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西化”的经历，一次是东汉末年的佛教东进，一次是“五四”后传来马列。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西化”，并非对方的强加与侵入，都是国人自主选择与引进的结果。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夹在这两次大规模“西化”之间，明清之际，西方的耶稣与科技进入中国未及成为气候，却已遭顽强阻击。佛教东进虽也遭遇“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灭佛”，天下名山仍然“僧占多”，耶稣与科技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康熙五年（1666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书，斥汤若望西洋新历法十谬，尤其是选择顺治帝皇太子荣亲王的葬期误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顺治十五年荣亲王病死，两年后，其生母董鄂妃病逝，又136天后，顺治帝驾崩）。清初守旧势力乘顺治驾崩、康熙年幼的空隙，不满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力挫以汤若望为首的天主教与历法律。汤若望以及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等钦天监官员（天文学家）被判处斩，后因天空出现彗星，京城发生地震，于是改判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死，但李祖白等五人依然惨遭杀害。后来康熙帝亲政后决定对该案进行平反。这就是清入关之初发生的“康熙历狱”。
杨光先：向西方文化“风车”宣战的儒生
康熙历狱的始作俑者是杨光先，这个对外部世界懵懂无知，对固有文化抱残守缺的儒生，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瘦弱的帝国老马，戴着一顶破了洞的士林头盔，手持一柄生了锈的儒家长矛，在王朝的余晖里，向着他根本不了解的西方文化风车宣战。从顺治至康熙初年，他以“正三纲、守四维”的忧患意识，多次上书朝廷，先后撰写《辟邪论》《请诛邪教状》《摘谬十论》等文章，对西方历法口诛笔伐，成为反对外来文化、抵制对外开放的先驱。
这些文字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然而，杨光先的论述却是庄重且认真的。比如，他如此理解耶稣：“天主耶稣谋反于如德亚国（今以色列），事露正法，同二盗钉死十字架上……”“耶稣乃谋反正法之贼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他如此质疑十字架：“十字架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实凌迟重犯之木驴子尔。”“凡皈之者，必令粘一十字架于门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号乎？”他如此否定天文望远镜：“日月食于天上，分秒之数人仰头即见之，何必用彼教之望远镜以定分秒耶？不知望远镜有展小为大之异，废目用镜，中夏之士大夫落其术中矣！”无知者无畏，可见一斑。
在较早的欧洲文明中，大地是圆球体已是人们的共识，并为17世纪初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所证明。然而，西语论文题目，活跃于17世纪下半叶的杨光先仍然抱着“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陈腐谬见，对这一科学常识予以嘲笑与攻击。不过，他攻击的“新法之妄，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舆图。谓覆载之内万国之大地，总如一圆球，上下四旁布列国土，虚悬于太空之内”，这一说法还是符合事实的。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地球是圆的，地球上面的人站着，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蜾虫趴在墙上横立壁行，或在楼板之下倒立悬挂？自然法则，水往低流，难道汤若望见过海水倒倾而不下淌？中国人在地球上方，西洋人在地球下方，果真如此，岂不是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也非人类了（“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甚至还有地球上下人们只能“脚心相对”、大地重压之下人们只能“为鬼为泥”的无知妄说。他不怀好意地揣度，汤若望宣称“大地球体说”，“明谓我中夏是彼西洋脚底所踹之国，其轻贱我中夏甚矣！”
杨光先“扳倒”汤若望，有两条致命的理由，其一，清顺治元年（1644年），汤若望向新皇献上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并准确预测了当年八月初一发生的日食，取得了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西语论文题目，决定从顺治二年采用汤若望编纂的新历法，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拜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杨光先设身处地为清廷争名分、争正统，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咬住《时宪历》封面的“依西洋历法”做文章，指责汤若望以此五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其实质是以西洋文化“苗裔我君臣，学徒我周孔”，在政治上否定大清的优越性，在文化上贬低中夏的正统性，反映了“姓夏姓洋”、“姓中姓西”的尖锐政治斗争。从这点看，杨光先堪称争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隔代鼻祖。为达目的，杨光先滥加比附，竟称汤若望欲以此实现“伏羲是彼教之苗裔，‘六经’是彼教之微言”的险恶用心。
其二，杨光先抓住汤若望“进二百年之历”作为要害。他的确探讨透了大一统的皇朝心理，乃上书朝廷，称汤若望向朝廷进200年之新历，此举绝对别有用心，指责汤若望意在诅咒刚刚定鼎的新朝帝业不永，国运短暂，“其罪曷可胜诛！”他无视《时宪历》中有《永年表》，也无视其疏略中本有“本朝历法，度越前代，为亿万年历数无疆”的说法。在此问题上，没有什么比有所选择的“政治正确”更正确的选择了。杨光先以布衣之身，对朝廷如此设身处地，可谓比起一些厕身“南书房”、“国史馆”里的御用文人更忠贞。
可杨光先也并非一味投靠权贵、邀宠朝臣的蝇营狗苟之辈，他曾明确宣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康熙历狱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英国工业革命前夕，杨光先辈不识世界大势，无视科技进步，闭目塞听，自我感觉良好，只求稳固皇权。尽管此后的“康乾盛世”回光返照，到头来在西方文明面前终于一败涂地。对他这句话，凡是经过“文革”的人们，都会感到似曾相识。“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发展科技要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几乎如出一辙。
