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比较略论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两首悼亡诗在意象、内容和风格上的不同，指出中西悼亡诗的异同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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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悼亡诗 异同 文化根源
悼亡诗，广义的理解是所有对死者悼念的诗歌，都可以称作悼亡诗。狭义的理解是指丈夫对亡妻悼念的诗歌，或妻子对亡夫悼念的诗。中国悼亡题材的诗歌早在《诗经》中就有了，但从潘岳创作的悼念亡妻杨氏之诗问世后，“悼亡诗”就成为悼念亡妻诗作的专称。本文选取了中国宋代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英国诗人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两首悼亡诗。这两位诗人虽远隔重洋、时代不同，但遭遇相似，都以同样细腻的笔触去表达对亡妻的怀念之情，又同样都表现古今中外文学著作中永恒的主题――爱情与死亡。两人对妻子的真挚爱情因妻子的早逝，而将对爱妻的深切思念以文学的形式升华为流芳百世的诗篇。然而中华民族和不列颠民族在表达爱情的方式上大不相同，中国人重含蓄、委婉，英国人则奔放、热烈。但两个不同民族的诗人却以同样的文学形式来描写情感。
本文拟通过对两首诗进行比较，探索文本深层意蕴中的中西异同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
一、文本浅层的相思意蕴
首先略论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首感情深挚的悼亡词，全词充满委婉哀伤的情调。上卷主要通过外部形象表达作者对亡妻的思念。“十年生死两茫茫”，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迁，都没有冲淡作者对亡妻的一片深情。长久郁结于心的深长的悲叹，迸发而出，凄哀至极。“不思量，自难忘”。哀思万缕，盘结于心，剪不断，理还乱，深沉绵邀。“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亡妻一人九泉之下孤寂凄清。下卷转入写梦，再次表达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夜来幽梦忽还乡”，仔细吟咏，不难体味出隐含其间的亦喜亦悲的复杂感情。“小轩窗，正梳妆”，既是梦中所见，又是当时恩爱夫妻平居生活的生动写照。“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十年生死相隔，思念至苦，一旦相见，该有千言万语向对方倾诉；然而四目相视，两心相印，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是用泪水浑染而成的幽暗画面，凝聚着作者无限的凄凉之情。梦中情景，何等真切，醒来一切却化为乌有，便又重新陷入生死相隔、渺茫不见的深沉的悲哀。正是由于与妻子的情笃，生者的怀念才会那样深沉；才使得《江城子》感人至深。
接下来看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这也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悼亡诗，是弥尔顿所作的唯一的一首爱情诗。他的妻子死于产褥，诗人通过叙梦来表达失去爱妻的深切痛苦以及对她的无限缅怀。此诗一开始，诗人就仿佛看见妻子又重新回到他的身边，“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èd Saint”。失而复得，百感交集的心情跃然纸上。接着诗人使用一个典故，把妻子比作古希腊美女Alcestis。妇女生产在摩西教被视为不洁，而妻子产后却洗涤干净原来产褥的血污，“Came vested all in white，pure as her mind”，心灵与外貌都纯洁如初，像天堂里的圣女。“Her face was vail’d，yet to my fancied sight”，西语毕业论文，尽管她蒙着面纱，诗人看不真切她的相貌，却实实在在地看出了她心灵透出的美：既温柔贤淑又善良可亲。妻子如清风如袅烟，缓缓地向人间走来。“But O as to embrace me she enclin’d，I wak’d，she fled，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她就要俯身去拥抱自己的丈夫的瞬间，诗人的梦结束了。这一切都只是过往烟云，带给诗人无限的怅惘和绝望。越珍贵越美好的东西，失去后给人的损失就越巨大，而失去这样貌美德贤的妻子，带给诗人的是无比的痛苦和悲哀。从梦中醒来该是天明了，万物苏醒之时，唯有他则独陷于永恒的黑暗之中，再也没有光明、欢乐可言。细细揣摩，回味无穷。这两首著作从字面意义看，所表达的主题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亡妻的深切思念。
二、深层意蕴中的中西异同以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
