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西书院取得的成功，主要原因是它提供了良好的学习西学的环境，绝大多数学生是为了进入洋务机构而来学习的。但这一切在潘慎文继任监院后发生了改变，潘慎文上任后，积极推行中文化改革，这项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社会上对学习西学成为热潮之际，这项改革让中西书院失去了竞争力，再加上自身内部管理的问题，导致中西书院慢慢就衰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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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乐知 中西书院 监理会 中西并重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9-0162-04
中西书院是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1882年在上海创办的，1911年并入东吴大学，前后存续约30年时间。中西书院以“中西并重”为号召，实行了迥异于其它教会学校的较为世俗化的教育方针，满足了当时社会上洋务机构缺乏新式人才的需求，故开办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学生报名人数往往超过实际接收能力，30年间，保守估计，中西书院培养的学生也在千人以上，这些学生绝大部分充实到了洋务公司中，中西书院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西书院的兴起
中西书院是美国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1844-1939）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于1882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
林乐知刚抵达上海时，正好碰上了中国的天平天国运动，林乐知的传教区域只囿于上海城里，不久，美国内战爆发，林乐知所在的在华监理会失去了与美国母会的联系，林乐知不得不放下教会工作，为了谋生，去从事世俗事业。
1881年，随着美国母会的复苏，美国监理会又重启了振兴在华监理会的事业，任命林乐知为教长，并资助林乐知开设中西书院的计划。
中西书院在筹建时，报名的人数已经有1000多人了，1882年正式开学时，中西书院只能招收300多人，其余的学生只能拒之门外。
中西书院开办时，与同时期的同城的圣约翰相比的话，招生更是胜出很多。1879年，圣约翰第一次招生时只有39人，到了1900年才基本与中西书院持平。[1]也就是说约有20年的时间，中西书院在上海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圣约翰。曾经有学生离开了中西书院，不过在与其它对比后，更觉得中西书院好了。[2]
林乐知在上海广方言馆教书的名望、由浅入深的教学方针、适应社会需求的西学内容及宽松的宗教环境是中西书院大受欢迎的原因，有些学生离开中西书院后，通过与其它学校的对比，就更喜欢中西书院了。
在招生稳定增加的基础上，摆在中西书院面前的就是学生的前途问题了。
在中国通商不久后，初期的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牧师或者传教助手，学业结束后，学生一般也就进入教会了。但林乐知在创办中西书院之初，他就在《万国公报》上声明，创办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以备分拨各处洋务之用”，在宗教问题上是“信从圣教，各随己见，断不勉强”。[3]林乐知公开宣称的是要培养洋务人才，那他的目的达到了吗？学生们的出路到底如何呢？
1893年，中西书院成立11年后，负责中西书院具体事物的司理院务――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说“不远千百里而来就学者，先后得有两千余士”，中西书院培养的这些学生的去向是“其间，有游庠者，有食饩者，游学泰西者，洋行书记者，海关暨招商电报诸局，南北水师武备诸学堂”。[4]除了继续博取功名和出洋留学外，基本上，这些学生都进了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机构。
根据统计，中西书院的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一般是四种类型：
一是做教师，这又分为两种学校，一是到教会学校做教师，如到浙江、上海周边或者留在中西书院，另外是到官办的新式学堂做教师，如水师学堂、电报学堂等。
