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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象作为诗歌语言艺术的核心，是诗歌最基本的审美成分。纵观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诗歌，意象的营造始终是诗人呕心沥血创作诗歌的焦点。因此，作为诗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意象对诗歌创作时代的文化起着窗户透视影响。本文试图通过中外爱情诗歌意象进行实际的统计略论与比较，研讨中西文化的异同。
关键词：爱情诗 意象 中西比较
在中西诗歌史上，情诗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以瑰丽多姿的创作风貌和经久不衰的审美价值吸引了历代的读者。古今中外的诗人们无一例外地都表达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渴望，以及坠入爱河中男女的甜蜜、幸福，得不到爱情的痛苦、绝望。在表达这样的情感时，中外诗人都强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在表达的方式上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然而正如吴晓在《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一书中谈道 “由于诗人的经历、爱好、气质、趣味等的不同，在意象的采集上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同理，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都或多或少折射到意象层面上”，中西诗人虽然在情诗的创作中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但是在意象的选择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异同，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含蓄与奔放
中国爱情诗歌表现得含蓄婉转，欲语还休，委婉含蓄，蕴藉感人，情感深藏于字里行间， 意象选择也更加迂回曲折，让人难以揣摸，需要用心去细细品味才能体验。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就是这种含蓄美的最好注脚，也是中国诗人们竭力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以李昌绪的《春怨》为例:“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首诗反映了妻子怀念远征的丈夫，但诗人并未一语道破，而是通过描写黄莺来寄托内情，婉约曲折，对彼此的爱情不著一字，但思念之意尽在其中。与此相反，西方诗大都是表现得坦率、透明，有时甚至直言不讳。西方诗人常用炽热的火焰、澎湃的大海和鲜艳的玫瑰等来表达爱情，因此爱情的悲喜在他们的笔下是如此的真实鲜明，震撼人心。西方诗人萨福呼喊“噬人的热情像火焰一样烧遍了我的全身”(《给所爱》) ;莎士比亚吟唱“爱烧热泉水，泉水冷不了爱情”(诗题同) ;拜伦叹息“再一番挣扎，我就可以把撕裂心胸的剧痛挣脱”(《再一番挣扎》) ;叶赛宁则吟诵“来，吻我吧，吻吧，吻得疼痛，吻得嘴唇出血，心的泉流是滚开的水，它不需要冷静和理智”(《来，吻我吧，吻吧》)。
中西言情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同? 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但主要还是中西社会价值观伦理观的异同造成的，也源于中西方民族性格的不同。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其人生哲学的最基本特点，张扬人的个性，鼓励个人奋斗。这种社会特点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的。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哲学就形成了他们的空间为主导的宇宙观，认为空间存在的一切人或物都是个体的、孤立的、平等的。这是西方社会个人主义得以确立的基点。发展到近代，文艺复兴以后，个性解放的浪潮冲决了神学的堤坝，人的力量、智慧和影响被重新发现。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使“天赋人权”学说成为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石，西语专业论文，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更是深入人心。西方人生哲学就在个人主义的旗帜下，以自我为核心，张扬人的个性，主张人要按自己的本性生活，情欲是人的本能，是生命的原动力。因此，在西方诗人的笔下，歌唱爱情，追求自由幸福就成了永久不衰的主题。而中国社会表面虽以家庭为基础，儒家学说也提倡人本主义，但它是从社会角度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否定个体意义上的人性。孔子是用“仁”来界定人的，主张从仁爱出发，推己及人，推己及物。 把人的价值与人性、民本联系在一块，这当然很好，但在分离人与神，人与物并提升人的尊严的过程中，古人又逐步偏离了人本轨道，过多否定了人的本能，把人的欲望看成是邪恶的，把灵与肉、精神与物质、节操与生命、义与利、社会与个人都对立起来，大力宣传为了前者可以并且应该舍弃后者。这种二元对立的后果，就使人们在人生价值的判断上，用社会价值代替了个人价值，用道德尺度来衡量人性，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义务、服从和贡献。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里， “修身齐家”、“独善其身”只是无可奈何中的下策， “治国平天下”、“兼济天下”，光宗耀祖，名垂青史，才是中国士人最高人生理想，他们的大半生光阴也都奔波于仕宦羁旅。因为侧重功名事业，爱情便不会被放在人生的首位，而只是装点人生的一道风景，所以中国的言情诗不以爱情为中心也属自然。
第二，西班牙语论文，从美学思想的比较上来讲，西方美学历来强调在审美或进行艺术创造时要遵循“生气灌注准则”，即审美主体要主动地将“生气” “灌注”给客体审美对象。受此作用，德国美学家费舍尔等人提出了“移情说”，强调情感的主动外射，正如立普斯所说，审美移情是“主体向周围的现实灌注生命的活动。”而克罗齐认为“主体与对象的对立时主动与被动心灵活动所形成的形式与无形式的材料或内容的对立”，“实用活动所生的感受，情感等是经过心灵赋以形式外射为对象”。从以上几位西方哲学家的美学略论上看，都强调了主体情感的主动，积极的外射，即外倾；而审美客体则是受动的，从属的，被制约的。源于这样的美学思想，西方诗人在创作情诗时受其作用而表现出主动、积极的态势，艺术著作中的“主体”往往处于显性的位置，而且表达情感也比较直观外露，畅达热烈，创造出一种显性的“有我之境”。而中国人认为，大自然的人鱼鸟兽，花草树木等万物均是有生机灵气之物，大自然包罗万象，生生不息。物境，人境生机勃勃，人居其中正如庄子所言“与天地并生，与万物齐一”。物与人的情感相互感发，物态，物情与人的心情交融合一，传统美学不着重主体情感的单向投射，而是主张主体、客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多创造一种“无我之境”或“超我之境”以表达含蓄、内倾为主要特点，著作往往委婉多致，蕴义深远，构造出“隐性”的艺术。
