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女性主义探讨客观上推进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意识的强化，但女性主义本身作为西方文化思想运动的一部分，它所提出的倡议与口号始终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有着性别观念上的矛盾，而矛盾的源头则来自于中西哲学精神的异同――“道”与“本体论”的根本区别，以及“一体”与“两分”的形态异同。如果不能将女性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及文化环境结合起来，女性主义不仅不能实现它本身所试图达到的积极影响，而且还会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一些境外势力所利用。因此厘清中西性别观念的异同及其背后的哲学根源和思维方式显得尤为重要，这将有助于我们看清目前在中国流行的女性主义观念、口号和“行动”背后的根源，从而摒除一些不符合本土文化精神的概念和逻辑，同时吸收一些符合本土现实需要的思想，以推动女性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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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道；本体论；一体性；二元对立；关联性思维；分离性思维；损劣益优；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12-05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探讨生学位点建设项目（2017XWD-B0304）
〔作者简介〕王虹，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四川成都 610041。
当下中国各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活动，在引起社会哗然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这使得刚刚开始发展的女性主义思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质疑。客观地说，这些女性主义实践毫无例外都照搬了西方女性主义实践的方式，并没有真正借助于本民族和本土文化的表达方式，也没有考虑到本土的文化思想语境。如在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作用下，从2017年广东的“占领厕所”，到2017年的“反骚扰”及年底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北外女生的“阴道独白”，再到最近广州大学城女学生裸体抗议就业性别歧视等活动。这些女权主义行动者的表达和诉求，其刻意的暴露性语言和行为，就是西方女权主义用来抨击男权压迫的方式之一。但当这种方式被直接嫁接到中国女权主义行动中来，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理解和震惊，甚至触发了部分人对整个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反对情绪。这些负面作用绝不是通过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申能够消除的，因为女性主义理论本身作为舶来之物，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间就有异同，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种异同的源头，就不能客观地认识女性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女性主义是从启蒙时期开始的西方思想潮流之一，它植根于西方哲学的核心精神“本体论”之中，而中国则是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历史、文化和思想系统的国家，其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都与西方传统不同，因此需要从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根基处重新认识性别观念的根源，厘清一些概念和认识，从而找到符合中国文化传承和具体社会环境的女性主义道路。
（一）
从哲学理论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精神在于“道”。在道家思想方面，道家经典《老子》中的“道法自然”就是以“道”为核心来进行学理阐发的。在儒家思想方面，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上》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道”落实到形而下的人生则为“德”，“仁、义、礼、智、信、忠、孝”就是“德”的具体内容。“仁”为众德的总归，它涵摄了人的一切美德善行；“礼”为众德的规范和表现；“忠”、“孝”为众德表现出的国风和家风。《论语・述而》指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儒家思想富有实践性，而它的形而上追求的是“道”，形而下追求的则是“器”与“德”，因而道家和儒家思想对“道”的含义有不同的侧重。如果说道家思想看重的是自然规律的“天道”，那么可以说儒家思想看重的是社会生活的“人道”。在佛家思想方面，“道”指的是进入涅�（脱离烦恼，自然无碍）、大彻大悟、佛的境界，《俱舍论・二十五》曰：“道义云何？谓涅�路，乘此能往涅�城故。”
