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Pere之前，我接触到的欧陆人大多在校园里，他们俊秀而高挑，文雅又活泼，不仅英文流畅，不少人还会至少四国语言。我因此对非英语国家的欧洲人形成了统一的印象――他们生长的土壤充满人文气息，由于各国距离和文化临近，他们在掌握语言方面天赋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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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e的出现打碎了我浪漫浅薄的刻板印象，校园里的精英是自小接受良好教育的产物，而Pere所属的群体，从经济不景气的欧洲国家来到爱丁堡打工，英语很差，只能做清洁、修理管道等体力劳动。
我和Pere在Facebook的一个语言小组巧遇，他正急着找人提高英语，知道我是人类学学生后，更加喜出望外，说自己在准备申请人类学，当下就要找我出去聊天，我看了看时间，晚上10点，连忙拒绝。
Pere热情不减，接下来每天都要发消息给我，我终于不好意思一再推脱，和他约在一个小公园见面。那天爱丁堡难得放晴，我们把外套垫在还有些湿润的草地上，面对太阳聊了几个小时，从此成了朋友。
Pere是个三十岁左右的西班牙人，也许是因为不规律的辛苦工作，外表显得有些沧桑，但一讲起话来就充满生气，西班牙语论文，手舞足蹈。来英国之前，他先是在大学学习雕塑，后来又念了人类学学位，为此和工厂女工一起干活，还跑去墨西哥做了6个月的田野调查。
毕业之后，他发现自己所学的专业在西班牙根本找不到工作，于是听朋友的话到爱丁堡来打工。他在火车站找了一份清洗厕所和车站地面的工作，有时早上6点开工，晚上10点才下班，每小时7磅。
据他所说，在这里工作满3年后，如果能成功申请到爱丁堡大学的，他就可以免学费入读。
关于我刚刚开始学的人类学古典理论，Pere的评价总是一个词：无聊。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看那些干什么？Nationalism？ Who cares？尽管如此，他还是会给我发一些古典的理论书籍，告诉我慢慢来。看到我开始读福柯和Derrida，他终于觉得有趣，想和我讨论，然而我却在想，天知道“权力”和“主体”到底什么关系。
他邀我去他家做客，介绍我认识他的两位美女室友――同样从西班牙来爱丁堡打工攒钱。“我现在感觉非常开心。一年前我刚来的时候，一句英文也不会说，没有住的地方，没有朋友。而现在呢，我有工作，能说英语，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公寓里，还有很多朋友，两年后说不定还能继续读博，我还有什么不满足？”
按照常理，如果身边的朋友对我讲出这番话，我可能会在内心忍不住嘀咕：“你都30岁了，西语毕业论文，你有稳定的工作吗？有结婚对象吗？读完什么鬼人类学之后你准备怎么养家？”但是面对Pere，我却觉得他说得句句在理。
也许是因为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远离了熟人社会对他的评价。也许是因为他工作虽然辛苦，但有足够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也许是因为我在内心深处，也很羡慕这样的生活态度。
不久后我又认识了Jesús，两年前他携妻儿来爱丁堡时，也是一句英文都不会，拿着朋友写的介绍信找工作。Jesús来我们家修理排气扇，修完后说要给我们表演长笛，我和室友正觉得惊讶，他已经跑下楼去拿来了琴盒。
他的技巧不错，演奏时非常投入，乐声神秘凄婉。令人惊讶的是，他并不识谱，长笛是自学的，曲目是通过听来记住的。Jesús连续吹了差不多半小时，只要我们鼓掌微笑，便开心地说要再来一首。
他说他每天都想吹长笛，业余时间会去慈善机构给智障儿童义演，现在的梦想是不断提高演奏水平，组一个乐队。“也许，只是也许，我以后能去大学系统地学音乐。” 他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知道很难，但我会每天练习。“
在Pere和Jesús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某种共通的对生活的理解。他们乐观、坚定，最重要的是，他们完全不被年龄、社会地位等条条框框所束缚。衡量人生的标准不是金钱与成功，而是能否追求所爱，感受幸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