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探讨出现文化转向以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影响逐渐凸显，对翻译主体--翻译家的探讨成为翻译探讨的新领域。作为“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成就有目共睹。然而，由于他长期沉浸于翻译实践，鲜有谈及对翻译的看法与见解，学界对他的探讨主要围绕其大量英汉、汉英翻译著作批评展开，尤其集中于《红楼梦》英译及鲁迅系列著作英译，较少有对他翻译思想的深层次、全面挖掘。为此，以杨宪益的诗人身份为突破口，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研讨其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之间的关系，得出对于诗歌翻译与创作的启示，拓展杨宪益翻译思想探讨的现实维度，为当代文学翻译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正是诗人的灵感和扎实的古文功底，使杨宪益能够成功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充分体现诗人译诗的独特优势。由于自身好用旧体写诗，杨宪益翻译诗歌时在形式上多以诗译诗。杨宪益早期创作的诗歌模仿汉魏古体，用五言写成，同时期的诗歌翻译也多采用这种古体形式。他用五言古诗体翻译英国诗人雪莱的《云雀颂》和《西风颂》；还译过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生命颂》，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两首短诗《欢乐》《忧思》和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两首歌词；转译过古希腊女诗人萨孚的两三个断句。然而，这些初期的译作基本失落。只有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歌词、古希腊女诗人萨孚的诗现收录在《银翘集》里。这两个译作丝毫看不出翻译的痕迹，古体诗的形式读起来气韵生动、文气盎然，更像个人诗歌创作。 杨宪益曾尝试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由于“认为著名的诗篇《离骚》是一部伪作”，他坚信，“模仿‘英雄偶句体’形式翻译这首诗是恰当的”[8]。但英汉两种语言本质上的差别注定译作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原诗的意境、韵律、节奏。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曾开玩笑说：“杨氏夫妇译的《离骚》，与原作的精神比较，就像一块巧克力排同一个巧克力蛋那样不同。”[9] 虽如此，“以诗译诗”的信念仍强烈作用着杨宪益日后的诗歌翻译实践。随着杨宪益翻译风格日渐成熟，领悟到“用外国的格律诗体译中国诗歌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9]，他不再刻意追求“诗体译诗”，会适时地选择以“散体译诗”，杨宪益翻译《奥德修记》用的便是韵体，因为他意识到“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更好使人欣赏古代艺人讲故事的本领”[10] 。只是，杨宪益在史诗开头十行仍保留了原文的诗歌形式，还增加了尾韵，使其与中国诗歌行文习惯相吻合，看起来更像诗。杨宪益不受原文体裁的限制，大胆创新，译文诗体、散体夹杂，努力再现原诗之精妙。 二、至真至善情趣与诗歌翻译 内容选择 杨宪益在《银翘集》自序中如是说道：“诗集编完了，有朋友们认为这本集子总要起一个名字。我记得前几年同黄苗子兄唱和时，曾开玩笑写过一首七律，诗记不得了，但其中有一联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当时启功兄看到，认为对得还不错。银翘解毒丸是北京同仁堂的成药，专治感冒，我常常服用。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因此我就想用《银翘集》作为书名好了。”[5] 正如杨宪益所言，西语论文题目，他的诗的确“多半是火气发作时”所作。如《千家驹兄邀游深圳》中写道：“五粮液够五天喝，百丈楼高百姓穷”，“剧怜满座无双士，治国空谈特异功”。诗人用对比的手法，痛斥官员贪图享受，喜好空谈，治国无能。“教授如今成饿殍，豪商多半靠高官”（《无题三首》）的诗句更是辛辣地揭露了某些腐败的社会现象。针对新闻造假，有偿新闻层出不穷的现象，杨宪益还写下了“报纸头条假大空，如何蜥蜴亦称龙”（《报载贵州发现龙化石》），“报刊原本是宣传，只要宣传便要钱”（《有偿新闻》）的诗句。另外，杨宪益在1993年所写的诸首诗歌，如《青海》《百万庄路景两首》《银行》等，一改讽刺为抨击，从怨到怒。《又一首》便怒斥道：“希望工程成泡影，祖先基业换金条。官蝗吃尽民膏血，反道人民素质孬。”诗人对那些没有良知的贪官进行无情批判，显露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诗人特有的至性至情。 读此类带有“火气”的诗，让人不由想到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的诗句“愤怒出诗人”。实际上，杨宪益讽世、骂世都是为了达到一种警世的目的。“火气”流露的是他作为诗人的一种激昂悲愤的情怀，凝结的是他忧患时世的思考，宣泄的是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文化学人的“真”。 然而，只看到杨诗的“火气”，感受不到其内在的宁静淡泊，就无法还原杨宪益诗作的全貌，无法对其进行全面而真实的解读。“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而是“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融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5]。很难想象，“火气”冲天，动辄拍案而起的杨宪益，也有如此淡泊宁静的一面。而诗人这份悠然自得的情怀也充分融入到其风趣幽默、俏皮潇洒的诗句中。《银翘集》里亦有很多诗人自嘲、自我调侃的诗句，如“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诗人对酒和烟的钟爱。同是写喝酒，杨宪益却总能写出新意，情趣盎然，令人忍俊不禁。如《祝酒辞》：“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该诗分明是表示“醉了不在乎”，而他在《谢酒辞》中又道：“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这是表示“醉了很在乎”[4]。