中国哲学之“道”虽然也是抽象的概念，却不是像西方哲学“本体论”那样脱离现实存在的某种最高原理。老子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这个描述里，似乎能够通过前三句推出“道”是超然于世的本质性的概念，然而最后一句“道法自然”却认为“道”必然效法或遵循自然，也就是说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都是要遵守自然规律的。这样一来，“道”就不是可以脱离万物独立存在的永恒的、绝对的终极实在，而是与万物为一体的规律本身。曾子转述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2〕“忠恕”是“道”落实到人生的具体表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爱人、推己及人而全其“天道”之公。“道法自然”、“忠恕仁德”求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与西方本体论的二元对立结构迥然不同，而相异之处，正是自然之“道”进入到一种连续性的过程中，呈现出有序的发展态势。中国古代哲学对“道”的论述从来未曾像西方本体论那样将“道”视为与“理念”、“神”、“上帝”、“物自体”、“绝对精神”等与现实脱离的先验实在，而是把“道”放在现实之中去体察和认识，纵使有着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与“德”的区分，但一直以来都持有“道不离器”、“道不离德”的观念和态度。
作为西方哲学核心所在的“Ontology”（“本体论”，或译“是论”、“存在论”）具有最普遍知识的性质，进而具有第一原理的地位。在哲学的其他分支和其他知识的关系上，本体论具有决定性的统摄影响。“本体论”起源于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柏拉图的哲学将世界分作三个等级：理念世界、感性世界和艺术世界。理念世界就是理性世界，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永驻不变的永恒世界，而后两个世界则同属于现实世界，没有自身的独立性，而且都依赖于理性世界。理念被认为是一种超验的实在，作为纯粹原理与现实世界（感性世界与艺术世界）脱离甚至对立起来，理念是本质，现实世界被视为现象。这种划分在柏拉图之后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无论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丁的“神-现实世界”、中世纪时期的“上帝-现实世界”、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永恒人性-现实世界”，还是启蒙主义后期康德提出来的“物自体-现象界”和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现实世界”。在这些划分中，前者都是被定义为“绝对的、完美的、纯粹的和永恒的”存在，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超验的实在，不依赖任何事物而存在。西方文化根据各种事物和这个超验实在的关系，建立起了二元对立的逻辑体系，出现了诸如光明-黑暗、灵魂-肉体、男性-女性、主动-被动、主体-客体、理性-感性、文化-自然、个体-群体、个人-社会等等系列的划分与对立。 不难看出，“在‘上帝模式’主宰的西方宇宙观里，完善的人成为上帝的同类：即上帝与尘世、存在与生成、精神与肉体、实在与现象、真理与谎言等二元对立中的一个方面”。〔3〕这种对事物和人的认识也直接导致了相应的性别观念――男性被认为是和纯粹本体更为接近的性别，被划分到超验存在的这一序列中，而女性必然被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体系放入到与男性对立的另一序列中，在这一序列里，女性与自然界等混在一起。而在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中，更多的时候是以不分男女的语言来描述的，比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其“阴”、“阳”的说法不仅挣脱了所谓男女性别概念的束缚，而且从整体角度强调阴阳的调和及其相互影响，从而呈现出纷繁微妙的现实世界。由于这种“本体论”和“道”的异同，中国性别概念中的女性概念一直不是作为二元对立结构中进行论述的对象，因此当女权主义者直接照搬西方二元对立性别观念诉求模式的时候，引起国人的不解乃至反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从思维方式来说，追求和谐统一的中华文化与追求个人意志的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特点是“一体性”，而西方哲学思维的特点是“两离性”。“一体”意味着“中国哲学并不把世界描述为分离的两个，哲学的精神――道也不游离于我们唯一的现实世界之外”。〔4〕而“两离”作为西方哲学的特点，则意味着有分离的两个世界――可感的、经验的世界和不可感的、超验的世界，这种划分是由本体论造成的，而中国传统思想则倾向于建立对世界的情景化（整体化）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个人”、“家国”、“天下”、“自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而对各种事物的研讨是从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整体环境的角度入手的，而不是以“本质本体论”（ontology of substance）的方式，即先将事物进行分割，再抽象地研讨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哲学的传统中从来还没有脱离我们的世界，专事概念的逻辑演绎的思考习惯。而这一点却是本体论的特点，并因此而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形态的特征”。〔5〕在性别意识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和西方的不同：西方性别意识在本体论思想和形式逻辑的作用下，强调性别的二元对立，而中国的性别意识则从整体的方面强调阴阳的调和，最终追求也是一体性。因此，“在以‘道’为模式的中国的‘非宇宙’的宇宙观中，完善的人与‘道’相关联，他拥有阴阳两极间的所有互补特性：即天与人、知与仁、知与行、体与用、心与身、行与言等双面互补”。〔6〕与之相反，“就西方文化总体而言，男性和女性的性（sexual）异同倾向于建立在二元分类的基础上，而且这种异同被认为决定了性别（gender）异同”。〔7〕
