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价值,推动着中华民族创造文化与历史。惟是近百多来,中国文化经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国民政府的腐败,共产党获得政权,中国文化可谓千疮百孔,苟延残喘。固有的“人文精神”价值,差不多完全被否定。现代新儒家就是处于这样的时代挑战与忧虑背境下诞生。唐君毅先生(以下简称唐先生)是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代表者之一,强调复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深信这些价值可以解决中西文化矛盾。 唐先生认为,“人文精神”担当着重要的价值性、方向性及融通性角色。所以他扩大了“人文精神”的价值于一切文化。文化的创造必来自人的自觉性及道德性。中国文化的根本信念在于人禽之别的仁义心性。一切文化活动皆是道德主体的发用,最后是为了成就人格精神。所以,文化活动的价值必须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价值本身,而不单只在解决现实问题,更不是为了实现工具或功利价值。此外,他的“人文精神论”价值与范围比西方文化的人文主义更深、更阔。西方的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相对,尊重人类一切文化。这是最宽泛的定义,内容未算深刻。因此,他依据“人文精神”价值重新提出“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强调一切文化必须体现人格价值,尊重与包容持相反意见的学术思想。 唐先生“人文精神论”贯穿着他整个哲学思想信念,当中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在最早的奠基期,他仍身处国内体证了“道德自我”才是生命与人生的真正主宰；其后进而加深这种体证成为“道德理性”观念,并以此作为一切文化活动的核心依据。 在中期阶段,他于1949年来到香港。他的“人文精神论”能够充分发展。从宏观及融摄的视角下,他提出人文思想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人文、非人文、次人文、超人文及反人文。前四个层次的人文思想彼此间相反相成,最终为了扩大、提升或融入人文思想,对抗反人文思想的流弊。另在比较中西文化方面,他应用“人文精神”价值阐明中西文化之别,寻找两者得以融通的契合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不应比拼长短高下,而在追求融会与相处。它们的融合不在数量比例,而是在层次、范围及先后次序；不是先在内容上比较,而是在态度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抱着实用功利的欲望动机,视西方文化為一种工具或技术,并否定中国文化价值而接受西方文化,从而产生急于求成、卑屈怯懦羡慕的扭曲心态。这样的不健康态度不但学不成西方文化,更严重的,形成要打倒或轻视自己文化心态,把自己的生命之根、文化之源完全摧毁。因此,他提出“平视的眼光”的平衡比较法及文化比较的标准在人之仁心本性。他更从大处着眼提出以“人类精神之行程”的角度看到中西文化发展的共同处。两种文化皆是从自然中创造文化,然后求上达于超人文的宗教或天道,经过超人文的负累或与现实人间的距离冲突,从而重返人文、世间与自然。 他还肯定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在非人文的科学与超人文的宗教。科学本身是中性的,是人的理智心及理性能力发用,体现求真知真理的价值。惟是科学理性只是人的心灵某一方面的发展,倘若无目的、无依归的向前向上无限发展,只会堕入怀疑与虚无。所以,科学必须依于“仁心”的价值下发展,人文中必涵盖科学。在宗教方面,表面上宗教与人文主义有所背离,只要人能提升主体性及自我主宰,人神可合一,人文与宗教可结合。另外,他更指出儒家“三祭”(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之礼充满宗教精神。祭祀之事强调人与被祭祀者在精神上的相感相通,不重祈求而重感恩,突显人的心灵超越性与无限性。 唐先生“人文精神论”强调儒家思想可会通西方平等、自由与民主的观念。这些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是为了对抗当时宗教上神权过大或政治上君权专政,人的本然人性与才性完全被控制或扼杀。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提出一些理性的假设,人原本生活在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人人享有平等与自由；这是由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西方的普世价值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追求的价值往往流于理性的假设或空想,未能肯定人性中善良本性及道德主体。他提出八种自由,批评西方的自由只是注重保障个人生活及群体组织的自由权利,围绕现实生活状况,容易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及权利。更崇高的自由应是展现人格价值之自由,达到孔子所言：“为仁由己”的真正自由境界。另在平等与民主价值上,儒家重视人格尊严,人人本性善良,是谓道德意义上大平等的精神,它可以涵摄西方政治意义上平等精神。最后在晚年的总结期,他的“九境说”展示一切哲学的立足点是人本心本性之精神生命之流行；这原初一义归向“人文精神论”的价值。 另一方面,“人文精神论”经常被批评为“泛道德主义”、“反科学”及“文化保守主义”。当中的关键处在于道德本体为第一义是逻辑上的“应然”方向及价值,并非“实然”的运作方法或措施。倘若人抛弃道德准则、与生俱来的文化,生命必然流于工具理性与实用效益,造成现代社会种种问题。唐先生站在哲学文化的理论层次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提出大本大源的准则及方向。他与同期的新儒家钱穆、牟宗三及徐复观同样相信中国文化及“人文精神”的价值,并指出当今世纪的危机是人的自身及文化问题。 总言之,唐君毅强调“人文精神”是最重要及宝贵的资粮,它的现代价值不但可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及补足其不足；它还是中国文化得以生生不息发展下去的根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