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和民族的代言者[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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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阿赫玛托娃的一生命运多舛,饱经磨难。然而在她诗歌独特的自传性格调中折射出的是一个民族和时代的影子。生活在一个战争连绵,苦难跌宕的悲惨时代,诗人“感受到的是与我的国家英勇的历史同样的节奏。”她诗歌中哀泣的缪斯形象承担了俄罗斯民族命运。在黑暗的岁月里,俄语论文网站,她以沉重而悲怆的笔触谱写的诗篇,记录了历史的真实,回响着民族与时代的呐喊。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是与她生活的年代同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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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民族;时代;命运;苦难;安魂曲
  引 言
  俄罗斯的白银时代是诗歌发展的高峰,在象征主义大师勃洛克去世后,俄罗斯诗人的第一把交椅当属安娜·阿赫玛托娃。她的诗歌中,掩藏的是一幕幕真实的历史画面,饱含着到民族与时代深切的痛。阿赫玛托娃接受并分担了祖国的悲剧命运,成为了自己时代的声音,用自己的诗歌反映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如果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她则被当代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誉为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一、坎坷不平的一生--历经人世沧桑与时代变迁
  安娜?阿赫玛托娃于1889年出生于敖德萨近郊,她的父亲是一位退伍的海军机械师。她的童年与少女时代是在皇村度过的,1910年与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结婚并于1912年有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但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8年后两人结束了这段婚姻,1918年阿赫玛托娃嫁给了第二任丈夫著名亚述学者什列依科。此人在家庭生活中十分专制,甚至不让她写诗,以至于让阿赫玛托娃感到“关于我,丈夫是屠夫,家庭如监狱”,他们于1926年解除了夫妻关系,结束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1927年她开始了与布宁的同居生活,断断续续维持了十年,最终这段关系在布宁先后爱上女艺术家和自己的学生后宣布结束。1921年,前夫古米廖夫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判枪决,阿赫玛托娃也因曾是他妻子而遭受牵连。1924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点名批判“阿赫玛托娃内心深处的反革命性”,她的创作权力被当局剥夺了,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国内没有她的一首诗。1946年,前苏联再次决议点名批判阿赫玛托娃,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日丹诺夫批评她的诗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的诗歌”。感情的屡屡受挫,官方的批斗和漂泊无定的生活造成了女诗人多舛不幸的悲剧命运。她身处一个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动荡时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又熬过冷战。她亲身目睹了战争巨大的毁灭性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苏联内部革命风波的席卷造成国家政治局面的混乱和人民生活的不安定,加上诗人自身不幸的个人命运,她承受了比一般人更为深沉的痛楚。这一切都造就了她多愁善感的内心和敏锐的时代感,鲜明地体现在了她一生漫长的创作生涯中。
  二、个性化体验中折射出的历史与世界的轮廓