康熙为汤若望平反
“康熙历狱”的结局出乎杨光先的意料，这个徽州布衣竟然一跃而为京城大员。历狱风波过后，朝廷即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副。杨光先深知本人之斤两，用空洞的政治、虚伪的礼教攻击他人是拿手好戏，但让他直接从事历法探讨与历法制定，即刻原形毕露，底气尽失。于是他一方面战战兢兢连上五道“叩阍辞疏”，一方面将其举报信件辑成《不得已》，以表心迹，一改对西洋学者的盛气凌人。他在皇上面前胆怯心虚，坦承自己“只知历理，不知历数”，一个“不能算历之夫”，显然不能“滥受钦天之职”。岂知朝廷偏偏“认准”了这个人才，不仅屡辞不准，而且就地“转正”（改任钦天监监正）。正如《清史稿》所载，杨光先“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烜为监副。” 自恢复“大统历”后，杨光先等人在实际运用中屡出差错。清廷心知杨光先不能胜任，只得重新起用西洋人南怀仁（菲迪南特·阜泌斯脱，比利时人）主持历法。南怀仁当然有为汤若望正名之意，然而，如何判明《时宪历》与《大统历》之正误，如何判明汤若望与杨光先之是非，这在天文和历法律上，只凭信口雌黄、巧言令色是无法服人的。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南怀仁指出，“测验为诸辩之据”，即“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年轻的玄烨亲政之初，即决定让实践来充当裁判，并直接主持了两派历法的公开测验活动。
康熙八年（1669年），皇帝召集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等一起讨论天文历法，命他们各自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之处”。经过连续三天的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而杨光先、吴明烜却屡出差误。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又召集大学士图海等20名大臣同到观象台观看南怀仁、吴明烜进行“立春”、“雨水”等五项测验，结果“南怀仁言悉应”而“明恒言悉不应”。经过多次实验和调查，证明汤若望、南怀仁所制历法精度更高。康熙毅然决定停用“大统历”，复用“时宪历”，罢黜杨光先钦天监监正一职，以南怀仁代之。杨光先的结局是，“坐光先斩，（皇）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清史稿》）鲁迅先生对此的解释是：“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看镜有感》）当年，康熙帝即给已于三年前病死的汤若望平反，并为其亲撰祭文，其中有云：“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载有该碑文的汤若望墓碑，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的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清史稿》模仿《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在列传五十九之后也加了一段“论曰”：“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浅深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互为起仆，诚一时得失之林也。圣祖（康熙帝）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揅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的确，康熙帝曾给皇子们回忆过自己对天文、数学的兴趣与当初“历法之争”之间的渊源：“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庭训格言》）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都曾致力于学习西方文化与科技，但出发点不同，后者是为沙皇俄国之强大，前者只为强化个人的统治能力，“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一语道破心迹。
历史的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康熙历狱的阴影竟然覆盖了其后几个世纪。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盲目排外的拳民蜂拥而上，位于北京滕公栅栏的外国传教士墓园惨遭劫难，墓地被毁、墓穴被掘、墓碑被砸。1966年，“文革”狂飙骤起，墓园再次遭到摧残。不过这次的破坏者是杨光先式的红卫兵。红卫兵勒令主管单位3天内拆毁墓碑。有人提议，将传教士墓碑深埋地下，令其“永世不得翻身”，得到了红卫兵的许可。传教士的墓地消失了，墓碑却被保存下来。1978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批准重修外国传教士墓园。1979年墓地得到修复，并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目录。
康熙历狱距今已近350年，今日中国仍不乏杨光先之类的人，鸱张簧鼓，声嘶力竭，拼命抵制世界文明潮流，将人类文明成果视若洪水猛兽。更有一些人开始自傲地宣布“中国没有榜样”，意味着中国可以批量制造可供各国模仿的范本。
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中指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如同自然界的植物需要“交流”花粉才能优化物种一样，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人类共同进步、正常发展的美好事业。我们吃过虚骄自大、闭关锁国的亏，也尝过丧权辱国、被迫开放的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从精神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彻底摆脱“康熙历狱”的阴影，坚持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进行交流，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治国经验。
“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历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鲁迅的寥寥数语，今日看来，仍掷地有声、意味深长。
（作者系文史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