两首诗自相矛盾，却又出自同一诗人之手，让人哭笑不得。诗人在此是想“以轻松戏谑之‘酒话’，明‘有经有权’之‘酒道’”[4]。诗人对酒的喜爱在《途径吉首饮酒大醉》中表现地更是淋漓尽致。诗人游湘西，在“途中风雨正癫狂，又报前车遇塌方”的情况下，不但没有丝毫焦急与埋怨，反而庆幸能留下来喝酒，生出“还是暂留古丈好，虽然沉醉又何妨！”的诗句。由此足见诗人的“真”潇洒与“真”俏皮。 我们从“火气”诗中感受杨宪益的可畏与可敬；从“悠然”诗中感受杨宪益的可爱与可亲。杨宪益十三岁进入英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学习，开始在全英文的语言环境中接受西学。学习期间，他大量阅读英文原版诗歌和翻译成英文的欧洲各国诗人的著作，对美国诗人朗费罗，英国诗人丁尼生、拜伦、雪莱的著作有着浓厚兴趣。旅英留学后，他更是不知疲倦地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只要是手头上的书，他都读--希腊神话和悲剧、英国培根的著作和莎翁戏剧，德国歌德、海涅的诗歌，甚至是用法文写作的勒南《耶稣传》和蒙田散文。他不满足于只是阅读，也尝试一些创作，用英语撰写了一部大型历史言情剧，描写中国战国时代美女西施的传奇故事；还用英文写了一部颇有莎剧味道的大型历史剧，名为《吴越春秋》。在西方文化中浸润多年，杨宪益得到的是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这也因此造就了他兼跨中西的独特诗人情怀。 翻译风格论认为，译者选取那些与自己形象气质相投的文章翻译更易获得成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译出原作的精髓。诗人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作用着诗歌翻译的选材。作为诗人，杨宪益的“火气”诗充分体现了他和而不同的真性情，特立独行的品格以及敢于挑战的革命主义精神。面对准则是非，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率真得毫无掩饰，更没有矫揉造作[5]。这或许是杨宪益选择《离骚》作为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处女作的原因之一。《离骚》中屈原“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与译者勇于挑战的革命主义精神不谋而合。杨宪益的“火气”诗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促使杨宪益--当年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翻译了《近代英国诗抄》。这个集子里收集了第一次大战结束和第二次大战开始之间的英国著名诗人著作，反映那个年代西方青年的精神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杨宪益这样的中国青年的心情。当时中国青年同欧洲青年一样，经过迷惘失望和追求，对祖国和世界人类前途保持美好的理想和希望 [11]。 杨宪益淡泊宁静的诗人情怀，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出闲适、俏皮、潇洒的一面，他诗歌翻译的选材也因此部分地呈现轻松、欢快的特征。杨宪益在自传中曾说：“一本书是乃迭和我都非常喜欢并把它译成英文的，它就是民间叙事诗《阿诗玛》。”[8]《阿诗玛》讲述了阿诗玛和阿黑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是流传在撒尼人民口头上的一支美丽的歌，充分体现了撒尼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诗中明快的基调、单纯的情感与诗人淡泊的心志恰好契合。类似地，关于中国古典诗歌《诗经》的英译；法国中古史诗《罗兰之歌》，古希腊罗马诗《奥德修纪》，以及罗马维吉尔的《埃涅阿纪》的译介，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源于同一种情怀。这一类诗歌其实都可算是民间叙事诗，然而由于其内容多涉及历史，也称史诗。要不是事态的发展使其离开了学术探讨领域，杨宪益很可能是一位历史学家。[8] 三、在写诗与译诗之间 “翻译者的主观因素，其个性、气质、心理禀赋、知识面、语言运用能力，乃至译者的立场、道德因素，无不对翻译活动起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12] 杨宪益兼善国学、西学，对东西方古典文化情有独钟，文化视野开阔。正是这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识背景，造就了杨宪益特殊的诗人情怀。这种诗人情怀与他写诗、译诗有着密切的联系。 杨宪益从小饱读诗书，喜欢即兴吟诗作对，中学开始写诗，能自如地进行古体诗创作，为诗歌翻译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功底。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诗人作诗关于韵律，就如学外国文者关于文法一样，都是取现成纪律加以学习揣摩，起初都有几分困难，久而久之，驾轻就熟，就应用自如了。一切艺术的学习都必须经过征服媒介困难的阶段，不独诗与音律为然。‘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成熟的境界。”[13] 这告诉我们“任何艺术的魅力都在于征服其本身的限制或约束而达到自由境界。诗歌韵律非但不是束缚思想的桎梏，反而是‘如枪炮之便利战斗’”[14]。正是诗人扎实的古文功底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使他能够成功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西语论文，充分体现出诗人译诗的独特优势。此外，诗人创作诗歌所流露出的思想感情同样作用诗歌翻译实践。从杨宪益诙谐幽默的自嘲诗、愤怒无比的“火气诗”，淡含忧伤的怀古诗，我们能真切体会到诗人遗世独立的品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深厚的史识功底，这或许也是诗人选择翻译《离骚》《近代英国诗抄》《罗兰之歌》等著作的原因。杨宪益以大量的中英诗歌译作，精妙地阐释了诗人译诗的译界命题。 “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杨宪益从不把自己看作翻译家。他曾在诗作中慨叹：“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并感觉到“半生早悔事雕虫，旬月踟躇语未工”。这里的“真译匠”与“旬月踟躇语未工”体现了诗歌翻译之难和诗人对完美翻译的追索。