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死主题是中西方诗学永恒的话题，诗人用诗歌这一民族文化的灵魂来传递关于生与死的凝思，既丰富了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又丰富了民族文化。中西方诗歌的生死主题呈现出鲜明的异同。这种异同体现在死亡的态度、死亡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文学与生命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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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歌 生命 死亡 比较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生死问题对人类来说的确是头等大事，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生与死，如影之随形。“诗言志”，其志当然也包括生与死的主题。自从有了人类，有了诗歌，人们就开始歌咏着生与死，可以说诗歌是与人类的精神生命一同诞生，也时时写下了人类的生命历程。中西方的诗歌都无例外，然而这些东西方文化的璀璨明珠却闪耀着异样的光芒，异彩纷呈。在中西方诗歌中所体现的生死观念是有着明显异同的，这种异同凝聚了东西方在民族性、宗教、哲学、人文精神上的种种异同。以此作为切入点，显然有助于我们对中西方诗歌异同的深层探讨。
一
死亡主题中引人注目的首先是面对死亡的态度：死之宁静与死之哀伤。
西方对于死亡的诗歌较多。18世纪的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有著名的《墓园挽歌》，痛惜一个默默无闻，没有得以施展才能和天赋的青年农民之死，诗歌展现的是一片苍茫之中的大自然的景物：露水、朝阳、盘根错节的山毛榉、灌木丛旁的涓涓小溪，都令人无限追怀这个生平不曾知悉过富贵和名誉的微贱的青年，他去了，“把整个世界留给了黄昏和我”。[1]写得凄美哀婉，颇为动人，但最后，诗人仍然相信上苍慷慨地报答了友人，使他终于在死后投进了上苍和天父的怀抱。19世纪的英国诗人丁尼生有《渡过沙洲》：“天已暮，星已升，/呼唤我之声可闻。/我将出发入海，/但愿沙洲寂寂，没有呻吟。/愿潮水涨满，/轻轻流动，/泡沫不扬。/本来从域外来的水，/将静静回到家乡。/黄昏到，晚钟响，/快要进入黑暗之乡！/但愿我出发时，/没有告别的悲伤。/潮水会送我到远处，/超过时间和空间的边境。/但愿我渡过沙洲后，/就会见到我的领路人。”[1]此诗直接以晚星、黄昏、晚钟的气氛烘托诗人面临死亡回首平生时的恬静泰然和自得的心情。这里的“沙洲”象征生死界限，“渡过沙洲”象征由生到死的过程，全诗以一种祥和安宁的心情来面对死亡的降临，表现了一种豁达的生死观。丁尼生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此中的领路人显然指的是上帝。
然而这种乐观平静的态度在中国诗歌中就不常见了。中国诗人对死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忧伤。高唱大江东去的苏轼也曾写过哀婉凄绝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2]这首词是作者为悼念逝去十年的妻子而作，梦中与妻相见，相逢已不识，梦醒只见明月松岗，阴阳永隔，相见茫茫，令人断肠。北宋词人贺铸的《半死桐》同样是悼亡名篇：“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2]妻子去后，重过旧地，物是人非，回想起昔日妻子的贤惠勤劳，以及伉俪间的相濡以沫，倍增孤独凄凉。全词触景生情，出语沉痛，情真意切，哀怨凄婉，动人肺腑。这两首词都是悼亡妻，写得凄楚动人，特别强调了生死相隔，相见茫茫，蕴含着刻骨铭心的悲痛。
显然中西方对待死亡的态度有很大的异同。这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及对生命的认识有关。苏珊・朗格说：“艺术形式和生命形式之间是一种同构。”[3]中西方的这一类表现生死主题的诗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异同，显然与他们对待生命的不同认识有关。基督教可以说是西方最深刻的文化背景，基督教认为人死后有天堂，可以使人获得永生，因此西方诗歌对死亡有所哀伤，但在哀伤里有一种安慰和宁静，甚至希望，因为他们相信死者在天国有永久的生命。其中常称死去为“看到天国的光辉”、“看到黎明”等。而中国人则大多是无神论者，对中国文化思想作用最深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是重现世轻来世的，对生颇为关心，对死却少有研讨。《论语・先进》中，子路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问又：“敢问死？”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还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等言论，这里面分明体现着一种重生轻死、不信鬼神的无神论态度。正是因为这种无神论的态度，消除了中国人关于生命的非理性幻想，对生命消亡深深感到无能为力，而发出内心之大悲。
死亡主题所带来的并非只是悲哀，还有豪壮。为仁义而死和为自由而死是中西方共同肯定的价值观念。除了上述的诗歌外，中西方诗歌中还有一类共同呈现着一种勇者不惧的精神。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南宋末年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身陷敌手，是投降以苟活，还是舍身以成仁，文天祥作出了毫不犹豫的选择，悲壮激昂，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人至深。明朝的于谦有《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4]于谦是明朝的大臣，他因“谋逆罪”被英宗误杀，留下的这首《石灰吟》就是他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人生要经历重重考验、有时要受到残酷的攻击，但是并不怕牺牲自己，只为了留下清白的名誉。