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进”与新型当代国际关系的构建[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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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去年，俄罗斯正式启动了计划已久的远东发展计划，奏响了“东进”序曲。俄罗斯的战略目的是要借历史成功经验，乘中国经济发展东风，提升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争取在亚太和整个国际事务中更多的话语权，这将对当代国际秩序的重建产生重要作用。本文从俄罗斯的历史经验、现实抉择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当代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是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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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远东 俄罗斯东进 新型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7）01-0110-122
2017年5月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很快就宣布成立远东发展部，并推出一系列开发东部的政策和方法。9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成功举办。2017年4月，俄罗斯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在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会议上宣布正式批准《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规划》，以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融入亚太经济的“东进”战略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一、俄罗斯“东进”的历史解读
俄罗斯再次启动“东进”战略，有其历史原因。至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为止，其“东进”战略在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一次“东进”的目标是领土扩张，把西伯利亚划进版图，沙皇最终如愿以偿；第二次“东进”目标是除了领土扩张外，还要打通陆路通商之门，最后也是战果累累；第三次“东进”则是要建立一条贯通连接欧亚的铁路大动脉，使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直达远东太平洋，结果再次取得成功。对俄罗斯历史上这三次成功的“东进”战略具体略论如下：
1.第一次“东进”占领西伯利亚--扩张成功
第一次“东进”始于16世纪俄罗斯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时期。根据史书记载，1581年，曾被沙皇处以重刑的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奉伊凡四世之命征讨西伯利亚，并于10月26日攻占了西伯利亚汗国首府卡什雷克，为俄国领土扩张立下了首功，其标志是俄国1689年9月与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尼布楚和约》。当时沙皇俄国正处在上升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刚刚建立，已经完成从莫斯科公国向沙皇帝国的初期扩张，国力上升迅速，很快就跻身欧洲强国之列。
沙皇俄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俄国刚刚经历了长达25年之久的西扩战争，国力尚未完全恢复。但为了打开通往西欧的近道，沙皇仍然于1558年发动了立窝尼亚战争，试图以此打开波罗的海的通道。然而，由于邻近国家波兰、立陶宛、丹麦、瑞典的介入和本国贵族的反对，沙皇“西进”的目标受挫。这一战争整整打了二十五年，虽然向欧洲展示了俄罗斯的强大国力，但由于孤立无援和失道寡助，最后仍以失败告终。俄罗斯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夙愿也被整整推迟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00多年后才由彼得大帝完成。
然而，在向西方和南方扩张不断受挫的情况下，沙皇俄国却在东方取得巨大成功。1552年和1556年，俄国人先后征服了从钦察汗国分裂出来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控制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打开了通向东方的门户。这一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沙皇。1639年，沙皇的军队出现在太平洋西海岸。1649年，沙皇俄国在鄂霍茨克海口建立了鄂霍茨克城。就这样，俄罗斯用了60余年的时间，俄语论文范文，把西伯利亚广袤的土地全部纳入自己的版图。
此后，沙皇俄国便不断向东南方向扩张，一直到黑龙江畔与中国清朝政府的军队在雅克萨城下兵戎相见。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使俄罗斯的边境一直延伸至黑龙江，完成了第一次以领土扩张为主要目标的“东进”，并自此打开了中国大门。之后，沙皇俄国又利用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迫使中国与沙俄签订了一系列令中国深受其辱的不平等条约，如《布连斯奇界约》、《阿巴哈伊图界约》、《色楞额界约》、《恰克图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旅顺大连湾租借条约》、《瑷辉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书写了一大段令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历史。
2.第二次“东进”打开陆路贸易通道--目标实现
沙皇俄国第二次“东进”成功的标志是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瑷辉条约》和《天津条约》，以及两年之后的《北京条约》。
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姆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告终，沙俄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也宣告结束。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经过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俄国这一时期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欧洲和近东遭受挫折以后，沙皇俄国及时调整了战略，把目光再次转向政治经济都非常落后的远东和中亚，以寻求政治和经济上的补偿。而在俄国沙皇的远东战略中，中国的黑龙江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发动战争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后来继位的尼古拉一世都清醒地认识到：“俄国东部地区需要阿穆尔河，就像俄国西部地区需要波罗的海沿岸一样。”除此以外，另外一个促使沙皇俄国积极寻找打开“东方之门”的重要动因是，实现在东北亚地区的扩张。因为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势力的加强，沙皇俄国也急于想要分得一杯羹。
