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差将缩小，但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规模有限。从中国经济版图变迁的趋势看，东部地区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另一个趋势是大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仍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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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回落至8.1%，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回落，主要原因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速都在大幅回落，如广东和上海一季度经济增速分别只有7.2%和7%。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虽也有所回落，但大部分都维持在两位数，如安徽为12.3%、云南为10.8%，重庆更达14.4%。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回落与中西部地区的高增长正在缩小彼此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各区域间经济在走向平衡呢？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差缩小
从投资的角度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显著高于东部地区，2017年一季度，东部地区投资总额为25406亿元，同比增长18.9%；中部地区投资总额11503亿元，同比增长27.1%；西部地区投资总额10561亿元，同比增长26.9%。事实上，从2000年西部大开发开始，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就逐步上升；而东部则缓慢回落，从2000年占比54.9%下降至2017年的51.9%。从工业增加值角度看，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也在拉大，一季度东部地区同比增长8.9%，中部地区同比增长16.9%，西部地区同比增长14.5%。而2017年同期，三者的数据分别为12.9%、17.1%和16.6%。这些都反映了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的必然回落，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但是，当中西部地区享受这场高增长盛宴时，是否应该思考这种高增长能够持续多久？从中西部地区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央的支持，如2017年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较快，其中，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分别为60.2%、89.2%，分别比东部高13.8和42.8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种行政性的资金划拨，其投资效益令人担忧。从2001-2017年这10年的数据看，中国各大区域的投入产出比都在不断下降，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使得西部的投入产出比进一步下降，从1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创造的GDP为2.99下降至2017年的1.57，下降最快、投入产出比最小的则是东北部，2017年为1.22；而2017年投入产出比超过2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无一例外的都是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以3.36的高产出遥遥领先（附图）。
可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高增长，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很大关系，如目前央企对新疆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超过70%，在当地经济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顶梁柱”的影响。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战略，在促进当地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将面临可以持续多久的问题。
从投资所需资金的角度看，中西部地区税收总额小，而近年来投资规模又大，导致这几年所形成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相当惊人，尤其是县级政府的负债水平堪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平台融资大量集中在高速公路、与城镇化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地产项目上，此外，还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资源开发，今后几年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这将制约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的持续。
关于东部地区而言，由于城市化率水平的迅速提高，估计实际已经超过60%，今后投资增速的放慢也成为必然，经济增速也将下一个台阶。因此，总体而言，未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差将缩小。
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规模有限
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事实上，2000年以后，政府在促进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表现为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提供各项优惠政策。2017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对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但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GDP和税收收入的同步增长。如2001-2017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从16.37%提高到19.58%，中部从14.86%提高到17.14%，东部地区从54.9%降至51.9%，但中西部地区的GDP份额却是下降的，而且也没能带来居民收入的大幅提升。以居民储蓄这个比较真实的数据变化为例，2017- 2017年，东北地区的居民储蓄余额只增加了0.77倍，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不多，均增长了1倍左右，但绝对差距却从原先的三地区储蓄余额合计低于东部1.6万亿元，扩大到2.8万亿元。
考察中西部地区在吸引东部产业转移方面的优势，主要在矿产资源、要素成本和市场潜力三大方面。矿产资源丰富所带来的投资增长，在过去10多年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内蒙古的经济增速在近10年一直领先于全国，但投资回报率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很难吸引更多的产业转移过来，基本属于资源的输出地。在要素成本方面，中西部确实有一定优势，主要体现在土地成本方面，而人力资源成本方面的优势却不明显，因为劳动力是可以充分流动的。国家统计局对2017年分区域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的统计显示，东部地区为2053元，同比增长21%；中部地区为2017元，同比增长22.9%；西部地区为1990元，同比增长21.1%，可见，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差距很小，增幅也相差无几。