谭嗣同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曾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慷慨赴死的壮烈一幕，令人动容。在这些诗歌当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面对死亡的长啸与大笑，死有何惧？西方对于这一主题的诗歌也颇多。18世纪的英国诗人彭斯有著名的爱国诗篇《苏格兰人》，被看做是苏格兰非正式的国歌，其中悲壮豪迈地写道：“生作自由人，死作自由魂。”[1]19世纪著名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人生也实践了自己对自由的追求，手持战刀和羽毛笔，驰骋于疆场，最后壮烈牺牲。中西诗在这里共同呈现了勇者不惧死的精神。死当死得其所，但死亡的价值在哪里，同为勇者不惧死，但要为何而死呢？从上述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诗多歌颂为仁义而死，而西诗多歌颂为自由而死。中诗明显地受到儒家的仁义道德观的作用。孔子说：“君子有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孔子在这里把“勇者不惧”提升到了衡量君子之道的高度。孔子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在生死抉择之时，当求生有害于仁时，就应该毅然选择杀身成仁以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元朝虽许以文天祥以高官厚禄，但降元就背叛了宋朝，背弃了自己的仁义观，因此勇于赴死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孟子也提倡一种勇者精神：“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义重于生，生存的意义完全体现在伦理价值上，那么当舍生能换取伦理价值的圆满实现而反之则会使其丧失生存的全部价值时，死亡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哲学虽然抛开灵魂问题不谈，只关注于此岸世界，把人生的价值等同于现世的功业，却同样达到了勇者不惧的境界。西方没有繁多的礼义缛节，也没有一整套的礼义道德，西方更为重视的是个体生命的生存价值，如朱光潜所说：“西方虽表面上以国家为基础，但骨子里却是极个人主义的。”[5]关于个体的生命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个体的自由。正如雪莱的诗：“我是大地和水的女儿，也是天空的养子，我往来于海洋和陆地的一切空隙！”[6]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自由，如果失去自由，生命还有何意义？因此西方才有如此多的歌颂自由的诗篇，在自由受到侵犯时，一定会与之战斗不息，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毫不畏惧。从这个角度看，西方人确比中国人觉醒得早一些。 二
生命主题与死亡主题是处于同一地位的对偶的两极，生命主题同样具有比较探讨的价值。中西诗歌中有大量的诗篇是对于这个主题的。我们的先人关于生早有关注。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说：“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礼记・儒行》）提倡珍惜生命，追求有所作为。那么生命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阅读中国古代诗歌，可以看出古人们多把生命的价值追求付诸于建立功业。曹操的《短歌行》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4]忧思时光易逝，人生苦短，渴望招纳贤才，帮助建功立业，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李贺《南园》诗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4]诗情豪迈，表达的是弃文就武，到边塞建功立业的愿望。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写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2]这“天下事”乃是北伐金人，收复失地的大业，也是辛弃疾的最高理想。与中国人把生命的价值付诸建功立业不同，西方诗歌体现的是另一种看法。阅读西诗，常感到其中的宗教情怀和关于真善美的追求，如拜伦的《她走在美的光华中》：“她走在美的光华中，像夜空/清澈无云，星光万点；/最美的明暗色泽/会聚于她的明眸玉颜，/交融成柔美的光线，/不似那耀眼的白天。 那脸颊，那秀眉，/如此温柔、恬静、多情，/绽露出迷人的微笑，/焕发出瞩目的明辉，/揭示了她所度过的美好光阴、/她关于世事的平静思维、/她关于爱情的纯真心灵！”[1]这诗是关于心爱的人的赞美，它仿佛是关于上帝女神的热情的赞美，真善美的光芒笼罩着这个少女。这实际上是诗人关于生命之美的一种追求。受基督教的深刻作用，西方人认为生命本身是有罪的，人在世间要不断地多做善事，追求真善美。关于生命价值的实现，西方人多体现在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中。在西诗当中最重要的是爱情诗。朱光潜说：“西方对于人伦的诗歌大半以恋爱为中心”，“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往往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5]的确如此，在英美诸诗人的诗歌中，不讲爱情的诗节很少很少，多的是接吻、拥抱和思念。而在中国诗歌中所讲的多是社会功业这些宏大的事情。中西方诗歌中的人生何以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这与中西民族的文化背景有关。在中国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能够写诗的多为儒家士大夫阶层，劳动人的诗歌较少。儒家关于士人的作用无疑是最大的。儒家关于死并未作出深刻的解释，然而关于生的价值却有一套自己的理论，那就是著名的“三不朽”。身死而名垂后世，或是以道德作用后人，或是以功业使后人受惠，或是以著名言论启悟后人，作思想或学术的传薪者，叔孙豹称之为“立功、立德、立言”，即为“三不朽”。这样的人就实现了他们的生命价值。“三不朽”是中国思想史上对于生命价值观念的经典表述，也是儒家士人的人生方向，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诗歌中建功立业的主题永不衰竭。西方人所重视的生命价值，不像儒家那样规定为对父母、君主和对社会的意义，而是个体幸福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没有什么比爱情和自由对他们更重要的了。中国也有爱情诗，但中国人往往是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就有了婚姻，爱情绝不是中国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是生活的调味剂。朱光潜说：“中国人在爱情中消遣人生，而西洋人则在爱情中实现人生。”[5]爱情与事业关于生命的价值，中西方确是各有各的特色。
