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文学在经历了苏联解体、政体更迭与经济震荡之后，表现出深刻而复杂的转型特色。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流派在保持各自的独立性、独特性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砥砺，构成了转型时期俄罗斯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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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文学；转型；多元化
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文学在经历了苏联解体、政体更迭与经济震荡之后，表现出深刻而复杂的转型特色。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一改以往那种一枝独秀的局面，转而呈现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个流派共存共处的局面。这些自成体系的文学流派在保持各自的独立性、独特性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砥砺，构成了转型时期俄罗斯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20世纪80年代末曾有许多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宣告了现实主义的危机，甚至预言了它的灭亡，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不仅生存了下来，还在转型时期获得了新的丰富与发展。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其表现为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扎雷金、鲍罗廷、尼古拉耶娃等人对托尔斯泰的继承，阿斯塔菲耶夫、马卡宁、德米特里耶夫、彼瓦西连科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承，奥尔洛夫、雷巴科夫等对果戈理与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继承等等。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挣脱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的樊篱，在保持了传统的思想维度的同时，沿着三个不同的方向与轨道开始了新的探究。
面对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百态，邦达列夫、瓦西里耶夫、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等人自然而然地聚焦于当代人的道德问题上，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道德完善这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主题进行了最新的挖掘。这类反映道德问题的现实主义著作常常被称为“传统”现实主义或新古典现实主义。
另外一些作家无法直接表达对国家意识形态与政策的批判，便去创作带有象征性与隐喻性的现实主义著作，这类充满象征、隐喻意味的现实主义著作所反映的现实即便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生活相符。这类现实主义文学著作是作为苏联官方文学与著作审查制度的“反动”产物问世的，其起源常常被追溯至果戈理、奥陀耶夫斯基，乃至布尔加科夫等人开创的“魔幻”现实主义传统。象征隐喻现实主义的发展高潮是80年代中期，其代表作有奥尔洛夫的《乐师达尼洛夫》与《药剂师》、克鲁宾的《活水》、伊斯康捷尔的《家兔与蟒蛇》等。
转型时期现实主义的第三种倾向被称为“另类”文学。其代表作家最初是集结于反对官方文学这一共同目标之下的，此后，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共同的思想、相近的审美取向及对艺术的认知。属于这一分支的作家主要有皮耶楚赫、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卡列金、库拉耶夫、纳巴特尼科娃等。上述作家作为“另类”文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是喜欢在凝滞的存在中对意识进行描述，或是穿越历史的文化层面或透过历史事件来看待现代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创作中所体现出的诸多共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其鲜明的反官方立场、对文学创作教条的反抗或是逃避。“另类”文学以对现实的非正统视点，来摧毁业已形成的社会神话与道德神话，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库拉耶夫的《迪克斯泰因大尉》与《夜间巡逻》、卡列金的《驯顺的墓地》、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自己人》、帕列依的《叶甫盖沙与安努什卡》、马卡宁的《字母A》、皮耶楚赫的《新莫斯科哲学》等。
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开始迈出自己试探性的脚步。特里丰诺夫的后期著作《倒塌的房子》、《时间与地点》与基里耶夫、古尔恰特金与其他“四十年代人”作家的小说是后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进程中崭露头角的标志。自诞生之日起，后现实主义即已明确表现出与高度重视文学“社会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二者相比，后现实主义文学更加关注人的充满哲学矛盾的“私生活”，俄语专业论文，展现“小人物”与异化、混乱的抗争。
“四十年代人”作家的对日常生活的混乱性、荒诞性的存在主义思考在90年代冈德列夫斯基、肯热耶夫、勃拉任内、科诺诺夫、艾森别尔格、米勒、冈捷尔斯曼的诗歌与哈里托诺夫、德米特里耶夫、布伊达、维尔尼科夫、波良斯卡娅、巴金、施什金的散文著作中得到延续。此外，通过写作“当代圣经”来完成对宗教神话系统的再思考亦是后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创作倾向，如戈列恩斯坦的《赎罪》、《赞美诗》、伊万琴科的《花字》、沙罗夫的《排练》等长篇小说。“新自传主义”作为俄罗斯后现实的另一个重要创作倾向，其鼻祖是善于将个人的经历转化成荒诞、啼笑皆非的情节的多乌拉托夫，其代表作有问世于90年代的冈德列夫斯基的《颅骨环钻术》、谢尔盖耶夫的《集邮册》、加尔科夫斯基的《绝地无边》等。
