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安东面对着镜头，描述苏联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一些人觉得这样做更好，另一些人觉得那样做更好。所以现在有矛盾，在僵持。双方互不相让，都想按自己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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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结果会是什么呢？”
“不知道，可能会是一场政变吧。”
那是1989年，安东7岁。
这部名为《生于苏联》的纪录片讲述的不是孩子们的成长故事，而是研讨了政治、信仰及人生诸多方面的不同主题：列宁是谁？革命是什么？死亡是什么？自由又是什么？对戈尔巴乔夫怎么看？西方世界是什么样的？最大的愿望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对7岁的孩子来说似乎过于深奥，但满脸稚气的他们给出的答案却成熟得令人惊讶。
对此，导演谢尔盖·米罗什尼琴科解释：“这是一个剧变前的国家，压力和生存的欲望使得这个国家的人民成长得非常迅速，可能这就是孩子在片子中如此严肃的原因。此外，我认为苏联的学龄前教育体系是有效的、成功的，学校的教育亦如是。”
和安东一样，《生于苏联》的其他主人公也是一群出生于1983年的孩子。当时，米罗什尼琴科将苏联划分成了几个大区域，安东和季玛是莫斯科地区的入选者，其他的孩子还包括来自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的斯塔斯兄弟、阿霞、伊拉、塔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尔玛斯、那斯佳；格鲁吉亚的拉多、阿廖娜；立陶宛的阿格斯、卡佳；西伯利亚孤儿院的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叶卡捷琳堡）的廖尼亚、让娜；红场难民营的帕沙；西伯利亚贝尔加湖畔的丽塔，以及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个小村庄里的马琳娜和萨沙。
拍摄的创意来自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选择一些7岁的孩子，拍他们的故事，每7年回访一次，追踪他们的成长历程。艾普特想验证那句耶稣会箴言，有点类似于中国民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
7岁篇拍摄时正值东欧剧变，充斥着权威体制下庞大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征兆。
安东成功地预言了苏联解体的命运—当然，对了解苏联政治形势的成年人来说，这种预言并非独到。只是对20位遍布苏联各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小主人公来说，待影片拍摄完毕，苏联的国旗已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他们成了不同国家的人。 “国家变大变小，反正我也看不见”
在莫斯科，安东透过家中的窗户就能看到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五角星，他与外公一起住在河畔的一栋高干楼里。安东的外公是《真理报》的编辑，曾为勃列日涅夫撰写自传和发言稿。对许多人来说，住在能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地方是奋斗的终点，而对安东来说，这只是他人生起步的地方。
与安东不同，苏联解体对他的大部分小伙伴们意味着动荡与不安。
拉多的家乡第比利斯成了战场，这座美丽的格鲁吉亚城市变得千疮百孔。摄制组在拍7岁篇时住的酒店，到7年后已成了一幢破败的难民楼。
拉多在14岁篇中介绍，这里的人生活困难，有好几个区没有电，不供暖。为了取暖，有的人家只好砍树，甚至拆自家的木地板烧。富裕的拉多家享用着电暖气，然而房间依旧冰冷，睡觉时还要穿着厚毛衣。
1989年后，苏联的反犹情绪也愈演愈烈，廖尼亚家的电话被窃听了，他的父亲最终决定举家移民以色列。
在莫斯科时，廖尼亚和姐姐让娜曾一起瞻仰过列宁的遗体。对他们来说，列宁就是全地球的领袖。过了最初的热情后，新同学们对他们不再友好，叫他们“俄毛子”，让他们“滚回俄罗斯”。
他们在以色列的家离巴以边境只有两英里。21岁时，姐弟俩都在“占领区”当兵，那里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针锋相对的前线。那是让娜“人生最好的时光”，“两年时间里，你被养着，照顾着，就像社会主义时期一样，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就行了。”
直到多年后，身在阿根廷的廖尼亚早就失去了对女人的尊重，可对“领袖”的尊重一如既往，让娜也依旧相信列宁。