二、忧愁与欢乐
中国情诗常取景于室内: 幽深的庭院， 微温的香炉， 别巷， 孤舟， 客舍， 隐隐约约， 如雾如梦， 体现的是封闭式的感伤，这是因为中国爱情诗大多表现的是得不到爱情，失去爱情的悲怨，离愁别绪便是情诗的主要主题。从《诗经》中《谷风》、《氓》这样的弃妇诗，到历代诗河中的那些闺怨、宫怨诗，无一不是表现爱情得不到对等响应的苦闷怨愤，而这怨愤又与痴情纠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爱情诗在内容主题上的独特风貌。而西方情诗常取景于户外:阳光下宽阔的草坪，月光下幽暗的森林，一望无垠的沙漠，风平浪静的港湾，喧嚣嘈杂的都市，幽雅恬静的村庄等等，都可以成为情诗的特定环境和背景，给人以开放的视野和力的美感，借此来描写男女心灵的交流，表现少男少女热烈的恋情和吟咏夫妻之间的深情厚爱。而且，诗人也不回避对肉体之美和世俗肉体之爱的礼赞。
情诗选材的不同主要缘于社会发展和妇女社会地位的异同。由于深入人心的平等独立观念，对人、对个体的尊重意识，使西方女子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有着较高的地位，并且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中世纪的骑士风气对女性地位的提高更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西方历代文学艺术著作中，表达对女性崇拜、仰慕的著作比比皆是。西方女性特别是富有阶层的女性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使她们能频繁地参加各类社交活动， 并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光彩照人、举足轻重。所有这些， 都成为西方大量描写男女心灵融合的情诗的物质基础， 成为西方爱情诗中大多数女主人公命运较好、性格开放、情绪欢快的客观原因。而中国儒家传统致使女子地位低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等古老训条，使女性从一出生起就属于“从”的地位，从未取得过独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女子这种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中国历代文学著作中很少会把她们当做崇拜仰慕的对象，即使是女性作者的著作，也是自怨自艾的多。所以在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中，人们绝难看到西方诗人在他们的诗中常用的玫瑰、月亮和太阳的比喻;相反，诗人描写得更多的是女性贞洁的羞涩和专一的等待，宫女对帝王的期盼，官妻对离家任职的夫君的向往，商妻对游贾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连明媚的春光在诗人笔下的怨女眼中也多了一份“良辰美景虚设”的无奈。
三、其他
此外，由于各个民族的自然环境不同，选取的意象往往各有特色。在中外诗歌著作中，动植物是构成自然意象不可或缺的物象。由于自然环境的异同以及由此造成动植物的地域性特色反映在中外诗歌著作中，构成了中外诗歌各自独特的风景线。比方说有些动植物是中国的特产，富有中国的地域特征，因而它们会被中国诗人拿来寄托情感，出现在中文诗中，如“少日对花昏醉梦，而今醒眼看风月。恨牡丹、笑我倚东风，形如雪” （辛弃疾《满江红》）中的“牡丹”出产于中国，则不会出现在西方诗人笔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中的“春蚕”是我国江浙一带的特产，深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因而被中国诗人拿来用作意象，写入诗文中，表达诗人坚贞不渝的爱情。在中文诗歌中，常见的借以寄托爱意的动植物有：牡丹、红豆、菖蒲、蚕，同样的，在英文诗歌中借以抒发情怀的动植物有常春藤、榆树、布谷、鸽子、扁柏、天鹅等等。这些富有地域特色的动植物作为抒情意象融入中英诗歌中，同样丰富了诗歌的艺术性和表现力，增加了诗歌的可读性和欣赏性。
社会风俗文化和生活习惯也会在表述同一个主题时作用到诗人选择不同的意象，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便是 “捣衣”。这一看似与情感无关的意象在我国情诗中的出现频率颇高：李白在《子夜吴歌》中写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南齐谢�就以《秋夜》为题写下了“秋夜促织鸣，南邻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伫立。”最为令人回肠荡气而推为千古绝唱的是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指还来。”在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中，人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满足穿衣之需的状况。古时制衣的料子如罗纫、缟练等大都是生料，必须捶捣，使之柔软熨帖，做成的衣服才能穿着舒适。妇女把织好的布帛铺在平滑的板（称为“砧”，一般为石制）上，用木棒（称为“杵”）敲平，这个过程称为“捣衣”。捣衣这种机械重复的劳作使她们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思念远离家乡的亲人，对思念之情起到凝聚与强化的影响。正因为这些原因，捣衣的动作和与之相关的清砧的声响，成为古典诗歌中“思妇”主题下爱情诗歌最为常见的意象之一，在传统诗学中，它还被视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情感暗语，贮存着思念、盼望、关切、依恋、欢爱、伤逝等一系列丰富的人文内涵。而外国情诗中也存在面纱、六弦琴、红毯等与当地习俗息息相关的独特意象。
综上，尽管人类两性之爱情心理是共同的，但对爱情的态度，爱的表达方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确实存在异同，这是因为他们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有异同，因此在文艺著作中表达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由于价值观、美学思想、风俗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中西情诗存在着种种异同。就意象来说，深受儒家思想作用的中国社会，较西方人内向，在意象选择方面也更曲折内敛，题材以离愁别绪为主，而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更具有外向性、开放性，更加偏爱鲜明强烈的意象来抒发热烈真挚的情感，此外，社会、历史、生活习惯的不同也使得中外意象异彩纷呈。因此从文化背景略论，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诗歌的意象和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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