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著名教授易中天先生在《品人录》后序中曾说：“品书，品画，不如品人”。我们都知道木兰形象最早可在《木兰诗》中找到原型，也就成了后人改编的母本。无论是中国的改编还是外国的改编都根据时代的不同、读者的不同、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读者不同的需要填补了母本的空白。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异同给了作者极大的发挥空间。华裔美国作家汤婷婷的成名作《女勇士》中的“白虎山学艺”，重塑了木兰在美国文化语境下独立自主、追求男女平等的幸福生活的形象，是中西跨文化再创造的结果。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也是对木兰形象的一个颇有新意的改编，木兰成了“道家的女儿”。迪斯尼大片《花木兰》更是体现了美国的女权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木兰成了西部牛仔的代言人。而在东方，木兰的形象，宣扬的是儒家精神。对于“木兰"的戏剧已走过很大一段历程，大师常香玉演的花木兰成为了豫剧的经典之作。1999年大陆拍的《木兰新编》也成了中国“女权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以及中国电影界即将拍摄的《花木兰》也将对爱情、两性问题有新的思考。本文试图略论中西方与“木兰”相关的著作，对木兰文化进行更深入的研讨。 2.迪斯尼电影《花木兰》 作为诗歌，《木兰诗》有很大的跳跃性，缺乏具体的故事情节和细节，因此迪斯尼大片《花木兰》无疑填补了这种艺术空白，是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的又一次经典改写。改编后的剧目“体现了美利坚的精神内核，即女权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木兰成了地道的开放、活泼的西部牛仔”（秦志希，翟晶）。美国的木兰同样也渴望为家庭、祖先争光，给他们带来荣耀，但却不愿意以散失自我为惟一条件。她代表了美国人对女性独特的欣赏角度，也是迪斯尼为什么能如此吸引全球观众、迎合女权主义思潮的策略。描述的是西元五世纪，匈奴军队在单于率领下大举进攻入侵中原，北朝皇帝命令每家每户必须出一人赴前线抗敌。木兰父亲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可作为家中惟一的男人，他又不得不重新入伍。此时，木兰毅然决定替父从军。在宗庙守护神"木须龙"和忠实的蟋蟀“叽叽”的帮助下，木兰不但隐瞒了身份，还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在与匈奴军队在雪地作战中，她表现异常的勇猛和聪明，并拯救了整个军队。在重要关头，木兰使出浑身解数大战单于，最终在李将军的帮助下杀死了单于，救出了皇帝。最后，木兰光明正大地恢复了女儿身，衣锦还乡，为家族蠃得了无上的荣光。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从这一点上来说木兰可算是个帅才。雪山之战中，就充分显示了木兰斗智不斗勇的个人英雄气概。木兰的武功其实算不得好，至少不如李翔将军。战争中敌多我少，匈奴好似千军万马，虎视眈眈，木兰想，大不了就是一死，何不来赌一把，绝望之际，木兰巧生一计，用尽全身功夫，拔剑射向雪峰，没想到她这一剑可真让她赌赢了。后来，李将军发现木兰是女郎，就把木兰丢弃了。可木兰表现沉着，君子之勇啊！何谓君子之勇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东坡说过，这是因为“其所挟也大，其所致也远”的原因，也就是说，为了远大的理想，可以暂时忍受一时之辱，不计较眼前的得失。所以即使李将军把她留在雪山中，但木兰也没计较什么，独自前往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不定到时候联手还可以做成大事呢！真没想到结果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战场上是不能没有勇敢的，所谓“两军相敌勇者胜”。木兰的长处就在于善于学习，不怕艰苦，具有坚强的意志力，临危不惧，有过人的胆识。因此能在战斗中不断成长，靠着自己极高的天分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终于得胜而归。体现了木兰无以伦比的人格魅力。这正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 3.《女勇士》中的花木兰 后现代手法的应用也在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女勇士》中糅合了自传和传记，历史和神话，记忆与虚构，这种碎片式拼贴深刻地反映了汤亭亭对于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和历史等多重但却相互关联的身份网络”（郑庆庆）。她将古老的中国神话、传说及历史进行移植，比如说木兰的女扮男装，中国传统的后背刺字，等等。作者还用异国情调加以渲染，对其进行改造和发展，文章中还提到“汤亭亭有意将中美两种不同文化置于对话状态，既辨认了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糟粕，也审视了西方文化中的不合理与荒诞性，对两种文化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勇敢地对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权威发起了挑战，试图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确立边缘文化的合理价值，实现了自我身份的重构，在旧式权威的废墟上空呐喊出边缘的声音。” 