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灵感是人类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一个重要现象。它的出现往往能使人瞬间豁然开朗，使长期苦思冥想而不得要领的问题得到解决，获得成就不凡的思维成果。灵感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成为美学视野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目标。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灵感论的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两者相通的一面，同时也有互补甚至互相排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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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灵感天机说迷狂说差异
中图分类号：I54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7）03-0000-01
灵感是人类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一个重要现象。它的出现往往能使人瞬间豁然开朗，使长期苦思冥想而不得要领的问题得到解决，获得成就不凡的思维成果。灵感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成为美学视野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目标。在中外美学史上，对灵感的探讨古来有之。中西文化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存在着很大异同，这种异同自然会在一些具体文化范畴和概念中有所体现，灵感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范畴。介于灵感是文艺创作的特殊力量，文章试图从中外文论家的具体描述入手，通过对中西灵感论的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两者相通的一面，同时也有互补甚至互相排斥的一面。
一、中国古代诗学灵感说
中国古代文论中，没有“灵感”这一概念。但论述灵感的文论却很早就出现了。公元3世纪，陆机在《文赋》中就曾描述过文学创作中灵感闪现的情景，他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他所说的“应感之会”，就是一种灵感现象。陆机的“天机说”对中国古代灵感论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他之后的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都是对他的继承、补充和发展。这里的“天机”、“神思”、“妙悟”等多种称谓，都是指作家在创作时突然被某一事物感发而文思泉涌、如痴如狂的状态，而这正构成了中国古代“灵感”这一美学范畴。
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虽然没有“灵感”这个术语，但古代文论家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有对于作家灵感突发现象的描述及其理论阐释。古人对灵感有“感兴”、“天机”、“妙悟”等多种称谓，它们均是指作家被客观现实中某一偶然机遇触发创作冲动，突然出现文思泉诵的最佳创作状态。
二、西方诗学灵感说
在西方，最早提出“灵感”说的是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他说：“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对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加以发挥而作出比较系统阐说的则是柏拉图，柏拉图认为艺术创造并不是凭借技艺而要得到灵感，凭技艺，不会分出高下，凭灵感，则必定有成功和失败之别。柏拉图所说的“灵感”，实质就是艺术家受灵感动而代神说话。他在《文艺对话录·伊安篇》篇中说：“诗人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西语专业论文，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可见柏拉图把艺术创作活动视为神灵附体，以创作主体为媒介而直接传达神谕的活动。柏拉图的学说奠定了西方灵感论的基础，西方以后对灵感的探讨大多没有出柏拉图其右者。但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提出不同观点，认为灵感来自天才而不是诗神。
三、中西方灵感说的差异
从中西古代文论所展示的灵感状态看，我们可知，无论是“天机说”还是“迷狂说”都把灵感置于艺术创作的重要地位，认为由于灵感的闪现，艺术家的创作达到了高峰状态，此时艺术家的思维最活跃，想象最丰富，体验到了平时无法体验到的情感；而且都认为灵感的闪现不由人控制，其来去都具有突发性和非规律性。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中西古代灵感论的相似之处，但是在揭示灵感的来源和描述灵感的状态时，却有明显的异同。
（一）在探索灵感的来源问题时，从表面上看，中西古代的文论家都接触到灵感与宗教的关系，即“神”与灵感的关系。陆机的“天机说”的“天机”很神秘，他自己坦认“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带有唯心和神秘色彩。但是我们也应知道，在中国古代素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古代天人不分的本体论哲学的表现，“天”实际上指的是自然和万物。而“迷狂说”是柏拉图以当时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想来解释灵感问题，“迷狂说”的实质是神赐灵感论，灵感和优秀诗歌都是神赐的。由此，我们仔细考察，他们所说的“神”的内涵不一样。“迷狂说”是神赐灵感论，认为神是灵感的直接来源，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而陆机虽用“天机”来称谓灵感，但这里的“天”非西方所说的“神”，因为中国“天人不分”、“天人合一”，而西方则是神人二元对立论。陆机用“天机”只不过是想借以说明灵感的非规律性、不受人的控制、无法用语言具体描述的特点。这一点在“神思说”、“妙悟说”中我们更易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古代灵感论虽然也讲到了与神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显然有别于西方的神赐论，说得再明确点，也只不过是“宛如神助”而已，这显然有别于西方的神赐论。
（二）在解释探究灵感闪现的现象时，西方文论家多强调灵感闪现时那种暴风骤雨式的情感狂热，拍拉图的灵感论的核心是“迷狂”。柏拉图所说的“迷狂”，不是疯狂，而是神感后出现的情感激越的状态。他在《斐德若篇》中举出了四种迷狂的状态：预言的迷狂；宗教的迷狂；诗兴的迷狂；爱美的迷狂。这就是说，诗人的创作是凭灵感而不是凭技艺，好的诗不是诗人神智清醒的时候而是他在陷入迷狂状态时写成的。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由于灵感的出现，使他进入忘我境界，获得创造的狂喜，审美情感高度激发。“迷狂状态”就是柏拉图所描述的灵感现象。而中国的文论家严羽等在论述灵感时却强调“悟入”即所谓“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着重探求的是触发灵感的途径，主张在“静”中求“动”。
由此可见，中西方古代的灵感论都看到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影响，但西方的“迷狂”，着重说明的是灵感闪现时那种狂热、狂喜、忘我的不由自主的状态；中国的“悟入”“虚静”，则注重灵感的生发，要诗人在“虚静”中自然“悟入”，即在静中诱发灵感的闪现。
通过比较，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中西诗学中有关灵感论述的不同点，但我们绝对不能以一种文化的观点做为标准，来衡量其它相异文化的优劣。因而关于中西诗学中关于灵感的论述，我们也不能一概言之谁优谁劣，而是应该抱着“求同存异”的观点，既要看到中西文论的共通之处，也要看到各自的民族性。归根结底，西语论文，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是总体文学的有机结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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