西方这种性别二元论是建立在男女两性自然异同基础上的对异同的“异化形式”――“在这种形式当中，权力通过贬低和疏离来诠释和建构了异同。”〔8〕性别异同原本是自然的性（sexual）异同，然而权力（私有制和男权）通过割裂和对立两性，并贬低两性中的女性方面，建构起了社会性别（gender）的不平等和对立，在二元论下，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都被固定在了概念体系的范围内。正如薇尔・普鲁姆德所说：“二元论是一种分离和支配的关系，它被镌刻于文化当中，并以极端排斥、疏离和对立为主要特征。”〔9〕这样，二元论作为等级关系的文化表达，它使得性别平等和共同性成为了不可思议之物。与之不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修、齐、治、平”（《礼记正义・大学》）的“治世”是一个整体，道家“修之于身、家、乡、邦、天下”（《老子・五十四章》）的“治身”是一个整体，佛家“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六祖坛经・坐禅品》）的“治心”也是一个整体。“治身”、“治心”合于“治世”，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从人性完善的目标出发，阴阳和合，实现个人修养，身心与理性并存；内敛外射，投向和谐统一的整体世界。正如安乐哲所言：“儒、道美学把那些被西方传统分为所谓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所有特点视为建立在人性连续统一体之上的相互依存的范式，而不以性别为参照……这种模式并不导致排他性，即人性的完善优先于男性和女性的区别。”〔10〕
其次，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与西方传统哲学“分离性思维”（“原子论思维”）的不同。一方面，“儒家观念中最主要的美德‘仁’，就强调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1〕同时，儒学立足于人的自身修养基础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强调的则是人的修养与治世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这种“关联性思维”在《礼记正义・大学》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673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天下―国―家―身―心―意―知―格物”是为“仁、义、礼、智”四端植根于心（《孟子・公孙丑上》）的“内圣”；从“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是为“光被四表，格（至）于上下”（《尚书・尧典》）的“外王”，它们相互关联，互为融摄，“内圣”为“外王”而修，“外王”为“内圣”所发。在这种关联性的强调中可见中国哲学思想对“同一”的追求。不过这种“一体”的意思是“连续”乃至“创造”而不是“等同”，正如道家的“道生一”，“一”是（包含性别在内的）多样性和异同性的集合体，不是同质的整体，而其中的多样性和异同也不是对同一性的模仿。而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创生活动中，“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两气是构成万物最基本的原质。〔12〕“阴”与“阳”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老子说：“谷神不死 ，是谓玄牝。玄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玄牝”：微妙的母性；“绵绵若存”：永续不绝。对这段话的解释是：“虚空的变化是永不停歇的，这就是微妙的母性。微妙的母性之门，是天地的根源。它连绵不绝地永存着，影响无穷无尽。”〔13〕另一方面，是事物之间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同溪，山中的水流。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深知“雄”的强，却安于“雌”的柔，作为天下的溪涧。作为柔的“雌”并不将“强”的雄作为断然划分的对立面，而是将对方包含在自己之内。“‘守’自然不是退缩或回避，而是含有主宰性在里面，它不仅执持‘雌’的一面，也可以应用“雄”的一方。因而‘知雄守雌’实为居于最恰切妥当的地方而关于全面境况的掌握。”〔14〕在这里，似乎也可以看到一个互系性（correlative）关系：将对方包含于自身之内，在这一融合中，孤立和对立都被取消。在这种思维下，“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不可拆分地内在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15〕 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分离性思维”（“原子论思维”）则将性别视为可以清晰分割、孤立存在的群体。安乐哲在《和而不同》一书中有一段话很好地描绘了西方式的性别观念：“就西方文化总体而言，男性和女性的性（sexual）异同倾向于建立在二元分类的基础上，而且这种异同被认为决定了性别（gender）异同。首先，我们把一系列的人所可能具有的特征和性情分别归纳为男性的和女性的。接着，男性统治又导致以推崇男性性别特征的语言来定义真正的人。于是，人性的完善便意味着‘男性价值’的实现。建立在性（sexual）异同上的妇女解释，并没能使妇女意识到她们自己的性别特点，相反却要求她们像男性一样，以男性性别角色作为标准。”而中国式的性别观则是：“在中国，尽性之人是以达到人的所有特征和性情的和谐为标准来定义的。中国式的‘男性’和‘女性’性（sexual）划分倾向于把妇女排除在完善人性的过程以外，而男性的支配地位便是这种性划分的结果。因此，男性可以自由地通过创造两性兼有的，或者说多性兼有的人格，来达到其人性的最终完善。”