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1:田海清（1987――），汉族，广西玉林人，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2017级探讨生，探讨方向：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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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滕小艳（1987――），壮族，广西河池人，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2017级探讨生，探讨方向：古代文学
摘 要：梁宗岱是中国新诗发展时期重要的理论家。他学贯中西，深受西欧尤其法国诗学的作用。在诗学方面，他接受并发扬了瓦雷里为代表的象征派诗学，结合哲理性、契合说、宇宙意识等诗歌特质完善了他的纯诗理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关键词：梁宗岱；西方诗学；新诗理论
�中图分类号：I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7）05-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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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早期的梁宗岱是纯粹诗人，那赴欧游学之后的他，诗学家的评定比诗人更具现代文学史的说服力。在现代诗歌探究过程，他评价早期诗歌“虽然正当弱龄”却已“意识到除非有深厚的艺术修养，纯熟的技巧，……至多能产生一些不成形的浅薄生涩的果。所以在赴欧前一年，我毅然停止了一切写作的尝试。”［1］梁宗岱于1924年赴欧，但他赴欧前并没有停止创作。旅欧游学期间，梁宗岱偶有诗歌创作，但更多致力于诗歌翻译。回国后梁宗岱的诗学主张已然受到西方诗学莫大作用，在中西诗学比较视野中，他以西方诗学为理论基点，结合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特质，逐步形成他的诗学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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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诗学参照
�在欧游学期间，梁宗岱有意在文学尤其是诗学方面向西方文学取道。1926年，在巴黎大学他偶然结识象征派大家梵乐希。1929年，在跟罗曼•罗兰有过文学上的书信切磋后，梁宗岱与之结成忘年交。梁宗岱自述对他作用最深的“一个是保罗•梵乐希，一个是罗曼•罗兰。”［2］除了法国这两位大家，梁宗岱所浸染的西方文学观也很普泛。他于1929年开始实行游学德、意、西、美的计划，学术思想也在中西文学语境、中西学术实践中摆脱中国狭隘滞后的学术意识，最早达到世界学术水平要求。《保罗•梵乐希先生》、《忆罗曼•罗兰》这些回忆性的评述文章大都记录着他所受西学作用的踪迹，而《论诗》、《象征主义》、《谈诗》等清晰地论述了他的诗学观、新诗发展的方向。《论崇高》、《非复古与科学精神》、《诗论直觉与表现》、《屈原》不仅是他学术走向科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理论达到一个高度的凭证。梁宗岱深厚的中西文学素养，对新诗执着的探究追求和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中国学术科学性的致力和发扬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不能忽视的。
�后人评价梁宗岱诗学理论，多藉予“象征主义”、“纯诗”、“契合”、“宇宙意识”等关键词。法国象征主义“成熟于马拉美，完善于瓦莱里”［3］可知，到梵乐希时期，法国的象征主义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象征派诗歌也发展到纯熟的境界。梁宗岱提到“梵乐希尤不讳言他是马拉美――那最精微，最丰富，最新颖，最复杂的字的音乐底创造者――之嫡裔”［4］ ，梵乐希“像他底老师一样”，“遵守那最谨严最束缚的古典诗律”［5］。梁宗岱从学梵乐希，同样对诗歌音乐性推崇至极。诗歌音乐性是象征主义的特性之一，他认为象征之道可以用波德莱尔一首诗的题目《契合》概括［6］，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后人多评价他诗学融合了“契合说”。且“纯诗运动，其实就是象征主义底后身”［7］，这样说来，“纯诗”说的界定离不开象征主义，梁宗岱《谈诗》一文中给纯诗下的定义也融合了“象征主义”和“宇宙意识”的观念，梁宗岱的纯诗理论的西方参照模型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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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诗的语言与形式
�梁宗岱针对当时新诗徘徊在白话文语言层面的局促近况，写了《新诗底纷岐路口》一文，认为新诗“已经走到了一个纷岐路口，新诗底造就和前途将先决于我们底选择和去就”［8］ 。这“选择和去就”有两个方向：“一是自由诗”，还有一个是“发现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9］。梁宗岱创作一贯执着于诗歌语言，他认为诗歌应具有音乐性，这个音乐性从语言与形式两点获得：
�（1）语言音乐美。梵乐希曾说到“如果谈论诗歌，音乐是绝对的条件”［10］，他在梁宗岱翻译的《陶潜诗选》中发现了这些诗作的音乐美，陶诗的自然朴素和流畅的韵律正是梵乐希所主张的。而梵乐希本人的诗“已经达到音乐，那最纯粹，也许是最高的艺术底境界了。”［11］受梵乐希启示，梁宗岱越发认同诗歌应具有音乐性，诗歌的节奏和音律应作为诗歌的高度审美特征。他认为新诗的音乐性“简直是新诗的一半生命”［12］，但新诗的发展缺乏一种现代参照，怨不得出现“纷歧路口”，梁宗岱对诗歌发展的忧虑也是新诗发展的困窘。除却向国外学习，在他看来，诗歌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文学体裁，西语论文网站，也在于诗歌有其内在的法则。 既然诗歌要走向现代，语言当然就不可避免，也不能因此因为解放了语言而把诗歌富有的音乐性一并革除。
�（2）形式博古通今。梁宗岱“从前是极端反对打破了旧镣铐又自制新镣铐的”，后来却认为“镣铐也是一桩好事”［13］，“旧镣铐”指古典诗歌的形式，“打破”意在要创造与之不同的形式，然而当时也未能完全放弃古典诗歌的形式。梁宗岱发现古典诗歌形式作为一种永恒的是个形式有其流传的优越性，而诗歌必然需要一个形式作为外壳。只要利用得当，旧体诗形式也能体现出新诗特质。他反省：“做新诗的，固不必那么循规蹈矩，但是如其要创造诗律，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元素。”［14］ “旧镣铐”如果应用的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种诗歌音乐性的创造，在实践操作上，实则梁宗岱所说的语言“工具”这一形式。梁宗岱认为既然中国旧体诗唯一的缺点是它的“形式已臻于尽善尽美”、“表现工具或文字流为腐滥和空洞”［15］，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它至高的审美特性，近乎没有了创新的空间，那么，中国诗歌所能突破的，只能“采取于西洋诗律”［16］，通过诗歌的创造诗律，拯救中国新诗生命。，这个尤其体现在他所翻译的外国诗歌：不仅保持语言与原诗的相似结构，在节奏和内在韵律上也尽量做到原汁原味。这个看似苛刻的要求是他语言形式层面最高的建设，也是他忠于古典诗歌形式美的延伸。他肯定：“形式是一切文艺著作永生的道理，只有形式能够保存精神底经营，西语论文，因为只有形式能够抵抗时间底侵蚀。”［17］