然而在生命主题中这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命价值的偏离。
中西诗中还有一类慨叹人生苦短，倡导及时行乐的诗歌。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4]李白也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都深感人生短暂，要利用有生之年及时行乐。西诗中也有这类主题的诗，但不如中国那样多。如普希金的《阿那克利翁的坟墓》：“世人啊，生命只是虚幻，/快抓住嬉笑的欢情；/要把酒杯常常斟满，/尽情享受生命的华筵；/要让情欲奔放不羁，/等酒饮完了再去安息。”[7]为什么会有种思想出现呢？西诗中的此类诗歌与他们的生命价值观念相同，他们重享受生活，重爱情和美酒，是追求人生的幸福，追求合理的高效率地充分享受人生。而中诗中的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则是有些消极的。关于士人来说，如果现实的境遇使他们陷入功业难成的困境，在愤激中往往会转入放浪自骸，李白即是一例。另外，战乱的频仍使人们深感长寿不可期，所以对生命就更觉得热烈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8]因此，关于物质、肉体生活的热爱就达到了极致。
生命主题中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炼铸丹药不可能求得长生不老，相信上帝鬼神的存在也没有人真正体验过。人所拥有的只是肉体的生命，肉体生命的特质决定了人无法把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那么就只好寻找精神上的不朽。前文已提到中国人以“立功、立德、立言”来实现生命的不朽。西方诗歌也说到生命不朽，他们认为文学不朽，可以通过它使生命长存。普希金：“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珍贵的诗歌当中，/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长久和逃避了腐朽灭亡，/――我将永远光荣，西语论文范文，/直到还有一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7]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也写道：“可否把你比做明媚的夏天？/你比夏天更可爱，更温婉。/夏日会起狂风，把那五月的苞蕾摧残。/好景能有几时，转眼花事阑珊。/有时天神的眼睛照得炎热逼人。/他那金色的颜面，也常蒙上层云。/纵然花卉鲜妍，终于落入泥尘。/不堪摧折凋残，无奈时序转运。/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消亡。/你的神采风韵，必将恒久如常。/死神不敢夸说：你在他的阴影中徜徉。/因为我把你写入诗句，使你的丰姿永放光芒。/只要人们能呼吸，眼睛发亮光，西语论文，/这首诗便能永存，使你的生命万古辉煌。”[1]只要诗歌存在，人的精神生命就不会消亡。而在中国诗歌中很少见到此类以文学来使生命不朽的思想。以诗传世的诗人李白始终渴望“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功成之后再选择退隐，“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南宋词人辛弃疾也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他们都是以诗名传于后世，但是仅是以诗抒发情怀，本人并不认为诗是生命价值的体现。中国诗人认为只有建功立业才能实现生命不朽。“三不朽”里虽有立言，并未真正做到。中国人重人本主义和现世主义，由此导致中国的诗歌过多地关注社会和人事，而缺乏丰富的想象来使中国诗歌向深广和伟大发展。
生死主题是中西方诗学永恒的话题，诗人用诗歌这一民族文化的灵魂来传递关于生与死的凝思，既丰富了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又丰富了民族文化。中西诗歌生死主题的异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下一个结论的，在日益拓深的探讨中，我们会发现得越来越多，对中西的民族性也会有新的发现。生命文学是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其中我们能看到中西诗歌的优点和长处、缺点和短处，更深层次地看到中西文化背景上的异同，这种异同让我们认识到诗歌生长的土壤关于诗歌风格的作用，植根于宗教土壤的西诗的深广伟大，植根于儒家根柢的中诗的神韵微妙，更让我们看到中西民族的生死观念的差别，有助于建立更为健全的民族性格。
参考文献
[1] 英国抒情诗选[M].黄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 朱润.中国历代文学著作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 朱光潜.诗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8.
[6] 雪莱抒情诗选[M].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 普希金抒情诗选集[M].查良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8]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