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西方文学理论因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体系，既存在相通之处，也存在不同之处。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传统诗学体系的源头――“诗言志”与“摹仿论”，西语专业论文，继而研讨中西方文学理论的相通与不同之处，明异求通，异质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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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言志”；“摹仿论”；文学理论；相通；不同
文学理论是以探讨文学规律为对象的学科，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乃至不同的理论家的文学理论，都具有各自独特的魅力。中西诗学来自不同的文化体系，拥有各自民族的艺术规律和审美规范，因而都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钱钟书先生也曾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传统文论之间的探讨是属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平行比较探讨，关于文学的本质这一问题，中西诗学自古以来就有过不少的讨论和探讨，要想弄清楚中西方文学的本质，必须得追溯到中西方传统的诗学体系的源头上去。
一、中国传统诗学的源头和主流――“诗言志”
中国关于诗学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尚书・尧典》一书里。《尚书・尧典》记载“诗言志，歌永言，西语专业论文，声依永，律和声”。那时候已经说出了文学的基本功能：用来表达人们的志意的。“诗言志”的“志”以“人心”为基础，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性质，这就涉及了诗歌的认识影响。人们通过言“志”的诗歌，就可以通晓诗人的思想情感。那时候，诗人是统治阶级的传声筒，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统治阶级的意愿――对人们进行道德规范。
古代中国诗学体系，以“诗言志”为源头，转而成为中国诗学的主流。《毛诗序》中开篇提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里的风，指的是风教，教化。以《关雎》为开篇的《诗经》代表了文学艺术，那时候的文学的功能已经和政治教化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凭借过人的文采和独特的政治地位，一语道破了文学在一个国家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文章有立言之功用，故可以不朽以传后世。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时喊出了“文以载道”的口号。他这句话强调的是文章的思想和内涵。这时文学的功能，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教化，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上去了。
二、西方传统诗学的核心――摹仿论
西方关于文学的本质的讨论也早已有之。西方的诗学传统以“摹仿论”为核心。
柏拉图对文学艺术的本质的理解建立在他的“理想国”思想上，他认为理念是真实的，而现实世界是理念的反映，而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摹仿的诗歌则是虚假的，娱乐性的，强调文艺必须对人类有用，有益于城邦、合于城邦制定的规范。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摹仿论”进行了批判和发展。他肯定人们生活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艺术无疑也是真实的。亚里士多德的摹仿，是一种创造性的人类活动，不是对现实的简单的抄录，复制，而是对现实的解释和再现。亚里士多德肯定了诗歌给人以愉快和娱乐，提出“净化”的概念，肯定悲剧对情感的恰当的净化影响，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满足。他承认艺术著作有陶冶性情的影响，从而肯定它的教育的意义；他承认美的事物给人以快感的享受，从而肯定它的审美的意义。亚里士多德不再把文学的功能局限在政治需要的功利性上，而是把它提升到审美的层面上了。
三、中西方文学理论的相通
通过“诗言志”与“摹仿论”的比较来研讨中西方文学理论，并不是要把他们截然对立起来，因为中西方文学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相通之处。
“诗言志”和“摹仿论”都是为研讨文学艺术的产生而提出来的。“摹仿论”源自西方，但并是就说中国文学只有言志而就没有摹仿，“诗言志”出自中国，而西方文学也不是只有摹仿没有言志。中国《诗经》强烈的写实性，尤其是其中的十五国风，采集的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反映的是这些地方的生活面貌，更能体现“摹仿”的性质。同样地，希腊的抒情诗，也是和中国的古诗一样，是“诗言志”的，抒发人们内心情感为主要目的的。
“摹仿论”表明西方诗学主张摹仿现实，但西方文学重个人英雄、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的西方文学，在主张摹仿现实的同时，又提倡情感的宣泄，这就和中国的“诗言志”不谋而合。同样地，虽然中国文学主张“诗言志”，但反对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国文学，也主张在克制中达到情感的中和，以寻求在现实中得不到的心灵的解脱。
四、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
中西方文学理论虽然存在相通之处，但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的原因，也导致了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
中国传统诗学对文学的研讨是以“诗言志”为源头开始的，所以中国传统上形成了是感悟式的，鉴赏式的文学理论。“诗言志”形象地表明了中国文学的感性化，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就如“滋味说”“韵味说”“境界说”等理论，对文学审美体验的思考乃至表述都是以感悟式为主，以主观收获为主，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追求。而西方文学理论则不同。西方对文学的把握是一种理论式的，条分缕析的理性把握。“摹仿论”从柏拉图开始，到亚里士多德，他们对摹仿的讨论都是极其理论化的，使得“摹仿论”自产生到发展经历的演变逐渐清晰，有章可循。所以西方对文学理论的建构是建立在抽象的以逻辑和概念构成的体系上。
由于主张文学摹仿现实的“摹仿论”，揭示出西方人最关心的是外在世界的东西，突出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反映在文艺上必然注重外在形象的摹仿。而中国的“诗言志”，则揭示出中国人最关心的不是外在的物质世界，而是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突出了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反映在文学上是注重内在的气质，神韵，所谓“文以气为主”，认为美在内在，凸显了中国传统诗学“内向型”的特征。
“诗言志”要求真实地表现内心情感，重“表现”。“摹仿论”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现实，重“再现”。“言志”由感物而萌生情志，由情志发为诗歌，内心情感借助诗歌得以表现，情感得到释放和宣泄，这就是中国文人“诗言志”的心态。所以“诗言志”是典型的“表现”。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摹仿”，就是将现实惟妙惟肖地描绘下来，只要摹仿得逼真，就会让人得到审美享受。这种惟妙惟肖的“摹仿”，就是所谓的“再现”，真实地再现现实的面貌。由“诗言志”和“摹仿论”的侧重点不同，引申出来的“表现”和“再现”的不同的文学方式，正是中西古代文学理论的根本区别与特征之一。
在比较中国“诗言志”和西方“摹仿论”中，中西方异质文化的相通和不同之处逐渐彰显开来。这种相通又相异的状况，恰恰说明了中西方文论沟通的可能性和不可互相取代的独特价值。坚持“求同存异，异质互补”的准则可以启发我们用开发多元的眼光去审视中西方文学理论，去建设一种更开发、更合理、因而也更全面的文学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2]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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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著，郝久新译：《诗学・诗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年版。
[6] 陈淳，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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