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侯沫中国的智库数量（426）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1826）。在2017年10月27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建设新型智库。习近平表示，智库应该具有“中国特色”，要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以及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人们普遍认为，与美国的智库相比，中国的智库在国际上缺乏作用力;不过，中国智库的数量和探讨范围都在不断增长和扩大。尽管西方人士一般都认为，中国的智库遭受了中共意识形态控制的严重压抑，但中国的略论人士和党的官员在过去数月里一直在进行讨论，试图努力找出取得进步的路径。中国的智库能否取得更有分量的话语权，取决于中国的领导层是否愿意提升这些智库的信誉度，令其能够为这个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崛起为主要力量的国家发出声音。不过，习近平的改革呼吁似乎并不是要授权给智库，让它们独立于党来提供客观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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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媒体只是在最近才注意到习近平对智库的关注，其实早在2017年新一届领导层上台之后就出现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智库的呼声。更准确地说，2017年12月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年度中央经济会议上对中国智库正式提出了新的发展方针，希望它们能够为决策者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重组智囊团
中国的智库指的是组织结构、探讨领域和隶属关系各不相同的诸多政策探讨机构。这些机构一般可以被分为以下几类：1.官方政策探讨机构，如中央编译局;2.政府资助的智库，如中国国际问题探讨所;3.民间组织，如天则经济探讨所。不过近来一种截然不同的分类措施流行了起来，红旗出版社发布的智库蓝皮书可以被认为是非常权威、几近官方的。这一榜单首先区分了中央级别的官方智库和省一级的官方智库;其次对半官方智库进行了区分，分为探讨机构或民间机构（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基于大学的探讨机构（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探讨中心）。
总体而言，中国的智库通过会议、非正式讨论、撰写正式报告和政策简报等形式向政府和党的领导层提供信息、略论和政策建议。同时，它们还发挥着国家与社会之间“传送带”的影响，向中国媒体提供信息和政策略论。智库在当下代表的既是中国决策过程的重要缩影，也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场所。
在习近平官方声明之后，最先作出响应的是大学里的学者，他们开始公开讨论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学者相信，智库关于“抛弃旧思想，提出新思想”――也就是“创新”――至关重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学者更倾向于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这一要求视为将中国的学术环境现代化的途径之一，而不是认为这体现的是党控制探讨机构的意愿。尽管辩论主要还局限于学术圈和智库里的学者，但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自由度，人们可以在中国的印刷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关注这些辩论的进展。
参与讨论的既包括了那些与党的官方声明一致的学者――他们相信智库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元素――也包括了那些并未预先排除“西方特色”的学者。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强调，智库可以发挥弥补中国学术机制中弱点的影响，西语毕业论文，即令“大学提供政治建议，服务社区，同时又不忽视政策探讨”。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则相信中国的智库将肯定能够与西方的机构竞争。不过，这需要在两条主要战线上努力：弥补对于中国状况和国家政策的知识缺陷，以及消除对世界事务依然不够了解这一痼疾。
普遍而言，这一辩论围绕着中国智库是否应该与西方智库保持一定距离，遵循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这一问题，释放出了各种对立的观点。官方和半官方的智库强烈支持远离西方模式。
国务院直属的政策探讨机构国家行政学院认为，中国不同的状况和文化意味着中国的智库应该寻求一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的智库应该向西方的政策探讨机构学习，但同时需要保持自己的特色。“美国的智库是在充满了游说团体和利益集团的两党制政治制度中发展和壮大的;而在中国，更可取的是令智库保持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这一特色事实上更加符合中国现实。”于是，两党制――以及文化因素――就成了重塑中国智库的异同之一：“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和文化，任何将西方模式移植到中国的举动都会导致智库的发展不符合中国国情。”此外，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之间的异同还在于探讨者的资质和机构的组织结构。
僧多粥少的窘境