二是做雇员，这又可以分为做清政府的雇员，如使领馆等涉外机构，或是做洋务公司的雇员，如海关、电报、铁路等机构，这类比重大。
三是继续读书，因为在中西书院读过书，有较好的西学功底，学生因此可以到官办学堂读书时，可以申请到讲学金，还有一类是到国外继续读书如尹致昊、乔治・贝尔（George Bell）在林乐知的帮助下到美国继续读书。
四是经商，根据统计，也有一些学生离开中西书院后去经商了。
考察中西书院的学生去向，可以看到绝大部分学生去了洋务机构，并且广受欢迎，北洋医学堂和天津的中国电报学堂就曾写信表达对中西书院学生的满意，[5]从这点上来说，林乐知想培养“识时务之俊杰”的目的达到了。[6]
关于派学生出国留学，林乐知比较认可，他曾谈到中国的幼童留洋，“往时出洋局一举，中朝初不惜糜费数十百万钱，广招幼童，特遣干员，航海数万里，率赴西国，即由西朝派拨各书院肄业。”林乐知认为这样的方式，学生的学业“易于专精”。[7]林乐知对学生出国留学非常认可，他自己也经常派中西书院的学生出国留洋，如把乔治・贝尔（George Bell）、尹致昊送到美国继续读大学。林乐知后面创办的中西女塾也以学生出国人数多而闻名。
虽然母会不太支持，但中西书院在上海获得了世俗社会的成功，报名人数众多，社会捐款踊跃，富商巨绅的捐款达到了总收入的%，而学生学杂费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92%，这是一所基本靠学生的认可生存下去的学校。
从商业性的角度来说，林乐知经营的中西书院非常成功。
1892年，林乐知在《中西教会报》上登了一则“报单”，详细列举了中西书院1891年的情况：学生在册有172名，有161人到校报到，学校在汇丰银行存了2000元，可用现金497元9角9分。[8]中西书院开始出现了盈余。
中西书院刚开办时，获得母会的大力支持，但随着培养目标分歧的出现，母会的支持就微乎其微了。中西书院最主要的是收入是学生的学杂费，这说明了林乐知的办学目标获得了世俗社会的认可。除此之外，林乐知还通过向社会筹资等手段，筹集资金，发展学校。中西书院的资金来源表明它是一所成功的靠服务学生获得发展的商业学校。 中西书院的成功，是由以下五点促成的：
第一点：中西并重的课程。
19世纪80年代时，当时社会上的新式学校已经有了一些，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洋务学堂，另一类是教会学校。
洋务学堂以北京同文馆和上海同文馆为典型，由清政府主办，培养的学生还可以进入候补文官序列。这类学校虽然也教授西学知识，但传统的儒家经典占的比重也非常大，并且这样的官办新式学校在当时太少，远远不能满足洋务公司的需要。
教会学校此时比较多，比较知名的有上海圣约翰书院和登州文会馆，这时的教会学校的目的还是以培养信徒为主要目的，宗教气息浓厚，西学知识辅助知识。
洋务学堂偏重中学和教会学校偏重于西学的特征，都不能让当时积极寻求西学知识的学生满意，他们期待的是在不偏废中学的基础上，学习西学知识。为了迎合这种需求，林乐知提出了“中西并重”的办学方针。
1881年，林乐知在筹备中西书院时，就在《万国公报》上提出了“中西并重”的口号，并向社会表明，中西书院培养人才是为了“以备分拨各处洋务之用”，[9]这就区别于以前教会学校以培养信徒为办学思路了，跟适应当时洋务运动的需求。
林乐知在按自己的意愿创立了中西书院后，为了让学生更深入、扎实的掌握西学知识，他汲取了在上海广泛馆的经验，在中西书院实行了预科、大书院、特别学习两年的循序渐进的学制。中国学生完全缺乏西学功底，林乐知让他们先在两分院学习浅近的知识，特别是英文，每年都学。都有了初步的西学功底后，再选拔至大书院学习天文地理格致等西学知识，如果表现再优异的话，还可以继续在中西书院学两年更深入的知识。[10]
在具体的授课内容上，林乐知实行的是由浅入深的方针。先是英文等基础知识，然后是数学、格致、化学等知识，最后是航海、天文等实用性不太强的知识。学生顺者这样由浅入深的内容学习，就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点：西学重于西法的教育理念。
洋务运动中把建造强大的武器装备视为国富民强的基础，认为掌握了西法就可以建造精良的武器，“中国迩来讲求西法不可为不切，无如讲求制造之心急，而讲究西学之心迟。”[11]以培养洋务人才为目标的中西书院的课程中，林乐知并没有放入太多西法的课程，而是重点培养的是西学，这样的看法，可能与林乐知对洋务学堂的深入了解有关系。林乐知在上海广方言馆17年，亲身参与其间，目睹了洋务学堂学习西法的效果，知道只有西法，很难改变国家的命运，所以他认为“西学肇兴，不特有益于诸生，而且大有益于中国”。[12]
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官方的角度对学习西方的认可。但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落后，主要是科技知识落后，所以兴建了很多新式学堂和公司学习西方技术，西语毕业论文，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知道甲午战争后，中国才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比学习科技更重要，而此时林乐知在中西书院实践的西法和西学并重的观念，比甲午战后的思潮早了10年时间。