  阿赫玛托娃的早期创作通常被视为是“室内性”的女性诗歌,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封闭的,充满感伤情调的私生活世界。第一本诗集《黄昏》表现题材主要是爱情与家庭生活,流淌着一股浅浅的细腻与温情,字里行间泛起淡淡的哀怨。然而诗歌主题场景的狭窄并不等于诗歌内容的狭隘,其实在表面看来远离社会生活,局限于自我抒情的《黄昏》与《念珠》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时代感和对历史的灾难性的预感。虽然这种时代感还不是悲剧性的--它不同于阿赫玛托娃晚期创作中的时代感--但其中也开始出现躁动不安的音符。“这儿全是酒徒和荡妇,我们在一起何等苦恼……而此际在这儿跳舞的,必定献身于地狱之中。”诗人像是在鞭挞这一充满罪恶的肮脏世界。她的诗歌中有很多看似是个人体验的表达,却常常流露出诗人对现实和世界的思考和看法。
  一战爆发通常被视为是阿赫玛托娃创作的转折点,战争使人们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衣食紧缺,到处是兵荒马乱,生灵涂炭。面对眼前深重的灾难,诗人开始将关切的目光投注到祖国与人民的命运上来。温情哀婉的诗歌风格之后逐渐显露出深沉与庄重的倾向。在《记1914年7月19日》她真实记录了战争给祖国大地上人民带来的灾难,“那短短的夏季业已消殒,翻耕后的平原冒着硝烟。”“可怕的年代,可怕的城市,怎能够把我分离于你……”残酷的战争,深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俄罗斯民族饱受的灾难唤醒了诗人的民族意识,使她强烈的感受到了自己与人民、与国家的血肉联系。她的缪斯道出了所有寡妇、孤儿的心声,成为全民族悲哀的人民的化身:“士兵的妻子为孩子哀号,寡妇的哭声绕着村庄。”“我不知道你活着或已死--在大地上能否把你找到,或者只有夜晚的沉思里,清醒地把死者来哀悼。”诗句呈现的个人化的经验已投射出了超越个人意义的空间。从抒情主人公的沉思与哀悼中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时代在痛苦地呻吟。诗人的情感是那样的微妙而复杂,她像感受自己的痛苦一样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痛,并用她的诗歌--无声的呐喊默默分担着祖国的命运,抚慰着这个受伤的民族。
  1917年阿赫玛托娃写下《我听到一个声音》:“我听到一个声音,他宽慰地召唤我说:‘到这里来吧,抛弃罪孽深重的俄罗斯,永远地离开你荒凉的故土’……可是我安然冷漠地用双手把耳朵堵住,免得让那可恶的谰言将我忧伤的心灵玷污”,有力地表现出了她作为一个公民对祖国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俄语论文题目,她与他们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诗集《白色的群鸟》反映的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性命运。一战以后,她的缪斯开始自称“我们”,成为全民族悲哀的人民的化身,抒情主人公用的是俄罗斯大地的声音,是整个一代人共同的声音。
  三、恐怖时代的葬礼,为一个民族安魂
  最能体现出她个人命运的悲剧与民族的命运和时代悲剧相结合的,是她的长篇叙事诗《安魂曲》。诗人通过个人与家庭所遭受的不幸,以及更多人和家庭的不幸,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运动。在那场黑暗的斗争中,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先后被逮捕三次,关进监牢直到1939年8月判刑后被流放到外地。《安魂曲》有力地控诉了那个罪恶的时代,在诗人眼里,那时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排通往监狱的长队”,在这一队伍里,她看到了一幕幕真实而催人泪下的场面……
  在《献辞》中,她以无数妇女心头的痛楚起笔,记载了她们艰辛的探监生活,每天早晨如赶着“做弥撒”一般祈求平安,然而心情又是无比沉痛。这时我们眼前浮现出无数受难母亲的身影,她们在寂寥的俄罗斯大地上排成长队,像虔诚的信徒一般在祈求救赎,然而等待她们的却只有痛苦和不幸。诗人要“给她们捎去一份特别的敬意。”因为她们在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诗人与她们也因这共同的遭遇而融为一体。

