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一张嘴。嘴的功能主要有二：一为饮食，二为言谈。其他的功能大都可以归结为这两种功能的延伸。 三 何以西方人能言善辩，而国人寡语慎言呢? 从历史和文化上看，西方人素有推重言说的传统。在古代希腊，就有以教人讲演和辩论为职业的智者。柏拉图最早提出了“七艺”，其中“三艺”与言说有关，分别是文法、修辞和逻辑(其他“四艺”还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在亚里士多德的丰富作品中，有专门的逻辑和修辞学作品。在中世纪，文法、修辞和逻辑，是学生的必修课。可见，重视、探讨与学习如何言说在古希腊已经蔚然成风。近代以降，现代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出现、西方民主制度的训练等因素，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传统。这个传统体现在西方的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学科的著作中，体现在教堂牧师的讲道中，体现在学校教学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以尚言为特征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作用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使他们在已有文化的熏陶下有意无意地成为善于言谈的人。 关于言谈和说话，中国的传统恰好与西方相反。对中国文化作用最大的儒家一向反对多言。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多处提及“不言”或“慎言”。当子贡请老师发话，以便自己有所“述”时，孔子回答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意思是，天不说话，四季照常运行，百物仍然生生不已。人要效法天的榜样，不言而行就可以了。他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能说会道者多半“口蜜腹剑”，善于阿谀奉承，内心险恶，所以鲜有好人。那么，怎么才能够达到仁?子曰：“刚毅木讷近乎仁。”(《子路》)孔子叫人成为君子，而“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 老庄的道家也是不尚多言，反对巧言令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意思是说，信实之言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词藻，华丽的词藻往往言之不实。善良的人不狡辩，狡辩的人多非善良之辈。《庄子・天下》也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张扬于言辞，夸夸其谈倒是不智的表现。古代文学创作遵循的一条准则是简约，所谓“惜墨如金”，即能不言则不言，能少言则少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的文学著作不以话语言说为要，以“开门见山”、“简明扼要”为原则，必须表达时要求“言简意赅”。人们日常所说的“沉默是金”、“言多有失”、“少说多做”，诸如此类，显然也是这一传统的朴素表达。 西方尚言的文化逐渐形成了西方人特有的善于言辞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也就是习惯或“潜意识”，所以，西方人能言善辩。中国人少说为佳的文化传统久而久之在中国人内心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潜意识结构，使之不习惯也不善于言谈。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善言而中国人不善言的文化一心理根源。 中国人重视饮食，而西方人不注重饮食，也与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古语说：“民以食为天。”《孟子・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在谈及未来美好社会时提到“上可以事父母，下可以畜妻子”，就是要让父母妻儿吃得好，穿得暖。历代文人墨客的著作和轶事也推动了饮食文化的发展。唐代诗人杜甫在贫病之中受到友人款待后写过这样一首诗：“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静如练。兼求畜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谊晚谁似，令我手足轻欲旋。”一顿美餐令这位诗圣心花怒放，以致要翩翩起舞。在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里，有大量与饮食相关的描写，宝玉和姐妹们美食、美酒，吟诗抚琴，花前月下，令人向往。 中国人自古看重吃饭的传统也反映在日常用语中。很多事情，都用“吃”字表达。上世纪初，国人把信天主教、基督教称作“吃洋教”，把当兵叫“吃粮”，战争时期人们常说“战事吃紧”，被拒之门外叫“吃闭门羹”，有人追捧叫“吃香”，有人缘有地位叫“吃得开”，利益受损叫“吃亏”，不讲信用叫“自食其言”，从国家领工资叫“吃皇粮”。“吃”字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对于“吃”的文化是我们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文化的特点是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好的标准主要不是营养，而是滋味的美妙。“民以食为天，食以昧为先”这句民间俗语，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高度概括。这种重视饮食的文化已经化为我们的潜意识心理结构――习惯，深刻地作用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西方人不注重饮食，所以没有可与中国吃文化媲美的文化传统。如前所述，关于西方人，只要吃饱，有足够的营养供身体的需要就够了。吃的对象、烹调措施、吃的方式等，没必要过多地讲究。由于不讲究，所以缺乏这方面的文化。或者说，“不讲究”就是西方人的饮食文化。这种文化也内化为西方人的心理结构，作用着他们的生活习惯。 