〔16〕由此可见，西方和中国对“人”这个概念的定义本身就不相同：在西方，完满的“人”的概念仅仅指的是男人，而在中国，完满的“人”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真正中性的人，或者说，一种雌雄同体的人，这种完满的人可以说兼备了男性和女性的一切美好特点并将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性别（gender）概念的特点是：在女性也给予追求人性完善和自由的情况下，她也可以通过在同样的，即男性引以为标准的，人所具有的全部特征范围内寻求和谐，从而达到人性完善的目标”。〔17〕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性别观念里面，还有一个超越男女双方的更高的人的价值目标――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种目标就是男女两性所共有的，因此女性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这种完善的人的形象，以此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回望中国历史，有很多女性由于自身在学识、勇气和能力方面的过人之处而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比如李清照作为南宋著名词人，因其著作在社会和文化界的地位而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这种承认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好女人，西语论文范文，而是因为她是社会的楷模，是完善人的表现。
在以“纲常、人伦”之下的“中国式的性别歧视”，就其剥夺了妇女成为完善的人的可能性这一点来说，是极端残酷的。西方文化中的妇女地位也许不至于那么低下，但她们争取实现完善的人的价值的途径却倡导了一种更加微妙的性别歧视：“要想成为真正的人，你首先必须成为男性。”〔18〕毫无疑问，中国女性和西方女性一样受到父权制的性别压迫，然而被压迫的方式却有区别：西方女性作为被完全排除出男性世界的“第二性”而存在，而中国女性则只是在理论意义上被剥夺了成为“完满的人”的权利，由此也导致了中西方女性解放路径的迥然不同。既然女性解放的目的都是为了成为“真正的人”，那么西方女性不可避免地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成为男性，但这样一来，从客观上起到了推崇男性标准的影响，而且因为整个话语系统的根基都被男性占据了，越是认同男性的机制和目标，女性本身与男性的异同就越是被压抑，女性如果依然没有跳出这个系统，就几乎不可能找到真正解放的途径；要么成为“女性自己”，这个“女性自己”是和男性完全不同的自己，所谓“纯粹的自我”，然而这种划分越清晰，所导致的女性边缘化的趋势就越明显。观察西方这两种极端，无非就是“同”和“异”两个极端――要么完全相同，要么完全不同，然而无论走哪一种极端，最后的结果都只能走向道德崩溃的极端，和女性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而对中国女性来说，只要不断修心养性，完善自身，以更多的方式融入社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性，就能突破性别偏见，赢得尊重。
（三）
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中涌现出柏格森、德勒兹等非本体论思想的哲学家，尤其是德勒兹提出了一种类似于阴阳概念的“分子女人”，以及描述这种运动过程的概念“生成女人”，试图绕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展示一种不固定的分类（包括性别的分类），然而他们的这种非本体论的思想并未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到目前为止，西方哲学思想依然以本体论及二元论为主体。
中华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自它产生开始，就有儒、道、墨、法、名等九家相互冲突与融汇，其后又与外来的佛教文化冲突融汇，形成了以儒学为正统的“厚人生、主自律、重伦理、合人群、明心性、顺自然、参天地、育万物”的文化思想传统，其以“道德”为中心的思想传统，一直保持着它历史的延续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把文化交融的态势称之为“损（减、舍）益（吸、增）”，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9〕既然在中国历史上本土文化的交汇是损益，中印文化的交汇是损益，那么当代中西文化的交汇自然也应该是损益。异质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交融，只能增其优而舍其劣，不可能取代相互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实践中，伦理、政治、经济、科技、艺术等等领域都是相互交融的，它靠的是一种“反思内敛”与“直观外射”往复推衍的逻辑方式，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传承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体现。一体性的思想模式铸就出了中华民族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和谐共融的社会伦理趋向，也铸就了中华文化以和合、变通为特征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其内敛外射的活力，使中国成为了世界文明的国家。但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多将传统思想教条化，并以“天方地圆，唯我独大”故步，有失“执中”准则的“不及之差”，因而对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作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在从被迫到积极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作用却不免矫枉过正，甚至连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思维措施和重要的伦理思想基础也都要被否定掉了，这无疑给西方世界“文化殖民”提供了可乘之机。