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是对文学笼统概括的分法，但无论古今中外，都对两者孰重孰轻产生过争论。文学的形式论很少占过上风，但在西方的20世纪以及中国的中古时期，文学的形式论犹如“咸鱼翻身”，对文学产生了重大作用，暗示了文本时代的到来。本文主要试从形式主义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方面进行比较，尝试两者沟通对话，促进文学的形式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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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形式论；比较；对话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3-0008-02
对于文学的形式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引起西方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无论谁对谁错，都抹杀不了文学的形式探讨对文学作用，它补充了以前注重内容探讨的缺陷，对文学探讨的完整性有重大作用。不仅在西方有形式一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形式的探讨，虽然形式论的地位不高，但为中国以后的形式探讨提供了参考，加上西方形式主义思潮对中国的作用，文学形式论正逐步走向成熟。
一、形式论在西方
西方最早论述形式的可能要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并概括为“物质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四因，但这里的“形式”是作为哲学的概念，是认识论中对于事物构成的基本准则或法则。真正的把“形式”作为艺术的概念提出，并发展成一套理论的人，应该是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以及将形式论发扬光大的雅克布森。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主要强调，在文学著作中应该重视文学的技巧、形式、结构和语言等，而不是著作的内容、意义、社会背景等，关于这种观点，他们提出了“陌生化”和“文学性”等形式主义批评理论。
“陌生化”又称“反常化”，是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1916年对文学特征研讨时提出来的，西语论文范文，他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也就是说，文学必须把习以为常的事物以反常的面目描出，让这种事物以新奇、陌生的形式出现，引起读者注意，西语专业论文，让人从模式化的审美方式中解放出来，即把日常语言扭曲、变形，造成“陌生化”。这一形式主义虽在当时遭到非议，但在当时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形式的注意和讨论，并且也有很多的文学理论家加入到形式主义的行列，对后来的形式论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继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之后的又一形式主义理论是“文学性”，它由雅克布森提出，他把形式主义从莫斯科带到了布拉格，作用了布拉格学派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发扬并传承了形式主义。他1921年在作品中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著作成为文学著作的东西”。关于“文学性”内涵，他认为语言是文学著作的材料，语言的特点和结构构成了文学著作的结构基础，因此，“文学性”自然是对文学语言形式的研讨。
“形式主义”在西方的代表除了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还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也强调把语言学的措施引进对文学的探讨，使人们把注意力移向语言，新批评代表人物兰色姆创造发明了细读法和层面略论法，即要求读者在阅读文学著作时，要从语言入手，耐心揣摩文学著作的语言和结构。他还提了“文学本体论”“结构――肌质论”，都意在文学的本身的特性，注重文学的结构、语言等形式。出现在20世纪下半个世纪的结构主义，常使用略论语言、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探讨的手法之一，作为形式主义的文艺思潮，对文学探讨产生了重大作用。
二、形式论在中国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文化中虽然没有谁真正提出“形式主义”的美学概念，但在对于文学创作的技巧、文学的修辞、文学结构等形式文论可见于各种诗论、文论、画论等艺术作品中，鲁迅就曾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探讨的视角转向形式领而称其为“文学的自觉时期”。
首先是“文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家们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文学进行分科、分类，这样的做法本身已经超越对文学追求纯粹内容的做法，不自觉地步入对文学形式探讨的范畴。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学分为“四科八体”，他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特别强调诗赋要“丽”的说法，说明了他趋向文学形式美的思想。陆机的《文赋》又将文章列举为十类，刘勰的《文心雕龙》分为三十三类，钟嵘的《诗品》分为上、中、下三品，萧统的《文选》分为三十八类。虽然“科”、“类”、“品”的分法不一定科学，但是对文体的归类探讨是对过去片面强调内容而忽视形式的突破，对文学探讨的完整性有着重大作用。
其次是“声律论”论。《文心雕龙・总术》说“笔之为体，言之为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刘勰论文笔之分是对文学艺术形式的倾向。在南朝时期，文笔说达到兴盛，于是在南齐永明年间形成了以沈约为代表的声律论，声律论主要强调对文学审美功能的重视，强调文学自身内部的规律，讲究的是字的音韵、格律、词的平仄、对仗和句的华美，基本上脱离内容的束缚，自觉的进入对形式的探索。接着由于声律论的作用，使文学家们更加注重文学的形式，尤其是诗，初唐时期，诗论家们继承创新沈约的“四声八病”说，更加对诗的音律、用韵、练字、对偶等形式关注。及到宋代，还出现了专门对诗的形式、技巧进行总结的诗话论，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就专门用《诗法》一篇来对诗歌的写作措施进行论述。
关于中国古典的形式美并不只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其实各个朝代多多少少都有对形式的研讨，比如清代的戏曲理论家李渔，他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的戏曲理论，他重视戏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很显然是对戏剧文学形式美的重视。清代同样主张形式美的还有王国维，他倡言形式的独立审美价值，肯定“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
三、中西形式论对话
形式论在西方兴起于近代的二十世纪20年代，形式论在中国虽没有真正提出这一概念，但形式论的理念却贯穿着中国古代千年，中国古代与西方对于形式论的观点虽在时间上没有交集，因此各有各的不同，但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在西方形式论潮的涌入中，中国在探讨美学艺术领域、诗学与批评史领域中西形式文论开始对话。主要代表人物有朱光潜、钱钟书、黄维�等人。朱光潜的《诗论》用西方的诗论方式阐述中国的诗，用中国的诗论去印证西方的诗论，两者融会贯通。钱钟书的《谈艺录》论述了中国典籍所采用的表现手法，表现技巧，他常把西方的文学理论观点与中国诗学的观点相互印证，得出共同点。黄维�将《文心雕龙・辩骚》篇与英美新批评进行对照，认为“六观法是析评著作艺术、衡量著作成就的一个理论框架；西方‘新批评’及其以前的种种技巧略论理论，基本上都可以纳入六观法的体系里”。通过比较对话，他不仅把《文心雕龙》推向了西方学术界，也把其理论应用到中外的著作批评上，真正实现了对话。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是重道轻技，虽然古代形式文论断断续续出现，曾经也出现兴盛之时，但相比西方来说，只是星星之火，然而我们不能轻视任何一点火苗，只要善于“捕捉”外来的有益的形式探讨之风，就可以让星星之火达到燎原的程度。重视形式的探讨，并不能说明走向形式主义的极端，只不过关于内容的探讨，已是我们中国千年文化的优势，我们需要取长补短，补一下我们曾经缺失的课，因此，要树立正确的眼光对待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形式论。
参考文献：
[1][俄]维・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89年，第6页.
[2]傅杰.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1997年.
[3]黄维�.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