�（三）新诗的意蕴与旨归
�梁宗岱对只为白话诗而白话诗的现象甚为不满，他贬责流于语言层面的诗作，说其“贫乏和粗糙不宜于表达精微委婉的诗思”［18］，“太简陋了，和文学意境底繁复和缜密适成反比例”［19］ ，新诗因缺乏厚重的意蕴而显得荒凉鄙薄。纵观梁宗岱的著述，纯熟的诗歌应该有这样的特质：
�一是象征主义。梁宗岱赴欧前写有《象征主义》一文。当时中国文坛已引进了象征主义且有实践象征主义诗作，是“当时诗坛的一大特征”［20］。梁宗岱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他对象征主义持接受而又谨慎的态度。赴欧后，梁宗岱身临其境接触西方象征主义诗论，不断完善、发扬了他的象征主义观。他总结“所谓象征主义，在无论任何国度，任何时代底文艺活动和表现里，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普遍和重要的元素罢了。……一切最上乘的文艺品，无论是一首小诗或高耸入云的殿宇，都是象征到一个极高程度的。”［21］象征主义是形式与内容完美融合的诗歌创作手法，梁宗岱认为，象征主义在中国文学语境里，“和《诗经》里的‘兴’颇近似”［22］，“‘景即是情，情即是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才是象征的最高境界。”［23］据此，他总结了象征的两个特性“（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24］这两个特点与中国传统的诗歌赏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梁宗岱借以西方的象征主义这一说辞，有意尝试用西方诗学理论解析中国诗歌，在解析过程中，找到中西诗学的契合点。反之，他将中国诗学传统的情境论提高到了与世界文学的象征主义的高度，也说明他坚持古典诗歌对新诗发展的意义。中国新诗不该摒弃这种旧体诗形式，反之可以向古学习。
�二是纯诗说。纯诗说涵盖象征主义，论述了包括语言形式在内的诗学整体。所谓纯诗，用梁宗岱的定义就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致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藉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因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25］不难发现在这个定义里，诗歌的“纯”多表现在形式构建成的客观世界。早在二十年代，就有象征派的诗人“提出了以‘象征’为主要特征的建立‘纯粹诗歌’的问题”［26］ 。能否做到纯诗，重在象征主义是否恰当应用，是否营造出暗示意味的诗境。纯诗理论阐释的诗歌意蕴重点之一是诗歌的哲学意味。“哲学诗最难”［27］，梁宗岱喜欢陶潜的诗，因为陶潜“也许是中国唯一十全成功的哲学诗人”［28］。梵乐希从法译的陶渊明诗歌中读出了生活的自然哲学，从陶潜――梁宗岱――梵乐希这个线性上，可知梁宗岱站在哲学的角度体悟诗学的实践得到了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大师的共鸣。另外，宇宙意识也是一种哲学意识，一首诗是否具有宇宙意识观，在于是否超越个人狭隘意识而达到关怀整个人类、甚至思考整个自然生命的境界。梁宗岱无疑是坚定这种意识的，他发现哥德诗歌与中国诗歌相似之处，尤其在李白身上的“艺术手腕”和“宇宙意识”［29］。梁宗岱此番中西诗学对比后阐发的诗论，确为现代诗史一枚重磅炸药。他大胆的理论猜想和实践，将中国古典诗论成功地引向更广大的世界诗歌世界。
�梁宗岱少小即以诗作闻名，青壮时期又赴欧游学，可以说他对诗歌有一个很完整的探究过程。如上文所述，他的诗论博古通今，融贯中西，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给中国新诗的发展以莫大的参照和引导。梁宗岱本人也以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员，极尽所能。董强评价梁宗岱的诗学取向是“永恒的诗歌在各个时期可以得到不同的诠释与实现。但不同的诠释，以及具有时间局限性的创作，终不能穷尽那永恒的源泉。所以，不同的时代呼唤不同的诠释，而永恒的诗源是不变的。”［30］梁宗岱以糅合中西诗学的视野，为新诗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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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2］［3］［8］［9］［10］黄建华主编：《宗岱的世界•诗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9.第362页、第219页、第259页、第201页、第201页、第342页、
�［4］［5］［6］［7］［11］［12］［13］［14］［15］［16］［17］［18］［19］［21］［22］［23］［24］［25］［26］［27］［28］［29］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8.
�［20］ 子张：《新诗与新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4.
�［30］ 董强：《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文津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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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黄建华主编.宗岱的世界•诗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9.
�［2］ 子张.新诗与新诗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4
�［3］ 黄建华主编.宗岱的世界•评说［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9.
�［4］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8.
�［5］ 董强.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M］.北京：文津出版社，2017.
�［6］ 黄建华主编.宗岱的世界•生平［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9.
�［7］ 高蔚.纯诗的中国化探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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