第三点：与时俱进的课程。
作为一个培养社会急需人才的学校，林乐知一直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改进课程。在林乐知颁布8年制课程时，中西书院还没有建好，这只是他的一个设想。随着办学日久，他根据社会变化，增加了一些新课程。如1885年上半学期，中西书院有了帐簿课，[13]1885年下半学期，又添加了经济论、五洲史等课程，[14]1886年上半学期增加了各国史的课程。[15]1896年，增加了中国古典文学课程。1897年，增加了生理学。[16]中西书院的课程一直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调整，这也体现了林乐知灵活的办学态度。
第四点：上课之外，注重实地考察。
林乐知在上海广方言馆任教时，就认识到了课堂之外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他曾经带领学生参观过法租界的煤气厂、面粉厂，还参观过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车间等。[17]林乐知也意识到了“理性和科学的概念、完善的工作系统和规范的准则也因此而生动、真实的传达给了学生们。”[18]
在创办了中西书院后，林乐知继续实行了实地考察的教育方针。
1887年，林乐知领学生参观上海博物院、美华书馆、参观印刷厂、旗昌洋行缫丝场、电气灯局、英国邮便船、自来水局等新式公司。[19]上海由于通商早，西方人的建的公司比较多，再加上洋务运动中兴建的新式机构，这为中西书院的实地考察提供了很多便利。前述只是1887年的实地考察活动，在整个中西书院的存续期间，这样的活动应该也不少。中西书院这样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方式，让学生在毕业后更容易适应工作环境，这也是中西书院的毕业生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中西书院从1882年开始招生，到1911年并入东吴大学，[20]存续约30年时间。扣除学生重复计算及流动性强等因素，这30年间，中西书院培养的学生也应该在2000人以上。这30年也是中国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西书院培养出的2000多人“在推动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中”贡献了力量。[21]
二、中西书院的衰落
根据前文所述，中西书院在成立后的前10多年招生情况一直非常不错。但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招生人数减少，中西书院的吸引力下降了。也许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端倪。
1898年，10岁的顾维钧在姐夫蒋昌桂的劝说下到中西书院读了预科。出身于富商之家的蒋昌桂此时也在中西书院读书。顾维钧以前一直读的是私塾，中西书院的新环境和新课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两年后，蒋昌桂又劝说顾维钧去报考了当时非常热的圣约翰。并且，与蒋昌桂一些很要好的富商子弟，也都纷纷从中西书院退学，转投圣约翰。[22]
以前都是别的学校的学生争着上中西书院，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的学生却纷纷转投圣约翰。此时的中西书院衰落了。
梁元生认为，自潘慎文执掌中西书院后，增加了宗教课程和加强了与美国监理会总会的关系，导致了“中西创校初期的特征逐渐消失，林氏的教育理想也始终未能达成”。[23]但如果考察一下顾维钧等人离开中西书院的原因，就可知道他们之所以离开中西书院转投圣约翰，是因为中西书院的中文课程的增加，从而导致了中西书院的西学学习氛围落后于同城的圣约翰。 而胡卫清认为潘慎文接任中西书院的监院后，中西书院有了起色。[24]这更与本文前表所显示的衰落不符。
本文认为中西书院在潘慎文接任后开始衰落了，它衰落的原因如下：
1.中西书院得不到监理会美国总会的足够支持
中西书院是林乐知重振在华监理会方案的一部分，这个方案也得到了监理会美国总会的批准。[25]从形式上来说，中西书院是个标准的教会学校。但通过前文的考察可知，监理会美国总会对中西书院的资助少的可怜，只占了4%的比重。
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对西学知识需求的增加，中西书院极需要在资金、人力等方面获得支持，从而可以更好的满足社会对西学的渴求。1888年开始，中西书院就向监理会美国总会呼吁支持，[26]但获得的回应少的可怜。