因此，早在1805年2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派出特命全权大臣带着六个重要的使命出使中国：（1）开放整个中俄边境贸易；（2）要求黑龙江航行权并在沿岸设立商阜；（3）寻求在广州进行贸易活动的可能性；（4）争取俄国商队进入南京以及其他中国内地城市经商的权利；（5）允许俄国政府在黑龙江口和广州派驻商务代表；（6）准许俄国公使进入北京。面对沙俄军队的坚船利炮，背负弓箭、肩扛鸟枪、手持长矛的中国军队毫无反抗之力，中国不得不在1858年5月与沙皇俄国签署了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瑷辉条约》。但沙皇政府并未满足。一个月过后，就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疯狂地瓜分中国之际，俄语毕业论文，沙皇政府再次于1858年6月13日抢在美、英、法三国之前与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由此实现了与中国通商的梦想，打开了中国贸易大门。根据这个条约，沙皇俄国未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分享西方国家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才在中国攫取到的一切权益。 3.第三次“东进”修建铁路直通太平洋--如愿以偿
沙皇俄国第三次“东进”的胜利成果，是把横贯欧亚大陆的铁路线一直修建到俄罗斯最远的城市海参崴，扩大了太平洋的出海口。其标志是与中国签订了《中俄密约》。19世纪90年代后期，沙皇俄国在基本完成对中亚地区的殖民征服之后，在向西方和南方的扩张不断受挫的情况下，再次把目光投向东方。这次“东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建立俄国欧洲本土与远东地区的直接交通线，攫取终年不冻的海港，扩大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因此，修建一条横贯欧亚大陆，连接莫斯科与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沙皇俄国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在经济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将使国际经济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俄国身份将不仅仅是欧亚贸易的中间者；而是作为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日本等国家最接近和最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亚洲市场上取得绝对优势。在军事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也将使俄国与远东和太平洋之间形成直接的陆地和海上联系。一旦与欧洲列强发生冲突，俄国就能够发动迅速和致命的打击。
在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91年3月29日发布特别谕令，正式宣布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尼古拉皇太子还亲赴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铁路的奠基仪式。1892年2月，维特被任命为交通大臣，负责全面主持铁路修建工作。12月，沙皇政府又成立了由尼古拉皇太子担任主席的西伯利亚铁路特别委员会。委员会除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为修建铁路提供全面保障以外，还拥有为筑路作出具有立法性质决议的特权。在沙皇政府的全力推动下，铁路以平均每年587俄里的速度向前推进。
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中最大的难点之一是，如果要节省时间和财力，就必须经过中国的领土。而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并不情愿让外国铁路直接修建到自己的家门口。被誉为改革家的维特，对这条大铁路充满了希望，因为他十分清楚，一旦筑路成功，俄国就能够“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送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近距离处”，从而“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远东的威信和作用，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必需的一系列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储备，关于一个刚刚脱胎于农奴社会的帝国来说显然是力不从心。但维特坚信，这条铁路绝不仅仅是在地图上增加的一根黑白相间的线条，而是一项关乎整个俄罗斯帝国发展与稳定的千秋大业。
经过13年艰辛努力，堪称沙皇俄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工程--西伯利亚大铁路终于完成。从乌拉尔山以东的车里雅宾斯克，到太平洋岸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沙皇通过两条漫长的轨道在遥远东方乐土上描绘蓝图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今天，当我们对沙皇俄国这三次“东进”历史重新进行回顾的时候，起码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俄国历代沙皇都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能够意识到东方关于俄国的价值所在，能够及时抓住历史发展为俄罗斯提供的机遇。几百年来，这种俄罗斯最高领导层的战略远见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俄罗斯“东进”的成功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密切，每一次都是以敲开中国的大门为契机，都是建立在牺牲中国利益基础之上的。每一次“东进”的成功，都以与清朝政府之间不平等条约为依据，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不光彩历史，更是中国贫穷落后屈辱腐败的历史。第三，沙皇俄国“东进”成功的历史，是近代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成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特点。与此同时，伴随这三次“东进”成功的还包括俄罗斯的文化渗透。第一个俄罗斯东正教使团从东北进入中国，并从此在中国扎下根。哈尔滨被建设成“东方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外侨最多、所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城市，即便是上海也难以望其项背。据资料统计，当时共有33个国家的侨民在哈尔滨居住，19个国家在那里设立了领事馆和代表处。俄罗斯文化就此从哈尔滨南下直至上海以及更远的中国南部城市，继而又作用到全中国。以俄罗斯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主要是食品、西洋音乐、时装等生活方式通过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逐渐传人中国内地。
二、俄罗斯“东进”的现实抉择
1.普京的战略构想
众所周知，俄罗斯东部地区占俄罗斯领土总面积的2/3，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天然气储量占全俄的90%，石油和煤炭储量占全俄的70%，仅秋明州的油气资源就超过美国的全部储量，堪称“世界上唯一尚未得到很好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宝库”。然而，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并未托起东部地区的经济腾飞，它的发展至今仍远远落后于西部地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不仅导致了俄罗斯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而且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没有西伯利亚和远东，就没有俄罗斯”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以及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共识。