如今很多探讨领域基本多是“全盘西化”，长此下去，很可能成为西方强势文化的殖民地。这种现象不仅会使我们失去文化主体性地位和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有害于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 在女性主义实践方面，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无论是“占领厕所”、“阴道独白”，还是裸体抗议就业歧视等乱象，都直接模仿、复制了西方极端女权主义的行动方式，其罔顾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环境条件，对社会伦理基础的挑衅，有悖于中国女性主义追求自立、自强、自信、自爱的初衷。更严重的是，还有可能成为国外势力分裂中国社会的工具。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如何“损劣益优”，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思想传统，摆脱西方“文化殖民”的态势，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国梦，已经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理论实践方面：一是要厘清中西哲学在“道”与“本体论”方面的根本区别，以及“一体”与“两分”的思维方式的异同，损劣益优，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性别统一（统一不是等同，也不等于抹杀异同性），避免西方性别观念中的二元对立。这就要求从整个群体出发考虑女性问题，而不是立足于性别二元对立观念下孤立出来的女性来考虑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在强调男女两个群体的共同理想和目标的基础上阐述女性的独特需求。二是不以抽象的概念（如“女性权利”或者“自由”和“独立”）为口号来讲性别问题，而是要从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及具体事件方面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整个群体和不同个体的利益。也就是说，不能割裂女性个体与家庭、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单从女性个体方面来考虑和谈论性别问题。三是不能盲目学习国外女性主义运动的方式，比如言语展示、集会口号乃至所谓的行为艺术，那样只会让更多的人误解和反感女性主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四是开展性别对话的各种活动，比如艺术欣赏和研讨、交流工作方面的心得体会，或者是文学交流活动，共同体会作为人类群体的各种感受。交流活动重在寻找两性之共性，而不是寻找并划定两性的界限。五是突出当下和未来社会发展中两性共同努力的目标――一个整体的经济、文化复兴的强国梦，拾起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直强调的“一体性”思维和伦理观念，使得两性群体能够在共同目标下实现更多的平等互敬，共同发展。
其次在伦理建设方面：一是在学校教育中加强性别教育的内容，同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尤其是将“一体性”思维方式贯穿于对性别的认识当中，培养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二是通过各种媒体（网络、报纸、书刊、广播、电影、电视、艺术著作、广告、新媒体）占领舆论阵地，涉及到性别歧视的言论和图文要坚决制止，同时批判有损女性尊严和人格的社会现象及行为（从色情、卖淫到以女性主义为名的刻意暴露的言行），以营造一个正面的性别舆论环境。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的性别观念，西班牙语论文，从社会和家庭的角度提倡男女平等，强调女性半边天的影响，宣传历史上和当下那些自强不息、大公无私，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女性形象，以她们为榜样形成正能量的社会道德场域。此伦理建设和舆论宣传互为表里，一个有别于西方性别观念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环境）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20〕的道德景观就能在中华大地上重现光辉。
结语
由比较而内化思考，由思考而见中华文化的精神，我们可以在性别观念上不用受到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思想的禁锢，也不用受到任何僵化框架的困扰，而秉承中国文化核心精神“道”及其思维方式，真正地步入中国特色的性别探讨之途。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孕育着一种“中国式”女性主义的可能，只是这种可能尚待挖掘罢了。女性主义完全有可能摆脱男性中心主义而存在，完全有可能在彻底改换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寻求真正属于自己的解放道路。但前提是要质疑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的二元分化根基，敢于打破本体论给人带来的禁锢，从而为女性主义开辟一个新天地――一种真正适合中国本土文化的女性主义，能够真正为中国女性乃至世界女性带来解放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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