四 直接作用大众言说和饮食的是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和由此形成的潜意识结构，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和潜意识结构的是更深层的精英文化，而处在精英文化核心的，在西方是理性主义哲学，在中国则是儒释道三家的人本主义思想。 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取向是认知，即获得知识。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的作品残篇，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论自然》。这些残篇反映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发现自然界万物的“始基”或“第一原理”，即作为原因的真理。赫拉克里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做波斯人的国王还好。”正是他率先提出了“逻各斯”概念。这个“逻各斯”是“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一定分寸上熄灭”的那个“分寸”，是变中不变的本质。从关于事物原因或本质的好奇而产生的古希腊哲学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顶峰。柏拉图哲学设定，在个别的事物背后都有与之对应的理念，哲学的目的就是超越个别可感的事物(现象)而把握内在的理念(本质)。认识理念依靠的是人的理智或理性能力，哲学家是最具理性能力的人，所以最有智慧。柏拉图之后，其弟子亚里士多德把理念发展为“形式”或本体(第二实体，形式)，认识的措施也更加完善，因为他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健全的逻辑系统，这个逻辑系统的核心内容是有关定义、概念以及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的法则，目的是教导人们如何进行正确的判断与推理，略论与综合，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正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从此，理性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为符合逻辑的思维。理性的认知方式也就是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20世纪，哲学家怀特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史都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法国哲学家莱维纳斯说：“哲学讲希腊语。”他们旨在表明，西方哲学的根源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其本质是理性主义的。 这种自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把认知的主体和客体分离且对立起来。认知的主体是人，准确说 是人的理性(reason)，或理智(intellect)、心灵(nous，mind)，客体是自然界，准确说是作为自然之本质的理念、规律或逻各斯。主体的目的是认识客体，即发现世界的本质或规律。二是把世界“二重化”(巴克莱语)，即把统一的自然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即理念世界，皆为柏拉图语)，而且认为可感可见的事物是不真实的，不可感知的存在(本质)则是真实的。顺便指出，这种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和世界的二重化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世界的“二重化”，就没有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分离，把客体的本质看作认识的对象，就没有认识论，也就没有因为主客分离而产生的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因此没有古代和现代的西方文明。三是思维与语言的同一性。思维是内在的语言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达。二者相为表里，相互依赖。因此，思维和语言都遵循相同的逻辑规则。四是追求明晰性与确定性，用笛卡儿的话说就是“清楚明白”(clear and distinct)。清晰的观念，西语论文范文，如“我思”、“上帝”、“物质世界”，是推理的起点；推理的过程要像几何学的论证一样，每一步都明确无误，这样得到的结论也才是确实可靠的。这样的知识，如几何学、数学、哲学，都是有确定性的知识。这几个特点表明，西方哲学的主流就是认识论。人的理性在这种哲学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是理性把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把本质和现象“二重化”，从而使认识有了对象；是理性发现理念、做出定义(概念)、判断并按照逻辑规则进行推理，最后得出结论的。不论从对象(客体、本质)，还是手段(理性、概念或逻辑思维)，还是从表达方式(合乎逻辑的、清楚明白、确定的言辞)来看，都是人的理性或理智来主导的。所以，其本质是理性主义的。而理性主义也就是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 以认知为取向的理性主义哲学也通过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些文化形态中也必然表现出重视知识、理性思维、逻辑推理、语言表达之类的特征。这样的文化形态在历史过程中也塑造了人的生活目的，作用了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以至理智的生活(intellectual life)，而不是感性的生活，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逻辑的思考、清晰有序的表达和论证成为生活习惯。这就是西方人能言善辩，不重饮食这两种现象的哲学根源。 (本文编辑 谢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