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幸福是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体验，令我们满意的幸福感是也很多人生活的动力。而要体验到幸福感不仅需要一定物质基础，更需要一个合理的主观标准。所以，确立好自己的幸福观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阐述在当代背景下的中西方文化中幸福的具体含义，提出了一些针对如何确立适合自己的幸福观以及如何实现幸福之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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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幸福观；积极心理学；五福
在物质文化如此丰富的今天，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追求精神文明的创造和体验。关于幸福，或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诠释和体验，在新的时代也具有不同的实际含义。下面，就让我们就东西方的幸福观进行略论和讨论。
一、西方幸福观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当下最流行的西方探讨幸福感的积极心理学思潮。由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E.P. Seligman），谢尔顿（Kennon M. Sheldon）和劳拉・金（Laura King）创造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 是20 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一股新的探讨思潮，他们定义 “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探讨普通人的活力与美德的科学。”他们主张积极心理学是探讨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其矛头直指过去传统的“消极心理学”。而它所引起的思潮是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措施与测量手段，探讨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个心理学思潮。随着探讨的深入，更多的积极心理学家也开始在大学中设立公开课，进一步在社会上普及积极心理学理念，人们也更喜欢把这个如今在哈佛学生中最受欢迎的心理学公开课程称为“哈佛幸福课。”
积极心理学从概念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在主观的层面上，是探讨积极的主观体验：关于过去的幸福感和满足、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主义，以及现在体验到的快乐和幸福流，包括它们的生理机制以及获得的途径；2、在个人的层面上，是探讨积极的个人特质：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勇气、人际交往技巧、对美的感受力、毅力、宽容、创造性、关注未来、灵性、天赋和智慧，在这方面的探讨他们主要集中于品质的根源和效果上；3、在群体的层面上，探讨公民美德和使个体成为具有责任感、利他主义、有礼貌、宽容和有职业道德的公民的社会组织，还包括健康的家庭、关系良好的社区、有效能的学校、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等。
从上述可看西方所关注的幸福角度是采用实验的措施从客观、科学的角度来研讨幸福问题的。那么，中国思想家是如何在传统技术和知识有限的情况下提出怎样的对幸福思考呢？
二、东方幸福观
现在就让我们追朔到中国古代，去看看传统文化中关于幸福的体悟。《尚书》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最古的记言历史文献，其中就曾提出过“五福”观。
《尚书》中明确提出人生有五种幸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的基本含义是长寿、富有、快乐平安、爱好修德和老而善终。
先说“寿”，是指高寿。关于高寿的具体定义，国学中常有“百岁高龄”、“寿比南山”等提法，但对此并无确定的标准，而是随时代、地区之不同而有异。不过，若能高于当时该地区人民的平均寿命而终其天年，就可称高寿。
再说“富”，指生活富裕，但所谓富裕亦无定准，若能高于当时该地区人民的平均所得，才可称富裕。
其次说“康宁”，古人以“无疾病”、“无患难”解之，似嫌消极。其实“康”指身体健康，偏于生理层次；“宁”指心神安宁，偏于心理层次，故“康宁”包含着身心健全康泰之意，其丰富的内涵最耐人寻味。
然后谈“攸好德”，“攸”或解为“所”，或解为“皆”；好，指喜好、爱好。此句的重点在“好德”而不在“攸”，指喜好天子所立的道德规范，由此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并能施德于人。
最后讲“考终命”，考，老也；终命者，终其天年也。人或因天灾，如风灾、旱灾、水灾、地震、海啸等死于非命，或因人祸，如环境污染、食品不卫生等而患恶疾，病痛缠身而死，凡此皆非考终命。古人云“寿终正寝”，就是指能够安详地终其天年。
五福倡导的正是中国古代中常提及的身心各面的和谐，作为我国古代的幸福原则，不同时代的学者结合当时的社会实况也具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比如在汉代，强调的就是五福的完整性，西语毕业论文，就像中国佛家常说的“功德圆满”之意。
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注“五福”曰：“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谓之福。福者，备也。备者，大顺之总名。”他将“五福”看作是老天赋予人的极大的善事，只有五福都满足了，寿足以延续生命的长度，生活能满足充实生命的内涵，身心健全足以提升生命的质量，广修善德能够扩大生命的境界，乐于生活可以享受生命的本真，生命充满喜乐而有其意义，才能称之为“福”。
而且，幸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内涵，它不是仅对生命一个层面的总结或体悟，而是关于生命的长度、深度，关于生活的感受、总结，整个多层次、多方位的一种满足和充实。
三、各思想流派对五福的不同诠释
在历史上不同流派的思想家根据自身主张关于五福也有不同的理解。儒家后人孔安国，就将“五福”所包含的商周文化中对于“德福”问题的思考揭示出来，归纳为“德福之道”。将“好美德”作为获得幸福的一种“道”。孔子在书中就曾指出，所谓“道”就是自然万物遵循自己的特点顺其本性的生长。而“德福之道”作为国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行善的目标就概括为追求幸福，而行善的依据在于个人的良心、美德和正确的行为。所谓的 “天人感应”的善恶报应说的是理解“德福之道”的关键，所以德福之道在宗教上又表现为“转祸为福之道”。