尽管如此，关于新计划最为猛烈的批评来自中国的政策略论人士，尤其是关于各个智库所获得的不平等待遇。根据新的计划，与其他机构相比，官方智库依旧保持着巨大的优势：官方智库可以直接向政府提供略论和政策建议，而大学附属的机构则常常要挣扎着在学生培养和政策探讨之间达成平衡。由于大学附属的机构或是民间智库有时也会为党进行政策探讨，政府关于财政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就成了限制中国智库在意识形态上创新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大主要因素。
关于如何融入新的“中国特色”，学术圈和基于大学的探讨机构被要求遵从具体的指导方针。教育部于2017年2月发布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西语毕业论文，该文件被下发至教育部所属的每一所省级高校。这份文件规定，未来智库的主要任务将是：向政府提供支持，尤其是要建立起为国家发展服务的探讨机构，专注于中国的当务之急（如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党建和外交事务）;统合优质资源;培养有才华的人士;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印刷媒体和网络媒体）发布探讨结果;改革行政机构，实现智库组织结构的创新。
2017年4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召开了首届智库与中国发展研究会，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和海外智库的顶级专家，会议的目的在于共享对于智库管理的经验，加强许多参会机构之间的合作。这表明中国政府试图将本国智库发展成为能够与西方智库竞争的探讨机构。
推进软实力
基于大学的探讨机构不只是唯一经历重组的机构，在新计划之下，官方和半官方的从事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探讨的机构也将发挥更为重要的影响。习近平在呼吁发展智库的讲话中，第一次清晰地表明了他期待智库未来能够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需要积极地探讨智库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面的“中国特色”。 很难说这种改革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外交的决策机制，也难以预测这是否会限制智库在政策建议方面的独立性。一方面，这些改革的意图显然在于建立高质量的政策探讨机构，令中国的治理体制全面现代化，将推动中国智库的创新，并令这些机构不可避免地向西方开放。另一方面，将探讨进行严格的分割处理――例如，中央政府试图分配探讨课题，并分三个阶段来对探讨结论进行评估――也可能在长期作用智库探讨的质量。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愈发突显，还应该在这一背景下看待这种改革。中国智库不仅在为本国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未来还将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为了推动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它们将承担的一大任务是提供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的政策建议。“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中国最主要的投资流向，被认为是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大互补力量。中国智库已经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一主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就发布了一份对于中国公司“走出去”的蓝皮书。
许多政策探讨机构已经进行了重组，以便提供传统领域以外的咨询和其他服务，这种变化使得官方、半官方智库与咨询企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中国社科院的西亚非洲探讨所就是一个例子。该机构的一位官员表示，自己是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的一部分，需要在这一环境中存活，因此目前服务于三个主要的市场：向各部委和党的国际部提供建议，还向在该地区有长期投资计划的大公司提供咨询，并为中国的财政机构提供建议。
与政府松绑？
在中国，尽管越来越多的探讨机构通过提供咨询服务获取了额外收益，但智库的资金来源可能仍然将是一个问题，这将限制他们进行独立探讨的能力。中国智库主要依赖三大资金来源：财政拨款、合约探讨和基金资助。前两项由政府直接提供，智库可以通过第三项来源获得官方渠道以外的资金。因此，在政府之外，私人和国际资金同样成为了作用这些机构生存的重要因素。不过，关于智库的财政程序将如何变革，国际资金是否将受到限制等问题，目前的讨论尚未涉及。
西方常常看低中国的智库。与政府机关的亲近程度以及智库本身的官僚做派，令这些政策探讨机构的成果质量饱受质疑，声名不佳。我们应当首先将中国近来的智库热潮理解为，中共有意愿将中国的智库发展得如同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的许多优秀的智库一样。中国智库必须变得有竞争力、现代化，为中国在世界上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支持。
然而，中国智库并非完全独立的。习近平发展智库的号召更像是正式地要求政策探讨机构遵从党的路线，而不是要激发新的一轮思想的春天。党的严格控制可能会损害中国智库的声誉，进而限制它们成功地与西方智库接触与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党决心自上而下地推动中国智库的改革，这可能会妨碍它们实现真正的转型。事实上，中国的政策探讨圈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专业化，并为更为广泛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多样化的探讨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