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西自古以来就有悲剧精神一说，属于悲剧美学思想的范畴。虽然在古代神话时期，中西方悲剧著作中体现出的悲剧精神极其相似。但之后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基础和哲学观念的作用，中西方的悲剧精神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悲剧精神日渐消解，且圆满意识强烈；西方的悲剧精神在继承古典悲剧精神的基础上逐步强化，并在毁灭中催人奋进。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今潮流中，我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善自己的悲剧理论，充实自己的悲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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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悲剧；悲剧意识；悲剧精神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7）10-0000-02
悲剧，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文学家、美学家，特别是戏剧家多方面感性与理性的努力下，伴随着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而建立起来的审美范畴。悲剧，这一审美范畴，经过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等西方著名文学家、美学家、哲学家的建构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体系。由此构成的悲剧理论，也成为了文学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中国古代的美学文献中，并没有悲剧这个审美范畴，人们通常代之以“哀曲”、“怨谱”、“苦戏”等词，主要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形成凄凉、悲哀、忧郁、怨愤的的审美风格。中国古代的这类悲剧中，几乎不构成剧烈的戏剧冲突。而中国现当代的悲剧文学著作，多是通过由西方借鉴而来的悲剧理论，进行阐释略论的。然而，无论是古今的中国还是西方，悲剧中体现出的悲剧精神，都是世界各民族悲剧美学思想的重要显现。就中西方的悲剧精神而言，由于其不同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统的作用，两者之间既出现过极其相似的交汇点，但随着各自美学思想和哲学基础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更多存在的是大相径庭的相异处。
雅斯贝尔斯曾说：“当互不相涉的真实力量彼此冲突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现实是破碎的，真理是分裂的，这就是悲剧知识的基本领悟。”① 可见，悲剧的主题便是表现个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社会、命运生活之间的冲突，及在冲突中体现出的人的主体性、独立性的精神。当人们面对生存的挑战、非理性的威胁时，感到自身与整个宇宙、自然、世界社会处于分裂和对立的状态下时，就意味着悲剧意识的产生；而悲剧精神则诞生于人们在面对无法摆脱的灾难和威胁时，开始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力量，西语专业论文，反抗外在世界对自身的主宰和压迫，从而表现出超越自身的承受能力和永不放弃的殊死博斗的精神。
一、中西方古代悲剧精神的相似性
文艺界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是有悲剧存在的，只是其艺术表现特征异于西方的古典悲剧著作而已。在我看来，中西方悲剧精神在中国远古神话与古希腊悲剧中是极为相似的。
在中国古代广为流传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著名神话故事中，原本为了寻找和享受属于自己的幸福自由而“游于东海”的精卫，在遭遇到了于东海中“溺而不返”的巨大灾难后，始终无法向夺去她生命的东海屈服，于是“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虽然精卫的力量在象征宇宙、世界、自然力量的东海面前显得非常的渺小，但她决不放弃，永远在填海。我们在精卫悲剧性的抗争过程中，感到了她的独立精神和主体性的力量。而夸父则是毫不畏惧自然的力量和人自身的缺陷，坚持与日竞走，最终因焦渴而死。夸父在身为人类的自身缺陷中，挖掘出人超常的意志力，表现出人对宇宙世界亘古不变的必然规律的强烈的反抗精神，使其成为了中国古代经典的悲剧英雄人物。
在古希腊悲剧中，人和神的对立是产生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源泉。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盗火种的行为违背了神的意志，被宙斯命令用铁链缚于高加索山上，终日被山间老鹰啄食，饱受磨难。普罗米修斯这种反抗神的专制权力的斗争，表现了自己崇高的英雄精神，他的悲剧精神广为传诵。俄狄浦斯王一出生便被冠以长大后会杀父娶母的悲惨命运，这也是神的意志的表现。俄狄浦斯王虽然注定无法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但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反抗神的意志。正是这种在面对不可能战胜的力量时，英雄人物表现出的坚持不懈地抗争，从而产生的震撼人心的悲剧精神，尤其令人同情。
二、中西方悲剧精神发展中的相异性
虽说，在古代，中西悲剧著作中体现出的悲剧精神十分相似；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学思想的作用，中国的悲剧著作趋向悲后见喜、苦尽甘来的大团圆模式，西方的悲剧著作继承古典悲剧在毁灭中催人奋进的精神。中西方的悲剧精神的发展逐渐分道扬镳。
（一） 中国悲剧精神的日渐消解与西方悲剧精神的逐步强化
西方悲剧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易卜生的社会悲剧，新世纪的哲理悲剧；而悲剧主人公，则经历了由英雄悲剧向小人物生活悲剧的转化，悲剧精神随之得到了延续和发展。然而，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中国悲剧著作的悲剧精神却逐步消解，悲伤有余，抗争不足，乃至当代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完整的悲剧理论。
1.儒、释、道思想对中国悲剧精神的消解
中国的悲剧意识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内在于以孔孟学说为主的儒家思想中的。悲剧自身的发展内在于家国、君臣的伦理中。孔孟之道虽是建立在人与宇宙、世界、自然、社会的分裂对立的哲学基础上的，但其主要思想却是在教育人们应当顺应天命，对宇宙世界、自然社会心存畏惧。儒家的“三纲五常”、 “君臣之道”等思想，都教导人们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放弃对自身主体性、独立性的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更是给人们灌输了面对苦难无需执着抗争，只需“明哲保身”的消极精神。在儒家的这种顺从、自保的思想作用下，便很难产生面对无法战胜的灾难仍旧抗争到底的悲剧精神了。