应该看到，俄罗斯后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后现实主义借鉴与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互文性、文体驳杂性、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游戏关系、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审美特征，“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建立哲学或美学对立体之间突发性妥协的艺术逻辑”：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倒错式妥协是体现于作者意识层面，体现于整体的艺术世界的概念之中的”，而后现实主义中的“妥协”则“体现在主人公被残酷限定的空间与时间之中，体现在他或是她生活的情节之中”。后现实主义的“妥协”可以是现实生活与文学神话之间的，如德米特里耶夫的《沃斯科波耶夫与伊丽莎白》、加尔科夫斯基的《绝地无边》、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人物命运的悲剧性等：也可以是荒诞与生活原则、存在规律之间，如多乌拉托夫著作中的作者与抒情主人公、戈列恩斯坦、伊万琴科、沙罗夫著作中主人公进行的探究寺；更可以是有意识存在与无意识冲动之间的：这种充满矛盾性的妥协不仅构成了马卡宁创作的哲学基础。也成为哈里托诺夫、布伊达、波良斯卡娅等人的创作主旨，对他们来说，妥协的内部矛盾性、非稳定性构成了其创作“艺术神话”的动态源泉。
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哲学范式、以及其创作中对个性、人生的独特诠释充分体现了9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转型特质。
20世纪初的俄国，现代主义各流派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到了20-30年代却纷纷走向沉寂。令人惊奇的是，自70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80年代，现代主义却开始在散文(如萨沙，索科洛夫、纳勃里科娃、马姆列耶夫、马尔索维奇)与戏剧(如卡赞采夫、杰米亚年科、戈林、什卞科)的创作中复兴，如70年代中期问世的卡塔耶夫的《圣井》与《我的钻石冠》就称得上是现代主义复兴的产物。
俄罗斯现代主义范式是有别于欧洲现代主义范式的。20世纪中期的欧洲现代主义以神话思维为突出特征，著作充满对神话的联想。这一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的俄罗斯现代主义中表现得并不是很明显，却在同时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中获得了广泛体现，神话情节与神话母题、甚至神话结构本身大量汇入了现
实主义的艺术体系。但是，进入90年代，当俄罗斯文坛其它流派纷纷将神话纳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体系时，神话才引起现代主义作家的极大兴趣，触发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人是封闭的世界”或“人的某种形而上本质”这一概念的灵感，这一流派的代表作有金的《约拿岛》、马姆列耶夫的《迷失的时代》、萨沙・索科洛夫的《傻瓜学校》与《狗与狼之间》、库德里亚科夫的《黑暗之旅的航船》等。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它伴随着上世纪中叶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现代主义思潮内部的裂变而出现。后现代主义波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其中也包括对文学的作用。如果说西方后现代主义可追溯至浪漫主义、甚至是亚里士多德，则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正是植根于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与苦难意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细致而深刻的探究以及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卓越成就著称的俄罗斯文学的沃土之中。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风光不再，但在俄罗斯却因具备了适宜的土壤而得到了长足发展。除了涌现出基比罗夫、科罗廖夫、科尔季耶、亚尔格维奇、佩列文等一大批年轻的后现代主义作家，马卡宁、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哈里托诺夫、利普京、达维多夫等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美学以“解构”、“集体无意识”等概念引起了俄罗斯文坛的广泛关注。俄罗斯后现代派作家常常以激进甚或是叛逆的姿态出现，“宣扬‘去中心’、‘游戏人生”’、以“更极端的形式解构苏联现实，消解一切，以自己的毁灭展示世界的荒诞和无价值”，其著作“表现出反文学的通俗化特征，即反对经典文学和经典文学表达的方式，主张采用通俗化、大众化的写作方式。怀疑、厌恶和嘲讽现实、真理、拒绝、否定和消解专断权威、固定模式和结构”。
后现代派作家的巨大热情使他们打造出大量为世人所瞩目的后现代主义著作，俄语毕业论文，如科罗廖夫的小说《果戈理的头颅》(1992)、佩列文的小说《恰巴耶夫和虚空》(1996)和《“百事”一代》(1999)、德鲁克的长诗《电视中心》(1990)、基比罗夫的长诗《含着惜别的泪》(1994)、索洛金的剧本《消形狂》(1990)、普里戈夫的剧本《黑狗》(1990)、科尔季耶的诗剧《黑人，或我，可怜的索索，朱加什维利》与《政治局委员。或圣拉甫连季之夜》(1989－1990)等。一些著作还相继获得“布克奖”和“凯旋奖”等奖项。这些后现代作家“通过著作宣扬以新思想、新观念看待世界、看待俄罗斯社会，要求改革文学，扩大题材，从多方面、多形态、多种意义重新审视和思考历史和文化价值，重新评价以往的思想家、作家和著作，寻找和建立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这些无疑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在广阔的领域内进行着多样的探究，既有残酷的现实，又有大胆的想象：既有深奥的隐喻，又有离奇的幻想。在对传统的继承与挖掘的基础上，它对体裁和风格的诉求亦是多种多样的。虽然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不确定性、过渡性与多变性等因素，但我们仍有理由期待以高度的思想性与完美的艺术性著称的俄罗斯文学在新的千年再创辉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