1894年，林乐知的一次抱怨，大概可以透露监理会美国总会为何不支持中西书院了。林乐知告诉尹致昊，“总会认为中西书院是我个人的兴趣”，这样的看法让林乐知很反感。[27]也许是林乐知对中西书院投入太多的精力在上面了，导致监理会美国总会感到对中西书院失去了控制，从而减少了对中西书院的投入，最终导致了中西书院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2.在华监理会传教士在教会教育上的分化
林乐知创办中西书院后，对其投入了巨大热情与精力，以致于对传统的直接传教有所忽视，这引起了教内福音派传教士的不满。福音派传教士认为林乐知不应该对中西书院投入过多的精力，而应该像个圣徒一样去传播福音。以林乐知为首的教育派传教士与福音派传教士的冲突，导致了一些福音派传教士离开中国，到日本去传教了。[28]
在中西书院内部，也存在福音派传教士，被林乐知委以校长职务的刘乐义就是其中之一。刘乐义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传教士，其次才是教师，如果不能传教，教师的身份就没有意义。刘乐义还向监理会美国总会呼吁，派遣传教士来沪最重要的是有虔诚的信仰，只要具备一般的知识即可。[29]
由于中西书院的英文教师都是在华监理会的成员，教会及中西书院内的教育派传教士与福音派传教士的冲突，极大的削弱了中西书院的教育力量。
3.中西学院办学方针的变化
从1891年左右开始，林乐知开始对中西书院不满了。他本来的方案是先建立中小学学校，最终目的是要建立“教会大学堂”。[30]但中西书院运行多年后，他发觉来自商业阶层的这些学生，“似乎没有人愿意接受高层次的文学教育”，[31]实现不了建立一个教会大学的目的。所以，林乐知想找一个人来接替中西书院院长的职务，从而有时间专心做统一监理会教育事业的事情。[32]
1895年，潘慎文执掌中西书院。[33]
潘慎文上任后对中西书院进行了改革。潘慎文认为宗教书籍、中国典籍、科学知识是教会学校讲授的目标。潘慎文认为中国人学习中国典籍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学习中国语言的必须工具，也是在中国获取社会地位的必须途径。[34]
为此，他加大了中西书院中文典籍的内容。上任第1年（1895年），潘慎文增设了用中文授课的自然科学、数学、地理和教育阅读，他还希望“这项工作持续逐步推进，直到书院大部分的学生使用中文学习常规课程”。1896到1897年的时候，全中西书院的学生都系统学习中文。1901年的时候，用中文教授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制度在中西书院已经建立起来，除了英文和中国古典文学外，所有学生通过中文教学学习数学，大多数学生也通过中文来学习自然科学。[35]
潘慎文强化中文教学后，中西书院的华人教师逐渐增多，而外籍教师逐渐减少。
中西书院开始时之所以能吸引到那么多的学生，主要是它的循序渐进的课程和以西人为主的西式环境，这样的环境下，学生更容易掌握西学，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就业或者继续到官办的洋务学堂读书。而一旦实行中文化改革以后，中西书院的西学不如其它教会学校，中学不如中国人自己的学校，这样它就慢慢失去了竞争力，逐渐衰落了。
4.教育理念与世俗的实际需求的异同
林乐知虽然提出了“半日西学，半日儒书”中西并重的教育口号，[36]但他自己实际上也知道，学生到这儿来学习看重的不是中西并重。刚开学不久，林乐知就发觉学生“力求精进者固多，而潜萌退缩者亦复不少，”究其原因，是有些学生只想“略识西国文字，略同西人语言”，他们目的是为了“旦夕糊口”。关于这种只想学点西国语言、文字就去找工作的学生，林乐知劝告他们不要“自安小就，无意大成”，应该“自期远大”。[37]林乐知虽然早有担心，但实际办学中还是有很多学生，一旦掌握了一些英文基础后，就着急着去工作了。中西书院认识到“有些人根本不喜欢学习中文”、“不愿意花半天时间学习中文”，但却愿意花双倍的钱学习英语。[38]
由此可见，中前期的中西书院虽然没有实现中西并重的目标，但由于良好的西学课程，还是吸引了很多学生。
但这一切在潘慎文强化中文教育后就发生了改变。
潘慎文的方法发生在甲午战后，当时国人对被一向视为撮儿小国的日本打败极度震惊，这次的震惊远超以前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国人纷纷反思战败的原因，日本在学习西方后变的强大更增强了国人学习西方的决心，而学习西方最基础的在于先掌握英文。下面两件事可以很好的说明国人对学习英文的热情：
1895年，苏州，6位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年轻人找到监理会传教士孙乐文，请求孙乐文帮助他们学习英文。他们解释说，战争的耻辱让他们意识到应该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的首要措施是先掌握语言。[39]
