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受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支持（项目编号：12J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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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美学家朱光潜说：“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伟大的悲剧能激发我们的勇气，陶冶我们的情操，愉悦我们的情绪，鼓舞我们的精神，震撼我们的心灵，具有无可比拟的艺术感染力。对悲剧美学观念的讨论也贯穿整个中西文学理论史。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悲剧多表现为“伤感”，而在西方传统文学中则多表现为 “崇高”；中国悲剧主人公身上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命运的悲惨，而西方悲剧主人公身上更多有一种抗争的悲壮；中国悲剧是写命运樊篱之下的悲剧性的“事”的，西方悲剧则是写困境中有人性弱点的“人”。中西方不同的悲剧美学观念在伟大的悲剧著作中就是以不同的特有悲剧模式在著作中展现出来的。
一、中西古典悲剧模式
西方古典悲剧着意于“崇高”，古希腊的悲剧是悲剧的经典，它是命运悲剧。人在与强大的外在力量的斗争中，感觉到外在力量的不可战胜与自身力量的弱小这一处境。在这种处境下，人有两个选择，要么自暴自弃，坐等那将要到来的命运；要么选择勇敢地抗争那明知不可改变的强大力量，以期在命运的樊篱内做出一番丰功伟绩，或者至少展现出人的大无畏精神。古希腊的悲剧就是选择后者，它强调的是人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不屈不挠的勇敢作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并不着意于“悲伤”或“伤感”，而是着意于“严肃”。郎加纳斯则用“崇高”一词来总结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审美感受，同样认为庄严而伟大的思想是“崇高”的首要条件，“一个毫无装饰、简单朴素的崇高思想即使没有说出来，也每每会单凭它那崇高的力量而使人叹服。有创见，善于安排和整理事实，不是在一两段文章里所能察觉出来的，而是要在著作的总体里才显示得出。但是一个崇高的思想……伟大庄严的思想，来自高尚的心灵，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西班牙语论文，是心胸旷达志怀高远的伟大心灵的自然显现。”西方古典悲剧都以崇高作为强烈激动的情感的来源，并且只能是关于正义、真理、英雄事业的向往以及为之不惜牺牲一切的伟大而庄严的情感。
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反映了崇高这一西方悲剧美学观。著作主人公阿喀琉斯在奔赴战场之前便被祭司告知，若赴战场则必然无法归乡，不去战场则可子孙满堂，而阿喀琉斯的回答则直接表达了庄严肃穆的“崇高”追求：“我的生命是不能贱卖的， 我宁可战斗而死去，也不要走上不光荣的结局， 让显赫的功勋传到来世。”而其主要对手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则是一个更加完美的古代英雄形象。决战前，他告别亲人的动人场面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和感人的悲壮色彩。其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正是西方悲剧美学观所谓“崇高”的最佳表达。
在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悲剧著作中，“崇高”这一西方悲剧美学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他的四大悲剧无一例外以“崇高”作为悲剧人物的审美特征。以《哈姆雷特》为例，哈姆雷特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从事的复仇事业的象征性含义远远超出替父报仇的狭小范围。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断地惊醒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研讨，涉及到人的生存死亡，死后是否有灵魂等形而上的问题。其思想上的复杂性使他游离于复仇的主题之外而研讨本源性问题，造成了其行为上的犹豫不决，最后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的悲剧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其内存性格弱点的主观原因。从这个角度解读《哈姆雷特》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哈姆雷特所从事的复仇事业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模仿“高尚”的人的行动，且主人公必须是为某种正义事业进行斗争，由于矛盾冲突等原因而失败或牺牲。由此也就构成了《哈姆雷特》的“崇高”这一西方悲剧美学观念的重演。
与西方古典悲剧美学观念不同，中国古典悲剧则倾向于表现“伤感”这一东方悲剧特有的美学观。这里笔者以《窦娥冤》和《汉宫秋》为例来诠释“伤感”在中国古典悲剧中的表现模式。
《窦娥冤》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位列中国四大悲剧之首。它的故事渊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但关汉卿并没有局限在这个传统故事里去歌颂为东海孝妇平反冤狱的于公的阴德，而是紧紧扣住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
