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十一月（1904年1月），张之洞奉旨入京，与张百熙等人共同协商重订学堂章程，经过几个月的磋商，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当时通称“癸卯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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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被誉为晚清“第一通晓学务之人”。讲近代教育史，绝对绕不开他，但他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至今世人对他仍存在许多误读。从近代史上看，张之洞治理湖北18年，应与武昌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是有必然联系的。他所编练的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所创办的实业为武昌首义提供了雄厚的物资基础，他所创办的新式教育文化事业为武昌起义培养了人才……因此，孙中山先生说他“可谓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1958年夏，中共中央在举行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说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还说他当兵时使用的“汉阳造”，就是张之洞的兵工厂制造的。事实上，张之洞于清末在经济、教育、交通、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和开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六洞桥走出了一个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无竞居士，祖籍直隶直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1837年9月2日）出生于贵州省现贵阳市南明河畔。这里一山建有9座庙，他家居住的地方叫六洞桥，因此取名“之洞”。在安龙（贵州兴义府所在地），张之洞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张之洞4岁即入私塾，师从何养源，8岁已将四书五经读毕，在众多名士及姑夫韩超、胡林翼的悉心培养下，学业大进，11岁写就了名传一时的《半山亭记》。咸丰二年（1852年），张之洞应顺天乡试，一举夺魁。
道光后期的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张之洞2岁时，即1839年11月，英国人仅以一支分舰队便能随便占领一个又一个港口。1842年，一心励精图治的道光皇帝，接受丧权辱国的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自19世纪开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早已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在这样险恶的时代困境中，张之洞闯过了各种人生险滩，善于发挥自己的智慧，及时制定突破困境的措施，为国谋福，为民谋利。
张之洞于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又两任考官，两任学政，1876年由四川学政调往京师，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1884）任山西巡抚，1885至1889年任两广总督，1890年接任湖广总督至1907年，其间虽曾两度短期署理两江总督，但仍遥控湖北要政。
改革书院，致力新学
张之洞曾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随着湖北办实业练新军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才不足的问题愈益突出，故张之洞一方面尽力罗致人才，聘请外国专家的同时，一方面着手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到1907年，湖北全省有各级各类学堂1500所，学生5.6万余人；到1910年，学校总数达到2000所，学生有7万余人。在教育经费上，1901年到1910年有大幅度增加且逐年提高，1901年为68万余两，1905年为128万余两，1907至1910年均为200万余两，是为晚清湖北教育投资的最高峰。此后直到1928年，官方投资均未达到此数。
张之洞说过：“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因此，张之洞在改造书院教育的同时，更致力于创办新式学堂。
1890年5月，张之洞在武昌城内都司湖创建两湖书院。两湖书院初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6科，1900年又增开格致、兵操、化学、博物学等。书院课程体现中西、文武兼习，教学措施也仿照西方学堂，实行分班按日上课。书院不设山长，而派提调1人、监督2人，各科聘请分教习。先后任两湖书院监督的有梁鼎芬、蒯光典、王同愈、黄绍箕等人。任经学教习的则有易顺鼎、钱桂森、张锡恭、马贞榆；任史学教习的有杨锐、汪康年、姚晋圻、沈曾植；任理学教习的有邓绎、周树谟、关棠；任文学教习的有陈三立、屠寄、周锡恩、杨承禧；任舆地学教习的有邹代钧、杨守敬；任算学教习的有华蘅芳、汤金铸、曹汝英；还有陈庆年教兵法史略学，罗熙纶教测绘学，西语论文范文，徐建寅教化学，贾文浩教天文学，王季征教博物学，多为当时国内一流的专门俊彦。
由于选送的学生基础较好，学习条件优越，故两湖书院人才辈出。从1891年到1900年，书院共毕业学生3届，计400余人。书院曾选拔3批学生留学日本，另有10余人留学欧美。1903年，湖北举行最后一次乡试，中举66人，其中有60名是该院学生。两湖书院的学生中后来成为知名人士者，有唐才常、黄兴、曹亚伯、刘成禺、张知本、刘善涵、卢慎之、卢木斋、甘鹏云、陈英才、张继煦、周震鳞、李书城等一大批人。
兴建官办专门实业学堂
1891年，张之洞首先在铁政局旁设立了算学学堂，并设方言、商务学两学附列其中；另有一个矿石学班，亦由铁政局附设，是为湖北官办专门实业学堂之始。方言、商务学堂学生50名，除学习外语之外，还要学习有关商业知识。1892年，矿石学班扩充成为矿务学堂，仍隶属于铁政局，聘英人鲁宾逊为总教习，骆丙生等为化学教习。1895年有学生20人，1896年该学堂化学专业并入自强学堂，只设矿务专业。