其实早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就已经形成了远东大开发的战略思想。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就亲自批准并签署过一个《1996-2017年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希望通过这一纲要分阶段地改变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落后的发展状况。但是，这一纲要在其任期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后，其制定的地区发展纲要成为东部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主要经济政策，俄罗斯开发东部的愿望也更加迫切。普京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规划准备，就任后未满一年，就于2000年11月以《俄罗斯东方：新的前景》为名过一篇文章。其中，特别强调：“俄罗斯永远感到自己是欧亚国家。我们任何时候也没忘记，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普京检讨说：“应该诚实地说，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利用了这一优势。我认为，我们同亚太国家一起从言论转向行动去发展经济、政治和其他联系的时刻到了。在今天的俄罗斯，这种可能性已完全具备了。”紧接着在2001年，普京又主持制定了《西伯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纲要》，并在2002年3月得到俄政府的批准。2017年，俄罗斯再次对《西伯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纲要》进行了完善和修改。2017年，俄罗斯政府将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发展问题纳入国家议程，决定建立国家专项委员会着手东部大开发。2017年12月，根据普京签署的总统令，俄罗斯政府成立了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发展问题国家委员会，专门负责统筹规划东部大开发进程。在该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与改革的战略构想，时间初步定为50年。 2017年8月，俄政府批准了《2017年前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将东部地区第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概括为两个要点：（1）提升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改善与亚太国家的国际合作环境；（2）在国家的支持下重点开发油、气、水电等资源，以带动东部地区发展。《西伯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纲要》和《2017年前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的制定，标志着俄罗斯在地区经济发展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其目标是，通过上述两个《纲要》的实施完成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和任务，发挥辐射影响，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的全面发展。在东部发展规划的基础上，2017年5月，俄罗斯地区发展部开始编制《2025年前远东地区及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和伊尔库茨克州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对《2017年前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进行修编。至此，普京用了近8年的时间才完成俄罗斯东部发展战略的编制，并通过了俄罗斯地区发展部的验收。
然而，普京在位两个任期之久，再加上一个四年总理任期，总共13年过去了，其“东进”战略依然迟迟未能实施。究其原因显然是推行条件不够成熟，其中主要受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大环境两个因素的作用。
从国内因素看，俄罗斯经济发展差强人意。由于受到2017年金融危机的作用，普京前两个任期积累下的资本红利已经被金融危机销蚀殆尽，根本无法提供发展东部所需的大量资金和劳动力保障。梅德韦杰夫提出的创新经济战略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充分利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优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资源，加快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似乎成为俄罗斯复兴和重新崛起的唯一有效途径。只有彻底改变东部长期滞后的状况，才能使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俄罗斯才会有希望。普京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2017年9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举行前夕，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再次文章表示：“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未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从国际因素的视角看，国际秩序的重建同样进入关键时期，无论是政治秩序还是经济秩序，都处在重构的艰难过程之中。谁抓住了机遇，谁就将取得主动权。
中国的高速发展及其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力上升，以及与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为俄罗斯发展东部提供了机遇。不久前进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一次峰会有力地证明，亚太是世界最具活力、最有潜力的经济发展地区，仍然发挥着世界经济引擎影响。“亚太经合组织正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正处在“历史新起点上。”亚太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俄罗斯积极融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决策是明智的、正确的。
除了国内国际的经济因素以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也为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国际事务的治理，为俄罗斯争取更多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供了可能性。对此，普京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亚太地区依旧保留有不少地区冲突的‘燃料’。在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跨国犯罪在这里找到了滋生环境。”而“俄罗斯作为负责任的伙伴，不打算躲避参加最复杂的地区关键问题的解决。其中，明显的例子就是朝鲜半岛的形势。”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是朝鲜半岛的核问题，还是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对三股势力等所有国际热点问题的治理，缺少俄罗斯的积极参与都将一事无成。而“东进”不仅仅将为俄罗斯搭乘亚太经济发展经济快车提供机会，更将成为俄罗斯发挥大国影响的重要平台。2017年底，随着“东进”战略的启动，俄罗斯加快了亚太外交的速度。11月12至13日，普京马不停蹄地连续访问了越南和韩国。普京访越期间，两国了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18项合作协议，涉及军事、能源、教育、科技等各领域合作。两国领导人均表示，能源领域合作将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优先方向。在军事方面，普京也表示俄罗斯将向越南出售更多现代化军事装备。在随后的韩国之行中，普京明确指出，发展经贸关系是俄韩两国合作的“关键性话题”。他认为，目前有必要改善双边贸易结构，落实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远东地区的项目。普京还就罗津--哈桑铁路建设项目、重启六方会谈等议题同韩国总统朴槿惠进行了讨论。