中国古代四大悲剧中的另一部是马致远的《汉宫秋》，讲述汉元帝深夜偶然听到冷宫中的王昭君弹琵琶，爱其美色，将她封为明妃，并欲将欺君的毛延寿斩首。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为妻。元帝舍不得昭君和番，但满朝文武怯懦自私，无力抵挡匈奴大军入侵，昭君为免刀兵之灾自愿前往，元帝忍痛送行。昭君不舍故国，在汉番交界的黑龙江里投水而死。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痛不已，后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
窦娥与昭君的悲剧与其他中国古代悲剧一样，遵循着这样一个悲剧模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中国传统悲剧常常采用种种手法让观众既看到善良人们的不幸和痛苦，又能看到他们的反抗和希望。中国悲剧主人公身上大多表现出人的善良、友爱、勤奋、自我牺牲、渴望自由等善良本性，由于他们地位的卑微、身世下贱、家庭和阶级的局限以及社会条件的作用，他们只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最后被黑暗势力所吞噬。这样悲剧的美学价值在于以悲剧人物的毁灭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唤起人们对小人物的怜悯、同情，对黑暗势力的仇恨和反抗，鼓舞人们在否定一种生活的同时去追求另一种生活。
二、中西悲剧美学观念异同
中国古典悲剧人物性格中的朴实、善良、逆来顺受几乎成了中国悲剧的代表性特征，而西方悲剧则倾向于刻画人性中不同的弱点与命运的交错，这可以是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浮士德的狂妄自大、麦克白的贪婪，又可以是奥赛罗的猜忌等。
中国古典悲剧艺术的冲突主要是忠良与奸佞的斗争。这类著作在表现冲突时常常将偶然性与必然性结合在一起，强调命运的强大和人的无能为力的悲剧性的“伤感”。这与西方古典悲剧也是不同的，西方古典悲剧都以“崇高”作为强烈激动的情感的来源，并且只能是关于正义、真理、英雄事业的向往以及为之不惜牺牲一切的伟大而庄严的情感。《俄狄浦斯王》和《普罗米修斯》之所以是真正的悲剧，因为他们的命运是神已经决定了的。他们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去与神抗争的，即使抗争的结果是失败，这种行为本身构成了西方悲剧最核心的本质。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对悲剧的审美感受的总结，“看完一出伟大的悲剧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优秀的人无畏地面对着灾难和不幸，充满了勇气和庄严”。 三、“人的错误”与“命运”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过， “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在他看来，人生就是痛苦，悲剧就应该表现人生的痛苦，而观赏悲剧就是一种独立于个人利害之外的审美过程。就是“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从而“使人之精神于焉洗涤”。他概括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时说：“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西语论文，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他认为最具悲剧性的是第三种，而西方悲剧也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悲剧美学准则而创造出了哈姆雷特、浮士德这样的伟大悲剧。
西方悲剧美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悲剧要模仿的是人的行为、生活、幸福；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模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模仿人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或布局，在一切事物中，目的是最重要的，因为悲剧的“崇高”与悲剧人物的“性格”都取决于情节。“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死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悲剧是行动的模仿，主要是为了模仿行动，采取模仿在行动中的人”。并且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明了悲剧冲突的本质，尤其以其“过失说”最能说明西方古典悲剧不同于中国古典悲剧的美学特征。在他看来，人性中有理性也有欲望，这是人之常情。他反对恣意妄为，但也不赞同铲除情欲。而人带着情欲缺陷去处理事物，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违反道德原则，因此，错误是人的错误，悲剧是人的悲剧。这也是他在《诗艺》中不提“命运”二字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诗学·诗艺 [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A].中国近代文论选（下）[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A].王国维戏曲论文集[C].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常漪（1980— ），女，陕西榆林人，英语语言文学，榆林学院外语系讲师，探讨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与教学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