1896年，当步惠廉回到中国时，他发现中国正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潮。步惠廉早期的一个学生Lok请求再开一个英文班，因为这个时候还有另外10多个学生也要学习英文。[40]
在这学习英语成为风潮之际，圣约翰在1896年连神学和医学也改为英文授课了，[41]中西书院却强化中文教学，自然也就不被学生喜欢了。 5.中西书院的内讧降低了竞争力
林乐知创办了中西书院后，自己做监院，而具体的校务有沈毓桂负责，[42]但沈毓桂年事已高，不能抽出更多的精力管理学校，并且在外人看来他缺乏强烈意志、常识和现代观念，“只要这个老人掌舵，会反对任何激进的、非常规的措施，这个学校永远不会有更大的发展”。[43]中西书院的实际校务是由校长刘乐义和会计冯昌黎承担的，冯昌黎是中西书院和上海监理会的会计，在中西书院教授英文、化学等课程，主张按美国学校的样子运作中西书院。刘乐义是林乐知的女婿，做事认真、严格，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但为人不圆滑。曾有教师因患肺病不能来上课，刘乐义主张让他在寒冷的教堂里听几个小时的朗诵做惩罚。[44]
在尹致昊眼中，刘乐义是一个严格奉行纪律的人、一个热情的讲道者和监理会工作者，刘乐义的失败之处是太僵硬，不懂得通融。他不知道怎样把不同思想和脾气和谐相处。由于刘乐义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致于别人失望的离开他。[45]
由于刘乐义僵硬的工作作风不被大家认可，所以1894年2月16日，他想林乐知提出辞职，但没想到很快就被批准了，校长由冯昌黎接任。冯昌黎接任后，就又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刘乐义的治校方针，这引起了他与林乐知、刘乐义的不满，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46]
刘乐义与冯昌黎的冲突爆发在了辞退教师事件上。教师戴礼增因为违反校规被冯昌黎开除，戴礼增就说很遗憾不能得到中西书院独有的宗教益处了，刘乐义不同意辞退戴礼增，他觉得惩罚只能强迫人的身体服从，不是内心，应该再给他机会。[47]
由于两人在校务上处处唱反调，所以到了1894年10月18日，也就是监理会在苏州开完年会的第2天，林乐知宣布由刘乐义重新管理学校。[48]
学校这种人事上的纠葛，大大的削弱了中西书院的竞争力，也导致了林乐知想放下中西书院，重新规划监理会教育事业的决定。[49]
三、结论
林乐知来到中国后，踌躇满志的进行传教及开辟新教区的尝试，但由于当时正是太平军势力最强盛之时，整个江浙地区都处于太平军的势力范围之内，林乐知的传教努力成效不大。林乐知抵达中国不久，美国爆发了内战，美国南部的港口被封锁，在华监理会失去了与母会的联系，有长达5年的时间没有获得任何资助。林乐知为了自身及教会的生存，加入了能提供优厚待遇的洋务学堂――上海广方言馆中做英文教习。长达17年的教习生涯，不仅给了林乐知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还让林乐知转换成了一个教育传教士。1881年，当美国监理会准备重新振兴在华传教士事业时，林乐知提出了以办教会教育为重中之重时，获得总会的批准。
林乐知根据自身的教育经历及参照当时洋务学堂的办学情况，实行了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的课程体系，而西学内容中又是西学重于西法。当时的洋务学堂数量少，课程以学习西方的制造武器、轮船、枪炮的西法为主，林乐知的西学重于西法是对当时洋务教育方针的一个修正，西学重于西法的观点直到甲午战后才逐渐被社会认可，林乐知的观点起了开风气之先的影响。林乐知晚期最欣赏的助手范�t认为，是《万国公报》让人们认识到了西政胜于西艺，[50]范�t没有意识到林乐知的西学课程也对这种风气的扭转起到了重要影响。
中西书院由浅入深的课程，宽松的宗教氛围，开办之初就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几乎每年的报名人数都超过了实际接待能力。经过了中西书院的学习，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进入了洋务机构中，这对急需人才的洋务机构来说提供了合格的人才，对这些近代化机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影响。
相关于其它教会学校来说，中西书院实行的是表面宽松的宗教政策，这一点吸引了众多上层家庭的子弟前来报名。但在实际办学中，林乐知希望通过住宿制的校园氛围，对这些学生施以潜移默化的作用，就算不能转换学生，也会让他们对西学背景下的基督教文明产生认同。