“对俄罗斯来说，保持并发展本国在亚洲的存在至关重要，这也是巩固并加强俄罗斯作为一个重要国际事务参与者地位的唯一途径。”可以预见，随着俄罗斯“东进”战略的持续深入，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战略将更加活跃、更加多元。
2.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
另外，普京果断启动开发东部战略还有一个重要的保障因素，即俄罗斯的能源优势。近二十年来，这些优势为俄罗斯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为俄罗斯的民族复兴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和亚太地区，特别是俄罗斯近邻--日本和韩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引擎影响的发挥，为俄罗斯发展东部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尤其是这些国家对能源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能源出口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正日益上升。由于经济危机的作用尚未消除，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不顺，随着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不断提高，亚太地区对俄罗斯的重要意义大有超过欧洲的发展趋势。这是促使俄罗斯重新调整其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基本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地缘空间一再受到压缩的情况下，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事务，加大能源出口就成为俄罗斯进入亚太地区的有力武器和最佳选择。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在2030年之前，亚太地区经济体将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复苏，与此相伴的是对能源需求的急剧上升。国际能源署等机构的预测也表明，一直到2030年之前，世界能源需求平均增幅约为2%，而亚太地区增幅高达3.3%。其中，中、日、韩所在的东北亚将是石油等能源资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地区。（参见下表）
一旦俄罗斯东部战略成功，还可能将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使东北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热点地区。一旦经济增长点东移成为现实，将为俄罗斯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和改善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而俄罗斯独一无二的地缘经济和能源优势，也将为俄罗斯东部地区乃至整个亚太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也为俄罗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提供更加有利的机遇和条件，形成双赢局面。一如中国学者郑浩所言：“发展东部地区，是俄罗斯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之路，也是确保不会在‘全球化’进程中落伍的重要举措。如无法把握机会参与相关机制，极有可能在下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将被排斥在外，这对俄来讲无疑是个灾难。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巨大自然资源无法在新的经贸机制内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与需求国展开合作；另外，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也不会流向关税毫无优惠吸引的俄市场。” 三、新型当代国际关系的构建
21世纪的亚太不仅是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且正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新热点不断出现的地区，甚至有可能演变为军力竞赛的舞台，其重要性和危险性丝毫不亚于中东。俄罗斯启动“东进”战略的时机选择在中国拉开西部开发战略的序幕之后，而不甘落后的美国也很快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中国、俄罗斯、美国再次成为三个主角，不仅作用着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决定着新的国际秩序重建、全球经济和谐发展、乃至全人类幸福与安全。
1.美国“重返”亚太使俄罗斯“东进”充满变数
如果说，俄罗斯“东进”亚太如普京所言，是为了实现“积极参与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经济战略目标的话；美国的“重返”亚太则是为了实现所谓“再平衡”的军事战略目标，把亚太置于国际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地位。2017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认为“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而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作用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指导手册可循，然而利益攸关不容失败。与此同时，美国也提出了“深入开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的构想。
2017年新年伊始，刚刚从十年伊战的泥潭中走出的美国将目光转向了亚太地区。1月5日，奥巴马会同国防部长帕内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份所谓酝酿七年之久的美国新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根据该报告，美国将裁军50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等地面部队将被拿来“开刀”。美国还将大幅削减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存在，但唯独却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提升海空军作战能力。7月，帕内塔参加了第11届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了题为《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讲话，宣布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以及如何推进“再平衡”的美国新军事战略构想。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美国首先从大力加强与西太平洋地区有关国家的军事关系做起，不断提高澳大利亚、关岛和迪戈加西亚三大基地的作战能力，强化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并计划把六成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显而易见，美国的“重返”是以加强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为目的的。不仅如此，值得关注的问题还有，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是在中国启动西部开发战略、俄罗斯拉开“东进”序幕之后，这是巧合，还是另有所图？抑或是想要改变亚太的军事现况？答案似乎并不难找到。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再平衡”，俄罗斯也采取了一系列方法。美国不仅加快并加大自身新型武器装备研发的力度，推出不少新型战略武器。同时，还加大从国外购买武器的力度，扩大出口武器的数量和种类，恢复了海空军战略巡航等等。这些方法使整个亚太地区充满了火药味，大有成为21世纪武器装备竞赛地区的危险。俄美两个昔日的超级军事大国在亚太地区的“不期而遇”，不能不使人想起，它们在上个世纪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冷战和军备竞赛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和不安。如今这一幕还会重演吗？如果再加上东北亚、中亚、西亚以及中东的一系列冲突危险以及恐怖主义和三股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猖獗等不安全因素的话，不得不使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对此忧心忡忡。
