。[3]而且以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俄语论文题目，批评家大可置作者的意图于不顾。《日瓦戈医生》探讨权威埃德蒙・威尔逊就对小说主题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概括和提炼:革命、历史、生活哲学和文化恋母情结。
威尔逊的文化恋母情结指的是小说里超验主义的爱情主题。他以人物象征和心理略论的双重解读措施，把拉拉当作俄国文化女神，并以此作为全书的“文眼”，分头去透视小说的三个主要男性―科马罗夫斯基、安季波夫和日瓦戈为争夺女神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得出小说是俄国诗人对祖国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
小说中拉拉不知所终，俄国文化女神最终去了哪里?有人探索小说里“追赶不上”的结局;也有人认为拉拉己被烈火焚化(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总是描绘拉拉身边的炊烟、劈柴炉和熨衣服的焦糊味)。威尔逊认为书中反复出现的活埋意象值得注意。拉拉曾经梦见自己埋在土里，“左肋、左肩和右脚露出，左乳长出一丛青草。”日瓦戈同女巫对话后夜里产生幻觉，看见利剑劈开拉拉的肩脚，“她敞开的胸膛里一下子抖出了城市、街道，住宅和土地”。这些荒诞的隐喻，威尔逊认为是死而复活，拉拉永远活在日瓦戈的诗歌的流传中。
笔者认为把拉拉看成是俄罗斯的文化女神，并非十分恰当。因为拉拉在小说中并未承担文化传承的使命，也不具有文化传承的才干。除了在1905年革命时的思考，她也没有过多思索俄罗斯的出路。真正的俄罗斯文化的思考者与体现者，无疑是日瓦戈。
拉拉是具有独特个性和美好心灵的俄罗斯妇女的形象，是俄罗斯的象征。小说中某些情节表明日瓦戈和安季波夫是把拉拉同俄罗斯的形象融合在一起的。当日瓦戈从林中兄弟的队伍逃回尤里亚金拉拉的家后，他思考了“拉拉是什么人，对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安季波・夫在瓦雷金诺和日瓦戈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上和她的姿态上，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怯和大胆的体态的混合上。可以以她的名字，用她的嘴对时代提出控诉。这两个人物的思考都传达出同样的含义:拉拉是和对俄罗斯，和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以及生存的幸福融合在一起的。
拉拉也是俄罗斯文学中圣母崇拜主题的再一次出场。在俄罗斯作家笔下，俄罗斯往往以一个备受凌辱而又光彩照人的女性出场。从普希金的达吉雅娜，到屠格涅夫的丽莎、叶琳娜、达尼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索尼雅，托尔斯泰的娜塔莎・罗斯托娃、吉妮，……这一长串的女性，纯洁、善良、无私、奉献、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受侮辱受欺凌而又充满母性情怀。这些圣母般的女性，往往成为男性生活的引导者，理想归宿。就如勃洛克在《俄罗斯》一诗中写到的:
仿佛又值那黄金的岁月，
三套马车的破后牺摆动着，
彩绘辐条的车轮陷进了
一个个松动易塌的车辙……
俄罗斯，贫穷的俄罗斯呵，
关于我，你那灰色的木屋，
你那随风飘动的歌声，
像爱情涌动最初的泪珠!
我不知道该怎样怜惜你，
只会小心地背负十字架……
你那种夺人，心魄的美质
可交给不论哪位魔法家!