讲究清净无为、追求超越境界的道家思想，西语论文网站，主张摆脱凡尘俗世、保持避世心态的老庄哲学，也一定程度地消解了中国的悲剧精神。“《老子》之轻视知识、提倡寡欲和回复到婴儿状态和愚人状态，实际上要人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更是明确地主张通过‘坐忘’、‘心斋’，即一种忘我的经验、意识，取消一切区别，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② 强调“返璞归真”的老庄哲学，认为“天”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人”必须放弃自己的意志追求，把自己融入自然天道之中，只有“天人合一”，才能杜绝苦难。道家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对立性，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力量和独立意志，从而也消解了人向存在抗争、向自然挑战的悲剧精神。 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土的佛教信仰，对中国悲剧精神的发展也造成了巨大的消极作用，甚至遗留至今。其时刻宣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思想，使人与世界、自然、社会的冲突消解于虚幻的西方极乐世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虚无主义思想，打着助世人脱离苦海的旗帜，教导人们摈弃个人欲望，斩断个人与世界的一切联系；“四大皆空”、“立地成佛”的思想，更是直接消解了面对生存困境有追求进取之心和强烈的奋斗意志的悲剧精神。直至被王国维称为“人生、命运最大不幸的《红楼梦》”中充斥的，也是“好了歌”式的人生叹息和富贵温柔乡的哀怜；小说的悲剧主人公贾宝玉也只是“走出劫难的世界与返回恶的深渊”，最终走向与佛为伴之路，而没有对人生悲剧命运进行抗争，因此也就不会有悲剧精神的显现。
2.西方悲剧精神的延续与发展
王富仁先生曾指出：“在西方的悲剧中，悲剧精神往往就是悲剧人物的精神，他们是高贵的，体现着人的主体性，表现着特有的英雄气质。”③ 西方悲剧的主人公，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独立意志与主体性意识，往往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与独特的思想，时刻准备为自己的思想行为承担应有的结果。古希腊的悲剧主人公，常常被美学家们赋予残酷的悲剧命运，但往往就是这种种无法摆脱的命运，最终启迪了真理。俄狄浦斯王一生都在力图摆脱命运的控制，可是他的每一次反抗都恰恰与上帝早已为他安排好的命运一一应验。在无休止的追查与逃避中，俄狄浦斯王最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以对他注定的悲惨命运作最后一搏。
不久后，亚里士多德引进了正义观念，提出了“悲剧人物的过失说”，④ 力图化解命运。他认为，人必须对自己所面对的苦难负责。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念。哈姆莱特，始终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长，但身为人类也充满了很多难以言说的无奈。当他意识到自己对外在的世界应当作出相应的反抗时，外在世界与他的内心世界形成了激烈的冲突。自身性格上的缺陷把他逼入了生存状态的绝境之中。虽然最终成功完成了他的复仇计划，但外在世界的社会价值始终纠缠着他，令他难以摆脱。李尔王，由于自己的多疑性格而最终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在年过花甲之际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人们在与苦难的抗争过程中，与真理相遇，并意识到了人自身的缺陷，由此孕育出了激烈的悲剧精神。这种愈挫愈勇的反抗精神与甘愿承受巨大苦难的大无畏精神，便是西方崇高的悲剧精神的最好表现。
（二） 中国悲剧精神的圆满意识与西方悲剧精神的毁灭意识
中西方悲剧精神的异同性，还突出表现在悲剧结局形式的背道而驰上。统治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儒家思想所竭力倡导的“中庸之道”，培养出中华民族善良淳朴、充满希望的民族精神。孔子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与“思无邪”的观点，均为儒家倡导的中庸哲学在文化艺术上的具体显现。正是在这种中庸哲学的长久作用下，中国传统的悲剧著作普遍呈现出了大团圆结局的格式。悲剧主人公在惨遭不幸命运后，作者往往在结局给予一线希望，最终以大团圆的形式收尾。如《窦娥冤》中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中的孤儿报仇，《汉宫秋》中的梦境团圆等。正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其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困者终于享。”⑤
与中国悲剧精神的圆满意识导致的大团圆结局不同，西方的悲剧著作往往以毁灭的形象收尾。悲剧主人公大多难逃毁灭的命运，整部著作从头至尾都弥漫着一股悲哀凄惨的文化氛围，其悲剧精神也因剧中激烈矛盾的戏剧冲突而充满激情。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主人公几乎都以死亡告终，其著名的四大悲剧场面尤其凄惨悲壮。如果说，看完中国的这种“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困者终于享”的圆满结局后，读者深感悲伤同情之余，有的只是些许安慰；那看完西方的这种感人肺腑的毁灭结局后，读者倍感悲痛愤懑之余，还有内心的不安与警戒。
说在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的长期作用下导致了我国悲剧精神的消解，并不意味着身为当代人的我们就要彻底放弃儒家思想。由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说，可以看出，社会群体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文化因子会像人的生理遗传那样代代相传。虽然，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主的旧文化遭到强烈的批判。但作用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显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就失去其深远的作用力。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我们要继续保持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发扬儒家思想所教导的人性本善和追求希望的进取心。此外，也要回归古典，保有我国古代神话著作中体现出的“知难而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向存在抗争、向自然挑战的悲剧精神。
注解
①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亦春译.北京：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②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③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J].江苏社会科学，2001，（1）.
④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⑤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4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