1893年自强学堂成立，学堂初设方言（外语）、格致、算学、商务4科（斋），数学家华蘅芳曾在算学科任教。每科超20名学生，但仅方言科学生住堂学习，其余3科按月考课。1896年夏，算学科并入两湖书院，格致、商务2科停办。而方言科再分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4科，翌年又增设东（日）文1科，该学堂遂成为外语专门学校。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迁至原农务学堂旧址（今阅马场湖北教育学院处）。
1902年以前，方言学堂学生不过七八十人，1907年学生最多时有354人。学堂课程除外语之外，还有中文、史地、算术、公法、交涉、兵操等10余门。学界耆宿辜鸿铭任过总教习。学堂先后有外籍教师20余人，其中欧美教师10名，日本教师11人。从1893年开办到1910年，方言学堂共毕业学生200余人，不少人到外国留学，或担任交涉、翻译、政府和公司管理工作。故舆论认为：“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所以自强――方言学堂是当时湖北很有作用力的新式学堂。1913年在该学堂的基础上成立了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1898年，张之洞奏设湖北农务学堂，地址在武昌东厂口四川会馆。开办的头一年聘有美国教师2人，1900年后又聘日本教师4人，学生亦由开办时的20人增至100余人。学堂设有农桑2门专业，讲授外语、算学、电学、化学、种植、畜牧、茶务、蚕务等课。1902年冬，学堂迁往武胜门外宝积庵，在沙湖边置有2000亩地作农事试验场，并把专业扩为农桑、畜牧、森林3门。1906年，该学堂设高等正科，称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湖北高等农林学校。
在办农务学堂的同年，张之洞还办了工艺学堂，校址在文昌门原江汉书院，聘有日本和中国工学教师，学生五六十人，分习汽机、车床、绘图、翻砂、打铁、打铜、木作、漆器、竹器、洋蜡、玻璃等各门工艺。学生每天4小时在课堂学习格致、化学、算绘等课，4小时实际操作，晚上仍须读中国经史等书。1905年，西语论文，该学堂迁往武昌鲇鱼套新址，附设有厂房，1907年改名为中等工业学堂。
“师范学第一”渐成办学思想
1902年，张之洞逐渐形成“师范学第一”的系统办学思想。在湖北、江苏创办了一大批各级师范学堂。
1902年开办的湖北省师范学堂，校址在武昌宾阳门南，为鄂湘两省培养小学教师。学员120名，分为一二年速成科和三年本科，除开设普通学之外，另开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课程。翌年10月设附属高等小学（即东路小学堂），供教学实习用。师范学堂生员初为24岁至30岁的廪增附生，后改为从中学堂招生。知府梁鼎芬任监督，廪生陈毅、举人胡钧任堂长，聘日本师范教员户野周二郎为总教习。该学堂不仅是湖北，也是全国最早的完备独立的师范学校。
1904年，张之洞拨银4.3万两，把文高等学堂（原两湖书院）改建为两湖师范学堂，招收鄂湘两省生员（秀才）1200人，故亦称“千师范”，实际招生七八百人。该学堂学制5年，有初级、优级两个等次，开设课程有修身、读经、中文、教育、算术、英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手工、音乐、体操等，附设有两等小学（即包括初小和高小）1所，以供教学实习。1907年后，由该学堂分出理化专修科和博物专修科（均设在武昌兰陵街，各有学生约120人），亦是培养中学师资的专科水平学校。
1904年，省城还办有师范传习所，实为简易师范，对已有普通学基础的教师加以教育学、教学法、学校管理的训练。1906年在滋阳湖（今称紫阳湖）开办女子师范学堂，亦附设有高等小学。
1906年，张之洞为培训湖北各府州县师资，在省城设立支郡师范学堂。学生分府各录取100名，称作1堂，先后开办8堂，分设于巡道岭、黄土坡、昙华林、贡院各处。学生亦须有生员资格，学习一年半，开设课程与两湖总师范学堂相同。
此后，武汉还开办过农业、工业、商业教员分传习所（亦称讲习所），亦是师范性质；汉黄德道、汉阳府、武昌道、也设过师范学堂。武汉之外的各府、道，甚至较发达的少数州、县，也办起了师范学堂或师范传习所。到1909年为止，湖北全省共办过师范学堂35所，为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了5000多名教师。
1898年，张之洞总结历史经验，在《劝学篇》序中，略论楚国强盛的原因后说：“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他指出清廷屡败的根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他说：“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1904年1月），张之洞奉旨入京，与张百熙等人共同协商重订学堂章程，经过几个月的磋商，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当时通称“癸卯学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袁世凯、张之洞、盛京将军赵尔巽、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署两江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以六重臣联衔上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联衔上奏两天后，上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纵观其一生，张之洞以精深博大的学养，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关注民生和国事，在许多方面做出的功绩，值得肯定和纪念。至于他的局限，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给予理解，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苛求。
日本明治时代的权臣伊藤博文说，张之洞是当时中国最能办事的人。
（作者系贵州历史文献探讨会理事。本文资料参考：罗福惠著《湖北通史・晚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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