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20年过去了，作为苏联法权和实际继承者的俄罗斯，在1991年那场风暴过后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不仅是我国学术舆论界所普遍关注的，也是我国广大民众所关心的问题。 不过，这是一个十分厚重、容量巨大的题目。在此我们只能就其主要方面，尽量加以简要阐述。首先，必须对“俄罗斯”这一行为主体加以限定，这里仅仅局限为从叶利钦、普京到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俄罗斯领导集团及其所体现的社会主流，是怎样对待并消解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 以下略论主要着眼于苏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教训本身，看看俄罗斯领导集团对此采取了哪些主要的对策和方法，来消解苏联解体的教训。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权，苏共独揽一切大权，严重缺乏监督，致使内外政策和社会问题产生种种严重弊端。叶利钦及其集团执政后，另起炉灶。首先宣布苏共非法，从上到下将其解散。接着取消了苏联党政的一切机关设施，用新建的一套政治设施加以取代。他用三权分立的“总统―议会制”国家，完全取代了苏联名为联邦制、实为“单一制”的联盟国家。 1993年后，叶利钦通过修改宪法，建立了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权力机制，在中央一级加强了权力，各地区行政长官则实行直选制，使得分立倾向加重。这样，俄罗斯联邦就面临着分崩离析、走向解体等现实危险。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扑面而至，社会全面自由化和“休克疗法”改革造成的混乱，使各种社会危机全面爆发，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崩溃，居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加上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缺乏监督、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和制度瓦解致使的法制崩坏，俄罗斯警匪勾结、腐败成风。在其统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叶利钦交出权力，普京时代来临。 普京接管权力后，实行铁腕整肃政策。针对叶利钦时期的乱象，他收回地方权力，实行“新中央集权”政策，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制，改行地方行政长官由总统提名、由地方立法机构确认的产生办法，制止了外高加索和其他一些边缘地区的分立主义倾向。 接着，普京改革了政党制度，组建统一俄罗斯党为“政权党”，又推动公正俄罗斯党的建立，把它作为主导政党的“第二种”政治力量，并提高议会党门槛，将得票率由5%提高到7%，避免了小党对议会的介入。他改变了叶利钦时期总统不加入政党，凌驾各党之上的做法，他本人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担任该党党首，形成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政党体制。 此外，普京还进一步把叶利钦推行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改变为“可控民主”，取消了诸多方面的民主机制。这一系列政策方法，被反对派指责为改革的倒退和专制体制的“复归”。 “梅普组合”联手执政后，有迹象表明，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在执政理念上逐渐出现分歧，新总统又重新强调“政治民主化”，主张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密不可分。同时，还提出改善多党制，加强政党竞争。这些主张的提出，使梅德韦杰夫在2017年10月公布的民调中几近追平普京，前者的民意支持率为76%，后者为77%。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俄罗斯的政治走向又开始向政治民主化的方向摆动。 总体而言，从叶利钦到普京，只是构建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大体框架，并未来得及对政治体制进行细密、周详和深入的改革。一党独大，无法展开正常的竞争，监督的有效性受到极大限制;法制不完善，人治盛行，国家一如既往地进行干预等等，都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还留下许多制度和法治漏洞，造成目前腐败还不能被有效制止。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 在经济方面，国有制、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官轻民，严重忽视民生的发展模式，俄语论文题目，给苏联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弊端，造成经济结构失调，发展动力不足，民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民众生活水平低下。 叶利钦在1991~1992年间采纳盖达尔的激进改革政策，即“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外贸自由，实行证券私有化，建立了以全面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由于私有化条件不公和仓促行事的政策方法，在消除外贸赤字的同时，导致物价飞涨，居民生活急剧下降，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和动荡，同时使得民众财富被少数人“鲸吞”，造成“一小撮人”暴富，出现“寡头”对经济、政治和传播媒体的垄断，形成“寡头资本主义”。 普京接手政权后，抛弃了叶利钦时期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做法，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以建立强大经济为出发点，对经济战略、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根本性的调整，形成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他重拳整肃“寡头”，夺回了他们侵吞的公司，重新实行国有化，一些公司被国家或国家控股公司兼并，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或公司的控制加强，这一进程被学者称为是“国有化”或“再国有化”。 普京不仅制止了经济下滑的势头，还促进经济连年发展，2000年~2017年俄罗斯年均增长达7%，2017年甚至加速到8.1%。经济形势的好转，特别是世界油价的飙升，使得俄罗斯的财政收入激增，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养老金和工资额度，改善了居民生活;同时，在教育、住房、医疗改革上加大投入，基本做到了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所许诺的让人们“有学上，有房住，看得起病”。 