  当“死亡之星在我们头上高悬,无辜的俄罗斯全身痉挛,她被踩在血淋淋的皮靴下,如在黑色马露霞的车轮下辗转。”在这里诗人指出自己不是唯一的受难者,整个俄罗斯都已笼罩在黑色恐怖之下,地狱般的生活是所有人共同的命运,没有人能幸免,“苦难已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后”,这已不再是个人的遭遇,而是整个民族的灾难。第5小节是诗人为子请命的哭诉:“我呼喊了七个月,我在召唤你回家,我曾向刽子手下跪……”在恐怖的压抑下,在冰冷的监狱大门的隔绝下,血浓于水的母子亲情刺痛了人民心灵的创伤。那寒彻心骨的呼喊是所有遭受失子之痛的母亲们共同的声音。终于,“判决”到来,儿子遭到流放,尽管“石头般的话纷纷下坠,压在我苟活着的胸脯”,母亲却仍旧要从巨大的悲恸中找到坚强,“我要让心灵变成石头,我要重新学会生存。”这不是主人公母亲一个人的痛,而是千千万万有着共同经历的母亲的集体的疼痛。那“身患疾病,孤苦伶仃的女人”也不再是一个形单影只的形象,而是无数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变成寡妇的女人的集体写照。抒情主人公不自觉地在为俄罗斯所有受难的母亲代言,诉说着她们饱经风霜的折磨和伤痛。
  《致死神》展示了一幕生离死别的场景。“北极星当空照耀,叶尼塞河翻滚波涛,那一双我所钟爱的蓝眼睛,光焰把最后时刻的恐惧遮盖了。”叶尼塞河象征西伯利亚,是十二月党人流放之地,北极星的光焰曾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灵魂辉映,它们都是勇敢地捍卫真理与自由的灵魂。希望这些能赋予“我所钟爱的蓝眼睛”,让儿子永远不忘崇高的使命,带着坚定的信念踏上战胜死亡的恐惧之路。在诗歌的《尾声》部分,诗人明确指出“我不是为自己祈祷,而是为和我一起排过队的所有人家--她们冒着刺骨的寒冷,熬着七月酷热伫立在阴森森的红色大墙下”。阿赫玛托娃将个人情怀同民族的,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了一起。正如她所说“千万人用我苦难的嘴在呐喊狂呼”,一个人的声音代表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发出了强烈的悲恸的颤音,做出了响彻历史天空的祈祷--为大清洗中的被迫害者,为所有在浩劫中无辜的牺牲者祈福,为时代树立一座纪念碑,追悼和安抚逝者的亡灵。
  一首宁静而沉重的《安魂曲》,带着自传性的格调却又超越了个人的苦难,赋予了整个灾难中的人民大众,因而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布罗茨基认为,在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唯有诗歌可能应付现实,它将现实紧缩为可以怀抱、可以倾听的某种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国家举起了阿赫玛托娃这个笔”。一部信仰与悲恸交织的诗章不仅是文学审美的艺术品,也是历史真实的记录篇。当时代遭遇挫折,人民蒙受不幸的时候,她是与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民并肩站在一起的。因此《安魂曲》也就不再是为一个人安魂,而是为所有遭受劫难的无辜者们安魂,为一个经历了灾难与创伤的时代安魂。
  四、结语
  “白银时代”覆灭,“铁的时代”夹杂着恐怖与暴力席卷而来,阿赫玛托娃接纳并理解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并尽自己的力量使其高尚人道。她将个人的悲剧与全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了一起,倾注于笔端,谱写成悲壮的诗行。早在1922年,她在那首《写给许多人》中,就已宣告:“我是你们的声音,是你们呼出的气息\我是你们镜中的容颜\是无用的翅膀,无用的拍打--然而我同你们总会相伴到最终。”在俄罗斯最黑暗的时代,她始终是与她的祖国和人民站在一起的。阿赫玛托娃在晚年的一篇自传《我的简历》中回忆,“对我来说,诗是我与时代,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写诗时,我感受到与我的国家英勇的历史同样的节奏。生活在这样的年代,看到这些前所未有的事件,我感到幸福。”回顾诗人一生的创作,她确实是“幸福”的,没有向权力和黑暗的势力妥协,没有向道义上的压迫低头,她自觉地接受并分担了俄罗斯的悲剧命运。她像感受自己的痛苦一样特别尖锐地感受到时代的痛苦,在个人命运的遭遇中折射出俄罗斯的灾难与创痛。她是一个时代锻造出来的伟大诗人,也用她的诗凝刻了那个充斥着痛苦和反抗的时代。在俄罗斯苍茫的大地上,有一个女诗人的身影,在为一个民族祈祷,为一个时代安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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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郑体武.俄国现代主义诗歌[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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