（一）意象选择不同。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意象选择带有一种极普遍的特征。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柴米油盐的生活小事，平淡无奇的家庭琐事，如“小轩窗，正梳妆”这一典型特征的生活片断，写出年轻夫妻相亲相爱的和美关系和幸福生活的情景。中国悼亡诗中意象选择的这个特点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中国社会进入父权社会后长期形成重男轻女的风习，后经儒家站在伦理角度用“礼义”给重男轻女这一思想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女子地位下降就成为定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男主外，女司内”在一个家庭中分工而治是非常正常的。女子“从一而终”，对丈夫克尽妇责，夫在家则“入厨下”，“捧箕埽”，“弄机杼”；夫在外则“寄寒衣”；只起传宗接代的影响。“女子无才便是德”，故诗人要表现对亡妻的深情只能作如此选择。
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意象多用幻想、想象性意象。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Brought to me like Alcestis from the grave，
Whom Joves great Son to her glad Husband gave
Rescu’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
究其原因，这是由西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西方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能够参与到各种社会生活当中去，所以西方诗人在表达对妻子的思慕之情时，选择意象的范围自然较广。
（二）表达情感的内容不同。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传递的夫妻恩爱深情多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互相关心、体贴、爱护，呈现出浓厚的人伦情味。夫妻之间的爱情已转换为一种亲情。“小轩窗，正梳妆”。就是其中一个生动的写照。诗人通过这样一个生活片断，写出了一对年轻夫妻相亲相爱、相互关心、互相体贴的情景。究其原因，这主要源于中国文化和诗教传统，中国伦理型文化作用着诗人。朱光潜先生说：“中国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中国男人的理想追求是治国平天下，“随着四婆裙在儒家看来是一件耻事”。中国诗教传统是“思无邪”，“乐而不淫”，“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应该“厚人伦，经夫妇，成孝敬”。在这种氛围中诗人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人伦亲情来表达悼亡之情。
而弥尔顿诗中所呈现的夫妻间的恩爱情感，不涉及伦理色彩，却带有性爱、情感色彩。如诗中描写妻子对丈夫“Love，sweetness，goodness，in her person shin’d”，“So clear，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light”，“But O as to embrace me she enclin’d”，带有性爱味道。这种色彩主要源于西方人的爱情观。西方人认为“爱情是一种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容丰富的现象，爱情的根源在本能，在性欲，这种本能的欲望不仅把男女的肉体，而且把男女的心理推向一种特殊的、亲昵的、深刻的相互结合”。
（三）传达的情感色彩不同
苏轼的词中传达的是一种悲情――“十年生死两茫茫”，凄哀至极。可见得夫妻二人生前相知相爱之深，死后刻骨相思之切，以及相思而不得相见之情。所以二三句就自然地迸发出“不思量，自难忘”。这种“思量”，既是一种有意识的无时无刻的思念，也是一种难以中断的无意识的思念。进而“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亡妻泉下孤寂凄清。这其实反映了中国诗人与西方诗人在生死观上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诗人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人死犹如灯灭”。死后双方将不可能再团聚，人死去就意味着永远失去，无可弥补。所以中国诗人关于死亡，情感上是悲伤、沉痛、凄楚，无法排遣，读者亦只能沉浸在诗人的巨大悲痛、深切的哀伤之中。
而西方悼亡诗传达的情感则是“悲”中有慰，痛苦中还有一线希望，相信来生彼世，把乐土天堂看作幸福的归宿。给读者的感受是哀而不伤，情致相对中国悼亡诗来说较为温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诗人悲伤的同时，流露了一种安慰、一份宁静，一线希望。认为妻子死后已升入天国，短暂的生命已上升到永恒的新生，肉体原罪已被冼净。西方悼亡诗这种特点表现了西方诗人对待死亡的看法与中国诗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诗人很少表达出死而有知、彼世亦有乐土的思想。而西方诗人认为死亡与生存之间有连续性，冥冥之间暗有灵魂不与肉体同归于尽的想法。当然基督教天国乐土的作用起主导影响，因而幽明永隔、无路可通的悲惨不及中国诗人那么沉痛，表现在诗歌中的情调也就迥异。
总之，中西方悼亡诗由于各自所受文化传统不同，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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