然而，为照顾民生，普京及其执政集团无暇顾及、也忽略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这些在苏联时期就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依然如故。这种情况使俄罗斯在2017年金融危机中因油价大落而遭受重大打击，造成国民收入锐减7.9%。这表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 这种局面让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感到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提出了由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任务。为此，梅德韦杰夫总统成立了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确定以国家经济现代化和技术革新为优先方向，重点解决医疗、信息、航天、电讯和节能等领域的创新问题。但学术界认为，俄罗斯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两难局面，当石油天然气价格上升、经济好转时，只顾资源性产业的发展，缺乏发展创新型产业的积极性和动力，而当资源价格下跌，财政紧张时，又缺乏资金用于创新型产业的发展。因此，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 在文化意识形态管理方面，苏联的文化统治主义曾长期束缚、禁锢人们的精神世界，压制科学文化和思想理论的创新，缺乏必要的改革理念，造成改革屡改屡败;同时，打压科技理论的发展，带来科技的落后，最后使苏联在国际竞争中败北。 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取消书报检查制度的基础上，遵循西方的自由民主化理念，进一步推行自由化改革，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多元化，实行出版、言论、集会游行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放开宗教活动，使俄罗斯在政治精神文化活动方面达到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这个时期的经济危机、社会混乱和法制崩解，严重威胁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精神文化上的自由民主大打折扣，令人们对走西方民主道路大失所望。 普京上台后，从叶利钦所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向着中间路线靠拢，逐渐修正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首先，他把叶利钦的西方民主调整为“可控民主”，又进一步由此发展为――依据俄罗斯具体国情，拒绝听从西方，维护本国主权的所谓“主权民主”，并把这种民主与民族爱国主义相结合，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其次，在经济上制裁“寡头”，同时从这些“寡头”手中夺回对大众媒体的控制，俄语论文，掌控了舆论话语权。再次，将游行集会法制化，规定了群众游行示威的申报批准制度，限制了反对派的活动范围。最后，在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方面，2017年6月，普京在接见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师会议代表时，对修订历史教科书问题提出了符合“教育标准”的一系列要求。 普京的上述方针政策，与他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新中央集权”政策一起，被西方学术界指责为是民主的“倒退”和向专制主义的“复归”。 梅德韦杰夫上台后，又强调建设俄罗斯“民主国家”的方针，把“政治民主”提上了重要日程。他口头上虽然不同意有关俄罗斯“没有民主”、“独裁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言论，实际上又向政治民主化一边移动。 2017年9月，在雅罗斯拉夫尔举行的主题为“现代国家：民主标准和效率原则”的世界政治论坛上，梅德韦杰夫讲话，阐述了他对民主的深刻见解，指出：俄罗斯“正在转向民主的新水平”，“改善民主制度问题”，始终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必须由人们自己解决。 数百年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决定俄罗斯民主探究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种种情况表明，俄罗斯走上民主化的正常轨道，必将不是一帆风顺的，还会有遥远曲折的道路要走。 俄罗斯消解苏联解体教训的根本是如何对待斯大林体制模式 从叶利钦、普京到梅德韦杰夫，历届俄罗斯领导人对待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文化管理模式的弊端和历史教训的态度及消解方法，归结起来，是一个如何对待斯大林体制模式，如何对待斯大林个人崇拜遗产的问题。 叶利钦及其主要代表的极端民主派，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和斯大林遗产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全面否定并彻底摧毁，走西方自由民主道路，通过建立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来消解斯大林主义的全部遗产。 普京时期，为消除叶利钦自由主义激进改革所造成的混乱和恶果，把改革调整为中间路线和保守主义的渐进式改革，以铁拳出手，重振大国、强国地位。普京把斯大林作为铁腕和强权治国的符号，做了比以前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评价，特别从卫国战争胜利的视角肯定了斯大林，但对斯大林的国内政策，对其“专制主义”的体制模式，则是否定的。 梅德韦杰夫在2017年5月7日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访谈时，对于斯大林“罪行不可饶恕”的宣示，和俄罗斯国家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祝活动中不提斯大林名字、不准出现斯大林肖像等一整套处理方式，表明俄罗斯领导和俄罗斯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斯大林的评价，基本上是连续一贯的，没有发生大的起伏。 把“去斯大林化”与梅德韦杰夫以世界金融危机为背景，于2017年在《俄罗斯，前进!》一文提出的“新现代化方针”联系起来，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所谓“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就是意味着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摆脱苏联时期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发展观，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体制，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实行务实开放的对外政策，扫除现代化的障碍，在俄罗斯开辟不同于苏联时代的、新的现代化道路。 （来源：《人民论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