杨宪益在自传和多次谈话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初与毛主席就《离骚》翻译的短暂交谈。毛主席得知他曾把《离骚》译成英文，便问到：“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 “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著作都是可以翻译的吧？”他不假思索地回答[8]。毛主席的话显然透露出对诗歌可译的怀疑态度。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能写一手好诗，他明显不相信像《离骚》这样伟大的古典诗篇能翻译成其他语言。当时的杨宪益年轻、自信。然而，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加深，杨宪益也表示尽管他花了很大的心力翻译《离骚》，但最后连他自己都怀疑翻译诗歌能否做到逼真，“因为《楚辞》或其他文学著作，尤其是诗歌，能不能翻译成其他文字，而保留其神韵，的确是个难说的问题”[9]。从“谅必所有的文学著作都是可以翻译的”到“的确是个难说的问题”，此番态度的转变，体现出译者杨宪益关于“诗歌可译性”命题的深层思考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卓绝翻译探究。杨宪益对诗歌翻译难于尽善尽美的感喟和译事不辍的实践，有力地反驳了“诗歌不可译”的消极论断。从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相启发、互相增益来说，诗歌翻译得大于失[15] 。 四、结语 诗的翻译“能给民族文学以新的生命力……它能深入语言的中心，用新的方式震撼它，磨炼它，使它重新灵敏、活跃起来”[15]。杨宪益译诗之际，“中国的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英国的文学语言也已经进入现代英语阶段。中国和英国悠久的古典文学传统也有助于诗歌翻译，因为杨宪益早年所受的古典诗歌的熏陶会使他保有高尚的情趣，关于形式的要求，关于质量的强调都成为他的翻译标准，这也有助于树立和推广文艺上的新事物。换言之，在杨宪益的译诗中，传统与创新并存”[16]。 杨宪益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学教育的浸润，古文功底深厚，好写旧体新诗抒发胸意。他对语言天生的敏感性和良好的驾驭力，淋漓尽致地反映在其诗歌创作及翻译中。杨宪益用一生的实践向我们表明文学翻译人才培养要跳出“技”的层面，转向对“道”的追求。翻译专业人才不仅应当具备娴熟的双语驾驭能力，更应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发挥综合提升、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17]，这也是我们进行诗歌翻译传播的目地之所在。 注释： ① 《银翘集》：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企业出版杨宪益旧体诗集《银翘集》。2017年8月，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大陆版《银翘集--杨宪益诗集》。和港版相比，大陆版增收了杨宪益90年代中期以后创作的诗。港版中一些著作，未见于大陆版。 参考文献： [1] 张柏然, 许钧. 面向21世纪的译学探讨[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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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Yang Hsien-yi’s Poetry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XIN Hongjuan, TANG Hong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most distinguished translator in the 20th century, Yang Hsien-yi, together with his wife Gladys Yang, has translated many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so to accomplis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owever, since he has put more emphasis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rather than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apotheosis of his translation ideas seems to draw far less than adequate attention. Studies of Yang Hsien-yi in the academic circle have up to now focused mainly on his numerous translations, yet comparatively much fewer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dig out his translation thoughts. Therefore, this paper labors to describe a rather new picture of Yang Hsien-yi as a poet, so 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poetry writing and poetry translation. The present authors thus wish to make their own efforts in the overall academic research about Yang Hsien-yi as a translator, and if possible, to shed light upon poetry translation. Key Words: Yang Hsien-yi; poetry; poetry writing; poetry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编辑: 汪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