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发生的新闻事件中有不少是纪念性的。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比较海外对这几个重要纪念日的报道后不难看出，外媒在中国入世十周年这一经济话题上投入了格外多的笔墨，且角度和观点基本趋同，即将中国视为世贸体系下的最大赢家。对外国企业过去受惠于中国开放政策的好处均一笔带过，而对其目前在中国享受的待遇表示不满，并对其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前途怀有深深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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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乎所有拥有传统强势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在中国入世十周年报道上的一致观点。它反映了西方在面对崛起的中国经济时的复杂心态――傲慢依然，西语论文，却又充满惶恐。但这些都没有阻止西方媒体在表达意见时的霸道，投资者在接触到这样的信息之后难免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产生畏惧或者各种负面情绪，这给我们的对外报道提出了挑战。
平衡背后的“一边倒”
入世十年来，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服务贸易开放部门达到100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外媒在报道时也予以承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引用大学探讨报告称来自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获得了13.5％的回报率，而全球平均数字只有9.7％。路透社文章称廉价的中国商品使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平均节省600美元。
但对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各家媒体只是一笔掠过。文章很快就转入对中国政策不够开放、关税水平依然高企的讨伐。美国《纽约时报》甚至连无数美国企业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的事实也不顾，文章一开篇就列举中国产微波炉和美国产SUV的价格，显示出一个仅售49美元的中国产微波炉以明显的价格优势挤垮了美国超市货架上其他的同类产品，而美国产的汽车在中国的售价却因为中国高昂的进口关税而远远高于此车在美国国内的售价，成为其打开中国市场销路的障碍。这种简单的对比效果非常直观，那就是中国享受了进入他国市场的低关税，从而轻易地占领了外部市场，西语论文网站，而同时却高高筑起本国关税壁垒，使外国品牌在国内遭遇不公平竞争。这一切乍看有道理，背后却极不负责任。也许49美元的廉价微波炉的确有因为美国较低的关税水平原因，但更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产物。而美国SUV之所以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不能让其满意，一方面是因为进口关税，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美国本土高昂人工成本。除此以外，大排量汽车不符合中国节能减排优惠政策的条件，同时蓬勃发展的国产汽车产业能提供更多性价比更好的替代产品。
外媒还将焦点对准了针对中国商品愈演愈烈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调查的对象从一些传统制造业公司到如今的国有公司、新能源产业甚至不在WTO管辖范围内的人民币汇率，外媒把产生这些摩擦的责任几乎全部推给中国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学人》文章就指出，许多外国企业认为，他们必须面对的竞争对手不是中国公司，而是中国政府。路透社文章说，最让美国公司感到挫败的是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公布的必须由国有公司控制的“经济命脉”行业的名单，其中包括空运、航空、煤炭、石油、石化、发电、电信和武器等。这些国有公司，享受在中国市场的垄断或寡头垄断，土地，水和电力的补贴都低于市场的资本成本。
在此基础上，外媒通过引述专家学者和公司代表，普遍表达了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水平、减少对国企的优待、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诉求。但他们的稿件在结尾处又表现出“悲观”和面对中国巨大市场的“无奈”。《纽约时报》说，随着中国将在2017年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将使别国更难赢得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这意味着底特律生产的大切诺基也许永远不会分享中国的经济实惠。路透社文章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WTO怎能被称作世界贸易组织呢?但我们到底是应该让中国改变规则，还是我们需要改变全球性规则以适应中国?
直面矛头，“软硬兼施”
针对海外“一边倒”般的负面言论，新华社的对外报道力争做到直面焦点问题，并以包括消息、新闻略论、评论、特写等或软或硬的形式全方位阐释了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试图打消外商对中国市场的疑虑。这种直面矛头、“软硬兼施”的报道形式既传递了我们期待与世界互惠共赢的基本立场和声音，又形成了一定的报道声势。在捍卫我方立场的同时，我们的稿件还着重反思了中国在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路上的成败得失，树立了善于“自省”而非转嫁矛盾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报道中最有力也最容易的就是用数字和事实说话。外媒在稿件中引述外国企业表达对我市场开放程度表示不满，我方则同样可以采访在华取得丰硕利润的外国企业来阐述事情的另一面。我们选取采访的外国企业主要集中在零售、汽车等入世后中国重点开放、也是外商获利最为丰厚的产业，这其中包括连锁超市TESCO乐购、沃尔玛、通用汽车等。这些在中国市场打拼多年并深深受惠于中国的外资公司对中国的认识较为全面、透彻。从它们十年来在中国取得的骄人业绩上看，外资从中国入世中到底得益多少便一目了然。
同时，我们的稿件针对外国企业普遍抱怨的领域如政府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等予以逐一回应。这种回应不一定都能通过讲故事的常规对外报道手法来体现，而是必须借助评论这一色彩鲜明的形式传达。例如，在美国指责我对光伏产业国家补贴过多这一问题上，我们的英文评论就被外电转发，取得了掷地有声的效果。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即使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也大量存在，对方的指责无异于是在采用“双重标准”。而在强制技术转让这一问题上，则是通过叙述和评论等多种方式来传递观点。比如，我们采访了英特尔企业，其管理层表示跨国公司“技术换市场”的思维已经过时。英特尔将积极助力中国合作伙伴的“自主创新”，包括帮助其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他们意识到，立足中国，为全球市场制定新产品和新业务的策略方向，将是跨国公司决胜未来的趋势之一。
此外，我们的稿件还把很多笔墨放在了对自身发展开放模式的反思上。在“世界工厂”的崛起为中国换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的同时，中国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资源被严重损耗，核心技术缺失，长期徘徊在价值链底层。不断追加的资源投入和胼手胝足的埋头苦干换来的却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不断累加的贸易顺差和贸易伙伴的频频指责。将这些反思进行梳理既是客观事实的反应，也有助于报道变得平衡、理性。
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年来，外资公司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本身也是基于中国政府履行自身承诺，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和力度，并给予外资极大优惠的结果。现在，随着旧有发展模式不断暴露出新问题，我们的开放理念和方式有了新变化、新内涵。外资也需要适应这种新变化，与中国找到共赢路上的新路径。同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外资欢迎程度有所减退。相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旧离不开外资。本着这样的理念，我们的对外报道就会有的放矢，切中要害，才不会显出一副板起面孔的居高临下。这在东西方经济发展迎来重大变革期、经济贸易纠纷还将持续激烈的当下和未来，显得尤为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