在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比为65.4%，中部地区占比为17.6%，西部地区占比为16.7%。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过去10年来，广东成为人口第一大省就是移民不断流入的结果。尽管近年来农民工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总体人口向东移民的格局未变。而在吸引中高端人才方面，从本科以上学历者择业意愿看，东部地区的大城市还是其首选，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劣势。
如果考虑到物流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法学法规和市场环境等因素，中西部地区无论在产业转移的吸引力还是承接能力方面，都不具备明显优势。从美、德、日、韩等全球制造业大国看，它们都拥有很长的海岸线，这不仅出于降低运输成本的需要，而且重工业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水资源，而这两点恰恰不是中西部地区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制造业大国的工业集中度非常高，这既是产业配套、节省物流成本等实现规模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从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出口型制造公司看，随着用工成本的提高，其产业转移的愿望较强烈，但由于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用工成本远低于中西部地区，且发达国家对其贸易壁垒较低、运输成本也有优势，这些国家都是产业转移的不错选择。因此，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要考虑诸多因素。
根据世界银行的探讨结论，经济密度增加1倍，生产率会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1倍，利润就降低6%。从产业集聚度提升的角度看，中国显然还存在很大的空间。在长期推行的城镇化战略下，中国的中小城市数量增长过快，而大城市人口集聚度不足。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占比过少，其人口只占所有城市人口的47%，而全球的平均水平为73%。中国的大城市化率不仅远低于“四小龙”，还低于印度、印尼等欠发达国家。而中西部地区相关于东部地区，则集聚度更低，这导致了中西部地区城市竞争力的下降，西语论文网站，如从2017、2017年的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增长、规模、效率、效益、结构、质量）来看，前十大城市中除了中部的长沙之外，其余的都是东部沿海省市，如珠三角（深圳、广州）、长三角（上海、杭州）和京津地区（北京、天津）。其中，珠三角地区在分项竞争力排序中领先的城市更是非常之多，东莞、深圳、广州和珠海均进入对外开放竞争力前十，而东莞和佛山则在经济效率竞争力方面进入全国十强。
可见，中西部地区要承接产业转移，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不仅要有廉价的土地和优惠政策，更需要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和各种综合配套设施。从全球制造业的转移特征看，基本上都是沿着海岸线转移，因为海运成本是最低的。
未来中国经济版图如何演变
目前，很多人都在憧憬中国经济的“东方不亮西方亮”，中西部地区得以高速增长，主要还是基于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前者的投资回报率已经回归常态，后者则会继续增加地方负债。目前，铁道部已经成为负债规模最大、负债率高企的部门，而其他国家级部门如公路、电力等同样也是高负债的部门。国家级项目尚且如此，地方项目更难以摆脱高负债的困扰。因此，中西部地区在行政性规划推动下的投资高增长，其后果必然带来规模不经济，形成一大批烂尾工程，导致地方债务水平的进一步上升。从目前看，中央财政实力处于历史最强盛阶段，故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缺口可通过大量转移支付来平衡，以2017年东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支总额为100计，则中、西部地区该指标相当于东部的39%和48%，若考虑2017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约4.1万亿元后，西班牙语论文，中、西部地区该指标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2%和97%。
但是，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减速，中央财政收入会面临增速下降，转移支付的能力也会减弱，而中西部地区的债务水平将继续上升，很多投资项目建成后的维持成本将难以承受。因此，笔者认为，近期中西部地区经济还可以维持高增长的局面，但未来势必会遭遇发展瓶颈，难逃经济回落颓势。从中国经济版图变迁的方向看，东部地区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以外贸为例，尽管2017年一季度中西部地区出口大幅增长，如重庆和河南都增长了约150%，而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只有3%-4%的增长，但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基数较低，即便是外贸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也不过把中西部地区的出口份额从10%提升至15%，故中西部地区出口的高增长，对中国出口总额的作用不大。过去10多年来投资向西倾斜、人口向东流动的格局是很难持久的。人口向东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投资向西则是行政干预的结果。从长期看，人口流向与资本流向必然会趋于一致，物流规模的扩大与制造业繁荣也相辅相成。
参照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推断，今后中国经济的集聚度还将进一步提升，遍地开花的经济开发区只会有少数形成规模经济，具有集聚和发散功能。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也将走向集聚，如重庆、成都、长沙、武汉等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会更明显。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版图变迁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大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过去大城市规模提升最快的，是东部的两个直辖市—北京和上海，但其与日本的东京和韩国的首尔比，人口集聚程度还显不足。因此，未来东部地区还会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经济集聚区，形成更多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如果一个经济高增长的国家，其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之后，就面临着产业资本转移或出逃的压力，那么，这个国家至少不能成为经济强国。中国今后要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就需要从市场化机制、组织结构的优化、产业升级等方面着手，最终提高产出效率。例如，广东省2017年用于研发支出只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5%，同期上海为2.9%，全国平均水平为1.9%。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GDP第一大省，一靠市场化机制领先全国；二是大力引进外资，发展低附加值产业，承接全球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三是走集聚化的模式：东莞既是全球的家具制造中心，又是电脑配件生产和组装中心。
要预见未来中国经济版图的变化趋势，一定要多方面、多角度来评价一个地区的综合优势，不能被短期现象所迷惑。今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仍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综合实力看，或许未来长江三角洲地区更有竞争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