由于林乐知的明确的办学目标是培养“以备分拨各处洋务之用”的洋务人才，而不是教会人才，中西书院在开办之初获得母会大力支持后不久，就逐渐失去了总会的支持，林乐知只得凭一己之力维持中西书院。由于中西书院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学生的学杂费成了中西书院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且产生了盈余。在商业经营上，中西书院也获得成功。
中西书院取得的成功，主要原因是它提供了良好的学习西学的环境，绝大多数学生是为了进入洋务机构而来学习的。但这一切在潘慎文继任监院后发生了改变，潘慎文上任后，积极推行中文化改革，这项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社会上对学习西学成为热潮之际，这项改革让中西书院失去了竞争力，再加上自身内部管理的问题，导致中西书院慢慢就衰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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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刘乐义撰，任保罗译：《林乐知长老行述》，《万国公报》1907年第222期，第22页。
[31]林乐知：《中西书院报告（1888年）》，王国平等：《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32]林乐知：《中西书院报告（1894-1895年）》，王国平等：《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33]周承恩：《潘慎文夫子行��Alvin P. Parker》，《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百周纪念册》，1948年，第83页。
[34]A.P.Parker，"The plac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in christian schools and colleges"，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p.714.
[35]潘慎文：《中西书院（1896/7/31）》、《中西书院（1896/8/31）》、《中西书院（1901/8/31）》，王国平等：《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36]林乐知：《设立中西书院启》，《万国公报》1881年657期，第2页。
[37]林乐知：《中西��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启》，《万国公报》1882年第720期，第3页。
[38]冯昌李：《中西书院报告（1888年）》，王国平等：《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39]王国平：《东吴大学简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6页。
[40]James Burke ，My Father in China，Farrar & Rinehart，inc 1942，pp.191，193.
[41]熊月之等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6页。
[42]沈毓桂：《力辞中西书院掌教暨总司院务启》，《万国公报》1896年第95期，第71页。
[43]Yun Chi Ho，Yun Chi Ho's Diary（1893-94） ，Volume 3，探求堂1974，p.227。
[44]Yun Chi Ho，Yun Chi Ho's Diary（1893-94） ，Volume 3，探求堂1974，p.246.
[45]Yun Chi Ho，Yun Chi Ho's Diary（1893-94）， Volume 3，探求堂1974，p.247.
[46]Yun Chi Ho，Yun Chi Ho's Diary（1893-94），Volume 3，探求堂1974，p.281，308.
[47]Yun Chi Ho，Yun Chi Ho's Diary（1893-94），Volume 3，探求堂1974，p.336.
[48]Yun Chi Ho，Yun Chi Ho's Diary（1893-94） ，Volume 3，探求堂1974，p387.
[49]林乐知：《中西书院报告（1894-1895年）》，王国平等：《东吴大学史料选辑（历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50]范�t：《第二百册之祝辞》，《万国公报》1907年第222期，第5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