任凭他把你诱惑和欺骗，
你不会消失，不会覆亡，
只有那忧，公冲忡的焦虑，
才能掩盖你那美丽的脸庞……
诗里描绘出来的俄罗斯，俨然一位忧伤的女性，受到各式各样的魔法家的诱惑，受尽凌辱。
拉拉正是这样一位女性，是受尽苦难的俄罗斯母亲的象征。当然，拉拉的角色是多重:俄罗斯母亲的象征、日瓦戈的情侣与精神之母、生命的女神。日瓦戈对她的依恋，就包含着寻求生命价值，精神归宿的渴望。她所代表的纯洁、善良、富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古老道德，在人欲横流、暴力肆虐的时代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化眷恋。
拉拉是曾误入歧途的玛利亚。拉拉很早就失去了家庭的护恃，一不小心受到阴险的科马罗夫斯基的引诱，踏进了情欲的泥潭。科马罗夫斯基象毒蛇一样紧紧地缠住她、魅惑她，使她在痛苦的顺从与绝望的挣扎。“日瓦戈的诗”中《忏悔的女人》就是拉拉忏悔的心声:
死神入夜就要光临，
这是我一生的报应。
荒唐放荡的回忆，
会啮咬我的心灵。
被玩弄于男人的股掌，
我曾愚蠢而疯狂，
欢乐而繁华的街上。[４]
诗中忏悔的女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她身上赶走七个鬼，在面对耶稣的忏悔中，她“极为坦率地哀痛过去。哀痛先前每夜根深蒂固的旧习惯煽起的情欲。”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曾迷失在情欲之梦的拉拉的象征。当科马罗夫斯基闯入拉拉的生活，如果只是引起她反抗、厌恶的话，拉拉原可以抗拒和摆脱的。可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是不可理喻的，充满了矛盾。你厌恶的某个角落也许正是使你比起你真心地、毫不勉强地爱上的人更愿意屈从于他的原因。
拉拉一方面想摆脱科马罗夫斯基，一方面又在情欲的恶梦中越陷越深每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吓得头发都竖立起来。但夜里的疯狂又像巫术那样无法解释的矛盾。这时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违离逻辑:银铃般的娇笑表现的却是刺，心的痛楚，挣扎和抗拒意味着顺从，落在那折磨人的手上的是无数感激的亲吻。
拉拉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戒除肉体的私欲、获得心灵的阪依，以上帝对于生命的篇言作为内在音乐，去承受生活的重压，拉拉到教堂去忏悔。她感到神父所念的“心灵空虚的人，痛哭失声的人，渴望并追求真理的人”，说的就是她，主在冥冥中向她宣示:受践踏的人的命还是值得羡慕的。
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并没有使拉拉颓丧沉沦，也没有使她卑躬屈膝。她凭着自己的力量，从那可怕而痛苦的泥潭中傲岸地站起来，与从小就迷恋着她的安季波夫结了婚。不幸的是，帕沙投身十月革命，成为一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离开了她，又把她置于无助的境地。就是当她在日瓦戈的爱情帮助下获得快乐时，噩运也并没有离开她，科马罗夫斯基像阴魂一样，又一次钻入了她的生活，最终造成她的悲剧性结局。拉拉是痛苦磨难培育出来的苦难之花，历经苦难依然高贵，虽被摧残依然妩媚，面对邪恶纯真不改，重压之下永远生气勃勃。当噩运来临、生命之树几乎要被拦腰斩断的时候，她毫不退缩，坚定地用永不枯竭的生命热力去支撑，最终得以从苦难与歧途中救赎。
日瓦戈对拉拉说:“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５]日瓦戈对曾经迷失的拉拉的爱，恰如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苦难的俄罗斯的爱，就像勃洛克所说:“一个俄罗斯人只要爱上俄罗斯，―他就会爱上俄罗斯本身。眼下，上帝本人正把我们引向这种爱。在俄罗斯内部积累了那么多的疾病和苦楚，而且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过错而造成。若没有这些不幸，我们就不会有谁去怜悯俄罗斯。”[6]
拉拉也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在对丈夫安季波夫的倾注的默默温情“掺杂着母性的情感”;在日瓦戈对拉拉的精神依恋中，包含着寻求归宿，寻求母亲般温柔的渴求。拉拉是日瓦戈的精神支柱和生命源泉。这样的一个女性无疑充满灵的气息，具有圣母般贞洁的母性。