帕沙只在7岁篇中出现了一次。他在阿塞拜疆的暴乱中失去了家，逃到莫斯科红场的难民营。等影片拍摄完毕，难民营被拆除，摄制组与帕沙失去了联系。直到最近，导演才意外在网上找到他。
“苏联解体不关我的事，俄语论文范文，”萨沙说，“国家变大变小，反正我也看不见，眼不见心不烦，最重要的是，我们村没变大也没变小。”
“随着苏联解体，加盟共和国也在崩溃。秩序一乱，大家就开始买武器，打打杀杀，”拉多14岁时说，到了21岁，他接着补充，“苏联解体是因为大家都想独立，也许独立后经济比以前更困难，但我觉得每个格鲁吉亚人现在都为民族独立而骄傲，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卡佳则说：“我觉得国家现在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我都不知道现在算什么，大概是社会转型期吧—从我们根本没实现的社会主义，向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资本主义转变。” “重要的是思想和灵魂的模样”
读完中学后，拉多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格鲁吉亚。他的父亲是格鲁吉亚高官，曾参与过当年的独立运动。
“在格鲁吉亚，就算老师在课堂上向你传授知识，说我们国家会实行这种方针路线，这些理论上的东西跟现实也是脱节的。根本没有人需要法学，法官都是能用钱贿赂的。”如今，28岁的拉多在卢森堡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
拉多的外婆是驻欧的格鲁吉亚大使。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格鲁吉亚驻法国东部的斯特拉斯堡领事馆。他喜欢法国，可发现那里的人不愿跟穷人分享东西。“这儿的人经常说‘我们关系最铁’之类的话，可一旦出了问题，这个所谓的铁哥们马上就消失了。而且，我自己也开始变得自私，这就是资本主义对我产生的作用。”
而在俄罗斯，生活方式也早就发生了改变。红场的摇滚音乐会上，安东在狂欢的人群中，随着音乐摇晃身体，挥舞手臂；塔尼亚家附近如今可以买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了，这在她7岁时只是杂志上的漂亮图画。“回想那个时候的事，他们和我本人都觉得是上辈子似的。”14岁篇的开篇画外音如此说。 安东14岁时，推开窗户，外面平地立起了一座救世主大教堂。教堂在斯大林时期被拆除，赫鲁晓夫当政时，下令在原址建了公共露天游泳池。1990年2月，教堂开始重建，至2000年全部竣工。
他7岁时的预言至今听来仍“惊世骇俗”，可他自小心态平和，没有与这个世界谈谈的冲动，缺乏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更无意在历史上留下些什么。安东更在意身边的人和事，比如他的孩子—“如果我在孩子身上播下善良的种子，我会看到收获。”
尽管谈不上热爱，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安东还是当了记者。21岁时，他在一家女性杂志工作；28岁时，他是《男士健康》（俄文版）的副主编。从事新闻行业对他来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他的妈妈、外公、叔叔都是记者。
外公去世后，莫斯科高干楼的房子被卖掉了，安东一家如今住在郊区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在那里，靠墙摆着一张电影碟片，《再见，列宁》。
28岁的他对自己国家的近况远谈不上满意。但他早就认真考虑过了，不会移民，“我生在这里，也喜欢这里”。
而七岁时，在列宁格勒的一套大房子里，阿霞就坐在一张摇椅上抱怨说，受够了自己的祖国，早晚是要带着母亲移民的。她边摇椅子边笑：“现在大家都在喊改革，改革个头啊，所谓的‘政治’罢了。”
后来，她不再介意住在哪儿，却仍对俄罗斯心生不满。28岁时，她担心的是教育问题：“教育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途径，一旦这一渠道受阻，人们就有了天花板”。这时，她反倒怀念起了苏联的美好，那时“阶梯是在那儿的”。
对导演来说，这些80后的人生故事更多只是背景。在他看来，人是超越一些琐碎的日常话题的—“他们长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和灵魂的模样”。
当年，季玛是“十月儿童”（未达到少先队入队年龄的预备队员）—“列宁同志的小帮手”，如今他迷恋的则是美国黑人兄弟的Rap和街头篮球。他成天泡夜店，喜欢打架，对14岁的他来说，街头世界就意味着自由。
季玛在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结了婚又离了婚，如今在莫斯科找到一份地铁司机的工作。短暂的德国经历让他有了“德国佬”的绰号。
从18岁起，季玛就感到了时光的飞逝。其实早在7岁时，他就陷入过怀念列宁时代的美好：“他们活得好，吃得好，列宁那时候把坏蛋都咔擦了。”到了28岁，他已无意幻想修改过去的人生。“不必为任何事感到后悔，俄语论文，要活在当下。”季玛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