2.中国的发展决定俄罗斯“东进”的成败
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尽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对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作用是得到世界一致认同的，在此不一一累述。然而，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决定着俄罗斯“东进”成败，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上所述，中国在俄罗斯每一次“东进”的成功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这一次同样如此。利用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主要是借经济全球化东风，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重回亚太地区，乃至在整个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是俄罗斯的主要战略目标。“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为发展东部战略的成功提供了这种可能。2017年3月23日，习近平与普京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对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了两国政府和公司间多项合作文件签字仪式，涉及便利人员往来、打击非法移民、能源、生态环保、人文、地方合作、金融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些也体现了中国对俄罗斯发展东部的最大支持。
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和深化合作，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树立了榜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没有问题。关于俄罗斯而言，如何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的历史，尤其如何放下大国的身段，做到真正平等公正地对待和处理与前独联体等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需要做好的功课。
3.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迫在眉睫
综上所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确保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和保障。亚太地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中美俄之间的大国关系、中美俄三个大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亚太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和亚太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俄不仅在国际事务中责任重大，在亚太地区同样如此，因此三个大国之间新型关系的构建成为重中之重。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新兴大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
2017年5月3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会谈主题被高调提出。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6月与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尽管在一系列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矛盾和重大分歧，但合作与对话是中美双边关系的最大特点。而近十余年来，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却是一波三折、充满变数。
2000年7月普京刚刚接任俄罗斯总统不久，对改善与美国关系曾经充满期望。他在日本第一次参加八国峰会时，把美国称之为“美国盟友”，后来又把与美国关系提升至“长期的伙伴关系”，并定性为俄罗斯的“战略优先方面”。但是北约东扩的步步紧逼、导弹防御系统的日愈靠近、在中东的龃龉不断、在中亚的明争暗斗，大有把两国关系重新打回冷战时期的趋势。最近俄罗斯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方法似乎就是对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做出的回应，因为在整个亚太地区，几乎处处都有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平衡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很可能成为纸上谈兵，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使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棋子”。如美国和中亚、东北亚国家之间，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以及阿富汗等国家之间，如此等等。
同样，除了大国因素以外，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也充满不确定因素。无论是东北亚、中亚、西亚和南亚，每一个地区都无一例外地存在国家间矛盾和冲突，围绕着领土争端、水资源争夺、毒品泛滥、环境污染、非法移民等种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使构建“不冲突、不对抗”、“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的当代新型国际关系成为保障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此外，亚太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也日趋复杂。众所周知，亚太是世界最重要地区之一。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动，亚太地区的国际组织迅速发展数量激增，打破了这一地区国际关系以双边关系为主的单一局面。在推动了多边关系发展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的背后常常也隐藏着大国之间利益争夺的图谋，彼此错综复杂、纵横交错，使亚太地区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化。这些使得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更加困难。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探讨院探讨员，，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7年10月
（责任编辑：左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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