从“白虎山学道”一章中，讲述的是木兰在白虎山求仙学道，木兰注重的是自身的锻炼修养以及不断地提高，在战场上她的身份不用遮掩，可以与自己喜欢的人结婚生子，来实现女性的性别价值，变成了一个家庭事业两个都不误的现代职业女性。这体现了木兰抗拒以男权为中心的主流社会，宣扬女权主义的深刻立场。主要挑战的是父权和种族制度，这是与儒家思想截然相反的，这也就不同于《京华烟云》中所塑造的道家女性形象。 “女权主义是西方话语的产物”（陈旋波，1995），因此有些作家如赵健秀认为《女勇士》对“美国华裔小孩耳熟能详的真‘花木兰’故事”的篡改，表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华人身份的“自我厌恶”，对中国文化“自卑”的否定；“花木兰”在《女勇士》中变成了“一个白人优越论创造出的中国式女人被禁锢在丑陋的中国文化中，并成为其牺牲品”（赵健秀，1991）。认为汤亭亭的著作是基于西方话语，迎合西方读者的（张敬珏）。就连卫景宜也说“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站在‘他者’的立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他同时也指出汤亭亭借用花木兰创造了属于华人自己的神话。对“花木兰”故事的刻意改写出于她的精神需求，至少，“讲故事是对实际矛盾的虚构性解决”（杰姆逊，1997）。 三、结语 可以说不论是《女勇士》中的花木兰，还是迪斯尼的花木兰，还是林语堂笔下的“道家女儿”，抑或是其他类型的花木兰的改编，小说、戏曲，或其他社会话语形式，都是以“木兰从军”――《木兰诗》作为母题的源本。在跨语境的叙事下，显示出跨世纪的文化轨迹。时代呼唤着新的花木兰，我们还应该有文化底蕴更深厚、当代色彩更鲜明的花木兰艺术形象。我们期待着她的出现。中国木兰的孝道，单方面的无条件的付出，是难以为西方人所接受的。而迪斯尼影片《花木兰》，正好迎合了西方的文化心理，传达个人主义的气息。美国人强调的是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木兰对自我女性价值的充分肯定。但西方的改写似乎忽略了民族团结的成分，过分地把国家的兴亡寄托在某个英雄人物身上，过多地宣扬个性色彩，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最大化。而作为社会的大家庭的发展是与大家的共同努力不可分割开来的，我们应该弃除个人能拯救世界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人生观。而东方的改写一味地强调女子的忠君、孝顺、漠视功利等一系列的中国传统优秀品质，而木兰本身只是做了她喜欢做的事情，为何偏给她乱戴帽子？木兰的改编，不管经过多少次，不论女权主义改写也好，个人英雄主义改写也罢，只是各个时代文化的轨迹而已。 参考文献： Frank Chin,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in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Edited by Jefery Paul Chan, et al., 1991, pp.3-29. Meridian, New York. 陈旋波.从林语堂到汤亭亭：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叙事.外国文学评论，1995（4）。 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见《范文澜全集》，第十卷，第49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何雪春.文化政治：花木兰形象的后现代改写与接受――《女勇士》的再思考.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4）。 杰姆逊（Fredric，Jameson）：《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林春分.论《木兰诗》的主题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78（5）。 秦志希，翟晶.从迪斯尼《花木兰》看全球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当代传播》，2002（2）。 卫景宜.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人英语著作中的话语功能――解读《女勇士》――花木兰.《中国比较文学》，1999（4）。 吴中杰.《京华烟云》与林语堂的道家思想.海外华文文学探讨，1988（1）。 郑庆庆.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亭亭《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外国语言文学》（季刊），2017（1）。 赵从仁.《木兰诗》的著录及其时代问题.中州学刊，1985（5）。 朱晓鹏.简论道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和现代意义.《学术论坛》，1997（3）。 张敬珏.《女战士对抗太平洋中国佬》，载台湾《中外文学月刊》第二十一卷，第九期。 张未民.“木兰从军”的解读与中国“百戏”传统的再认识――从大型杂技故事剧《花木兰》引发的思考.《戏剧文学》，2017（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