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人身上具有的特性和属性，都可以叫做人性。究竟人的本性是什么，是人类思想史上一直追问的一个主题，它不仅是管理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整个人生哲学的前提和基础。法国哲学家卢梭认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是对于“人”的认识。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家们都重视对人性的研讨，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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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人性观
1 轴心时代
西方最早论及人性的是苏格拉底，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灵魂有理性，因而能追求知识，人的行为都是服从理性指导的，人根据知识，遵循理智，便能够自制，就可以做出善行，因此，“美德即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一致的，趋善避恶也是人的本性。
柏拉图认为，人的本质是由其灵魂决定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即情欲、理性及意志。理性应该控制意志和情欲，人的理想状态应当是三个部分的和谐一致，由理性控制一切。理性、意志和情欲，三者对应着社会的精英、官员及各种各样的劳动者，他们的欲望分别是知识、成功和欲望。
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的名言是：“人是政治的动物，是天性就要和别人生活在一起的一种动物。”
此后，西方哲学家对人性的问题也有其他研讨，但理性人已成为西方人性论的主导观点。
2 文艺复兴与理性主义时代
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没有系统地研讨人性问题，但在《君主论》里，他明确地提出了文明人一定都是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者。
英国17世纪著名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生来就有权利享受一切事物，对他想讨好的人做他愿意做的事，占有、使用和享受一切能掌握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可以侵犯别人和抵制别人侵犯他自己，这就造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3 现代管理时代
（1）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假设
经济人是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在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看来，自利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但活动的结果却是有利于人和社会的。每个人的行为只受其自身利益的驱使，按照自我保存的方式行事。泰罗的“科学管理”即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他认为科学管理实际上是一场心理革命，工人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资本家希望得到最多的利润，双方都认识到提高生产效率对双方都有利，从而出现生产中的密切合作。
社会人假设是由早期行为学派的梅奥等人提出来的，是他通过霍桑试验，发现员工的积极性同工作环境、条件、工资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人们的社会性和心理性需求有密切联系，这些因素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等。
文化人假设源于日本经济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发现日本公司快速成长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特征。而进一步的探讨表明，实际上，儒家思想的五伦五常（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的人伦关系，忠、孝、诚、信等理念经过诠释与吸收逐渐被日本人本土化了。日本公司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而形成的。
（2）X理论、Y理论、超Y理论与复杂人假设
美国管理学家麦克雷戈在《公司中的管理》一书中，认为传统的管理理论是建立在如下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普通人都是懒惰的，能少干就少干；人们缺乏雄心壮志，不喜欢承担责任，更愿意被别人领导；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的需要不关心；他们不怎么聪明，往往是骗子和蛊惑民心的政客们很容易就能捕获的对象。他把这种传统的人性观念叫做X人假设。
进而，他把一种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和动机进行了更充分探讨基础上的新的管理理论称为Y人假设，包括人不是生来就对组织的需要被动服从或怀有抵触性的；动机、发展潜力、承担责任的能力、为实现目的的合作态度在所有人身上都存在，只是需要管理人员认识并发挥这些品质。
莫尔斯和罗尔斯经过探讨，提出了超Y理论即权变论，即使任务、组织和人员彼此适合，强调组织的适当模式要依将要做的工作性质而定。