拉拉还具有情人、妻子(及母亲)、性对象(性诱惑或性施暴)的身份，三个男性围绕着她周旋、争斗，既象征着女性的三种不同的命运，也象征着俄罗斯当时的几种主要政治力量和俄罗斯三种不同的命运:以诗人日瓦戈为象征的文化精神把拉拉从旧制度的象征科马罗夫斯基，以及革命的象征安季波夫造成的苦难中拯救出来。这种拯救是帕斯捷尔纳克在俄罗斯历经半个世纪的风云激荡，怀抱对俄罗斯深沉的爱恋，思索得出“文化拯救俄罗斯”的思考。
安季波夫和科马罗夫斯基分别依附于两种相互对抗的政治势力。科马罗夫斯基是商务律师、检察官、上流社会的贵宾，是旧俄国的统治的象征，同时也是邪恶和魔鬼的化身。他早年侵吞日瓦戈父亲的遗产。后假装行善，俄语毕业论文，占有了拉拉母亲。他把拉拉从贫困中搭救出来，送进学校，也引诱拉拉失贞，还想主宰拉拉的一生。不料拉拉愤起反抗，逃出了他的魔爪。可是，瓦雷金诺，科马罗夫斯基再次出现，以一个小计谋，就再次把拉拉从她的爱人日瓦戈身边骗走。科马罗夫斯基正是旧俄的邪恶的象征，作者在他身上贯注了对旧制度的批判。
安季波夫是俄国革命者的典型。他的父亲被沙皇流放西伯利亚，他寄居在铁路工人季韦尔辛家里，由此他结识了拉拉，并爱上了这个女孩。他起初不明白，为何“时代的全部眼泪和惊恐，它所有的觉醒和骄傲”都集中在拉拉可爱的脸上。婚后安季波夫得知拉拉饱受凌辱的过去，整个心灵被憎恨扭曲变形。他去打仗、负伤、失踪、隐姓埋名投身革命。当他再度出现在内战的前线时，他成了使白军闻风丧胆的“枪决专家”和红军名将斯特列尼科夫。他同历史吵架，向整个・旧俄国宣战，把生活当成打不完的战役。为了要给拉拉报仇，洗清污秽，他不惜用子弹和匕首，契卡和征粮队，以及一切血与火的手段。他正直坚定得如铁铸成，是个犯有过失的革命家。革命也以钢铁一般得无情镇压他、搜捕他，逼得他走投无路举枪自杀。革命如斯特列尼柯夫乘坐的装甲列车，风驰电掣，轰然而至，势不可当，一路斩妖除怪，但也把仇恨和暴力撒满人间。革命善恶兼而有之，它像出轨的火车、失控的机器，非常可怕。革命的伟大和过失就像暴风雪刮过俄罗斯广阔的原野，华美与凄凉难分难解。安季波夫的悲惨结局，以及他带给拉拉的伤害，说明帕斯捷尔纳克认为革命只会对俄罗斯母亲造成伤害。
日瓦戈是帕斯捷尔纳克赞赏的知识分子代表，在他身上凝聚着帕斯捷尔纳克对民族国家命运的“第三种道路”的幻想。旧的沙皇制度(科马罗夫斯基)以及革命(安季波夫)都不能给拉拉带来幸福，而只会造成伤害。日瓦戈让拉拉获得了安宁，并在诗歌中得到永生;而且，日瓦戈和拉拉的女儿坦尼娅备尝艰辛，生活在即将到来的希望之中;说明帕斯捷尔纳克认为文化能够“拯救”俄罗斯。而且，日瓦戈的艺术生活，韦杰尼亚平和冬采娃对于基督教、社会生活的谈话，是古老俄罗斯的文化精神再次出现，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再次接上传统。
“重返瓦雷金诺”是全书高潮，也是三个男人为拉拉决斗的关键一幕。在那座凋零破败的贵族庄园里，日瓦戈和拉拉找到了他们暂时的爱情避难所。在冬夜、的皑皑白雪和吓人的狼嚎氛围中，日瓦戈秉烛夜书，创作拉拉之歌。他凝视拉拉熟睡的身影，感谢主给予他如此珍贵的赏赐。不料，科马罗夫斯基再次闯进他们的生活，编造谎言，逼迫拉拉随他向远方逃命。拉拉刚走，谣传已被处死的斯特列尼科夫又不期而至。他冒死穿越西伯利亚，来同拉拉诀别。他和日瓦戈一起剖白各自对拉拉的衷情后，在夜里举枪自杀。
虽然日瓦戈不得不将拉拉拱手交给科马罗夫斯基带走，从此生离死别。但日瓦戈最终赢得拉拉，因为拉拉在他死后回到莫斯科，在他的棺材前述说他们如人类始祖般永恒。小说暗示拉拉可能死在集中营，但拉拉却在日瓦戈诗歌之中永生。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文化复兴是俄罗斯走出苦难的唯一道路。
正如《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说:“帕斯捷尔纳克借助长篇小说，创造出俄罗斯文化的综合形象;这种文化经历了种种考验，但没有被摧毁，也就是说，文化是不朽的，因而也便是生命的存在形式。”[5]
注释：
1 转引自Garrard, Jed．The Russian novel from Pushkin to Pasternak．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 213．
2奥丽嘉・卡里斯莱《三访帕斯捷尔纳克》，载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前引书，358页。
3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17页。
4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749页。
5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前引书，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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