这样，以“行善”为中心的“德福之道”，在国学中就成为一个与幸福相伴的重要概念。在儒家看来，“德福”不仅要通过人为的努力，还需要诉诸客观的第三者――上天的赏善罚恶得以落实，故有“三尺头上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等说法在民间流传，既反映了儒家伦理对道德劝善的重视，西语论文，也使儒学具有了一定的宗教性。 老子倡导道法自然，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人生幸福的准则。老子指出，当色、声、味、觉等外界诱惑纷至沓来时，人若经不住诱惑，就会沉溺于身体感官的享受之中。比如若人久观五彩缤纷的颜色，就会使自己眼花缭乱，最终损害视力；若久听娓娓动听的音乐，就会使自己嗡嗡耳鸣，最终损害听力；若久享山珍海味，就会导致自己最终食欲不振，胃口不好。
因此，凡夫身为物累，心为物役。所以凡夫俗子总是使自己的欲望被外物的诱惑而牵动，长久以后膨胀得无法自行控制，导致心中开始生出恶念。对名利、财富或者色欲的渴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痛苦，如果不合理疏通，就会最终引发身心疾病，严重时还会使身体迅速衰竭致死。
老子倡导人们要利其民，慎其行，首先“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要使人们吃饱穿暖，丰衣足食，使国家富有强大，但却不去追求那么使人眼花缭乱的“五色”和使人心乱发狂的“难得之货”，这就是“圣人为腹不为目”。然后要人保持自己思想和品德的高贵性、纯洁性，减少私心杂念，降低对声色犬马、功名利禄的追求，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欲望，适度持中，既不纵欲，也不禁欲。只有做到“清净无为”，才能真正得到“至乐”
道家庄子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摒弃了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通过“天下有至乐无有哉？”去思考人生的幸福问题。至乐即最大的快乐，庄子考虑到事物的两面性、认为要合理的控制乐的程度，极度有乐的同时就会产生悲、苦、不幸，所以想要“至乐”，只有“无乐”，也就“无悲”了。只有做到“清净无为”，没有任何不快乐的念头，才真正做到“至乐”。所以要自由发展我们的本性，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的幸福，要得到绝对的幸福就要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加深层的理解。所以，庄子的幸福观是从更加人性深处去研讨幸福问题的，是一种超越式的幸福观。
老庄道家的幸福观是以无为、自由为“至乐”的自然论幸福观，它有三个维度：幸福的个体维度――返朴归真的理想人格；幸福的社会维度――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幸福的精神维度――崇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道家反对儒家阳刚进取的人生态度，倡导“无为”、“损”、“寡欲”，要人消极于物欲的背后却是积极的意志磨炼，以“自然无为”的方式来教导人争取“自我”的人格完满。如果说，儒家进取式的人生幸福观是用加法方式。那么，道家则用减法方式。进可儒，退可道，这儒道两家在人生幸福观上形成了鲜明异同，对现实人生来说正好可以起到互补影响。
从上述关于幸福的具体的阐释，可以感觉到东西方的幸福观是存在较大的不同的。当代社会来自各界的生活压力带给人们诸多困扰，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去追寻到自己理想中的幸福，或者如何确立自己的幸福观是很多人存在的现实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结合五福的思想再做以下研讨。
四、如何在现实中追求幸福
了解国学中的幸福观将有助于我们辩证地认识人生的两面性，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一，从个人来看，去除贪欲，知足常乐。幸福是人的一种欲望，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幸福是一种欲望得到满足之后的心理感觉。由此，幸福获得与欲望满足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的欲望本身是不具有善恶的性质的，但是不合理的欲望就称为贪念会引发人的一些不合理行为，最终导致身心的不和谐。
人的身心相即不离才形成一个现实的生命，那么，幸福感也有赖于身心和谐。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既有身体上的病痛，也有人过度的欲望――嗜欲。嗜欲为万恶之源、百病之根，一个人若私心缠身，在生活与工作中必然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久而久之，积劳成疾，损害身心健康。幸福观围绕着人对“欲望”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能使身体的无痛苦和精神的无纷扰而展开的。
第二，从家庭来看，从古代农耕社会，“幸福”就是要一家人在一起。不仅有衣穿、有食吃，能够满足家人相聚和谐，这就是幸福。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家族血统代代相传，因具有超越个人生命长度的历史，更注重时间维度对一代代人生命的作用。而从心理学来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基本的生存需要到自我实现的需要，安全感、爱与感恩都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第三，从国家、社会来看，古代倡导君王建立政事要有法则，聚合“五福”用来普遍地赏赐给臣民。这样会使你的臣民尊重你的法则，听从你的管理，国家也会安定，百姓由是幸福。所谓聚合，就是对要制订相当于今天的“国民幸福指数”的各项指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幸福观的建立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要考虑到自身的知识水平、生活经历以及自己的价值体系。在当代出国留学如此盛行、网络信息化如此高速发展的时代，再要求统一的五福价值在中国年轻一代通用似乎有些强求。不过，我想无论何种情况，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作为中华子孙所必须接受的使命和责任。在东方文化底蕴下接受西方理性思潮的熏陶和融合，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个人幸福观。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弗・彼得森著，徐红译.积极心理学.群言出版社，2017.
[2]王世舜，王翠叶译者.尚书[M].中华出版社，2017.
[3]子思，李静、陈才俊译.中庸[M].海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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