随着管理的理论探讨的深入，管理学家们以孔茨为代表，更趋向于从更多的角度研讨人的问题，不再抽象地谈人性的善恶问题，也不再企图描绘出一个抽象不变的人性模式，而是认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从而出现了复杂人概念。
中国人的人性观
中国人的人性观，可以用《易经》中的一句话：“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来概括。“穷理”是指儒家，罕言性命，穷尽伦理，规范自身行为，修成伦理道德身。“尽性”是指佛家的明心见性、找到生命的本体。道家则是“以至于命”，即与道合一之境。
1 儒家：穷尽伦理
《三字经》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是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家在人性认识方面主流观点的总结。古人多以“善”与“恶”为据来讨论人性，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以及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等观点。后来汉代扬雄提出“善恶混杂说”，宋代苏轼有“性无善恶论”等。总体上，“性善说”体现了儒家的人本论伦理哲学。
2 佛家：明心见性
佛家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明心见性的生命本体。佛家的平等性智，“自他一如”，“物我一如”，灵明性体开显，即得到人的最高尊严。因为人的自性体现了人的良知良能，是大善大美大真全能的仙佛种子，人类进化和遗传的最高艺术境界。人的灵明性体，是无境不照的摩诃智慧，是至高无上的大德，是人类真正的尊严。佛教唯识论是一钟比西方哲学高出一个层次的唯心主义，佛家倡导“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一种心物一元的心性本体论哲学。
3 道家：以至于命
《道德经》云“善之与恶，相去几何？”葛荣晋先生指出：“道家在人性论上，既不讲善，也不讲恶，而是提倡‘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道家讲“归根复命”，《易经》讲“以至于命”。“复命之性”是道家人性论的本质。胡孚琛先生指出，老子的道学认为宇宙和人体都是一种由物质、能量、信息因缘和合的关系存在，其本源就是道。人类心灵的元意识，可以体道合真，心灵既是道的生化运动的结晶，又可以通过修炼同道一体化，达到即心即道的境界，心与道不是能见与所见的二元对立，而是同归于无分别相，归于虚无的本体，即佛学之真如实相，即为“复命”。道学是心物能一元之道本论哲学。 中西合璧的人性观
我们发现，西方的人性观，总体上是一种理性人假设，总是随着时代的思潮在发生着变化，这是因为如果单纯用理性去探究人性的话，对人性认识就将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片面到全面的认识，因而在过程中，只能得到体现时代的、局部的认识，所以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产生变化。这种人性的认识，也是西方人理性思维的产物。
中国人的思维主要是感性思维和灵性思维。传统人性观中，儒学是一种道德修养，道学是一种生命智慧，是一种人生境界。儒治世，佛修性，仙（道）修命，自其同者视之，三教一家；自其异者视之，各有侧重，总体上都是大道的一部分，是一种层级递进关系，“性者内也，命者外也，以内接外，合二为一，则道成矣。”因此“万般皆下品，唯有修道高”。
儒释道三家中的儒家追求现实世界的人与人之间关爱关系的“仁”，即“二人为仁”，“仁者爱人”，认为人的本质是善，多谈仁义罕言天道、性命。因此儒学是伦理学，故《大学》中有“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说。而儒家精神世俗化的结果，便是加入理性元素，成为李泽厚先生所提到的“实用理性”。而道家佛家则是求“大美”--人生之大美，是性命之学。
南开大学齐善鸿先生等著的《新管理哲学--道本管理》书稿中提到：人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性，展开来讲，西语论文网站，就是人所特有的超越其物质（生理）存在、心理存在而获得的完全属于人的特殊屙眭，体现为对意义的追求、主体性的积极发挥、对本能自我及物种界限和私欲的超越、理性思维的应用以及对神圣性的追求等。
我认为，按照“人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性”推演下去，人的精神是信息的一种高级形态，而信息的特性，按照胡孚琛先生在《道学通论》的表述，是“选择性、合目的性”，也应是人的精神的特点；因而人的本质，即是人在可选择性基础上的合目的性；“可选择”的意思是自由，“合目的”的意思是合道；也就是说，人有选择的自由，经过自然的超越过程，自自然然地就达于道的境界，即合道了。卢梭说，“每个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是一种悲观的表述；换种道家的表述，应该是：每个人生而自由，但终能到达合道的自在境界。也就是说：人的最终本质是自由、自在！即最终每个人都能达到《庄子》所说的鲲鹏图南之“逍遥游”境界；庄子之学，号称“人学”，其意在此。
人类的元精神包括理性之真，仁爱之善，信仰之美。人类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求真；未来，以真为起点，与人为善；保留善的优点后，求人生之大美。最终的结果，人性又回到“函三为一”的“真、善、美”完整统一并以“大美”为终极的人生至美状态--即“负阴抱阳中气为和”的合道境界，西班牙语论文，此时，人会达到人性的跃迁，成为庄子所说的自由、自在的“真人”。
人的求真的过程，就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了解，获得物质财富，同时克服人的物欲、占有欲的过程，即是“生而不有”的过程；人的求善的过程，就是克服人的恶欲，就是要体现人与人的关爱，就是“为而不恃”的过程；人的求美的过程，就是消融掉主客观的异同，一直到无差别心的物我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的“是谓玄德”的大同境界，就是“长而不宰”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