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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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之所以称之为“轴心时代“是因为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一时期，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用理性的、深邃的思想，乃至宗教的形式来诠释世界，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其思想的光芒一直照耀到我们今天，成为今天我们主要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考查轴心时代的文化特点，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会在大致同一时期的不同地点产生文化的井喷现象？为什么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横着山、隔着海，但它们在轴心时代却同时迎来了文化的繁荣？为什么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后代几乎都很难超越？为什么每当人类社会有了危机或需要新的飞跃的时候，总能从轴心时代的先哲那里寻找到依据？具体到中国的轴心时代，同样有许多值得探究的问题--为什么轴心时代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为什么同样是轴心时代，古希腊就开创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先河，而中国轴心时代后，却走向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今天，我们到底需要文化的回归还是文化超越？不同的文化之间到底应该不应该包容、交流，怎样包容、交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比较探讨，不仅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有着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跨文化交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难以阻挡的大背景下，研讨轴心时代，尤其是中西轴心时代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特点及其对今天社会的作用，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西轴心时代不同文化特点的比较略论
由于中西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进而直接作用到各自文化的发展趋势。
1、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小国寡民与幅员广袤是中西地理环境的最大不同点，由此形成了重商与重农，多元与一统的文化观念。
就地理环境而论，中华民族繁衍、栖息于东亚大陆，是一个大河文明的国家。北面是常年冰封的西伯利亚荒原，西南是高耸入云的昆仑山、阿尔泰山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东南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内陆则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江河流域和肥沃平原。形成了与外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和半封闭的生存空间，极有利于农耕文明的形成。“农业是命脉”就成了中国历代人的共识，而“重农抑商”也就成了每一个朝代的基本国策。从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就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态度。此外，周围的封闭与内陆的广阔，也为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形成提供了地理环境上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统一、专制、中央集权”会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特色的原因之一。
古代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欧、亚、非三洲交界处，属于海洋文明的国家。地中海、爱琴海，带来了航海的便利。而境内山脉纵横，河流交错，把古希腊分割成一块块的小平原、小山丘，使之形成了天然的政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邦。平原少，土地贫瘠，只能种一些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粮食不能自给，只有通过海洋商业贸易才能维持生存发展。这就决定了古希腊民族从整体上而言，不是一个农业民族，而是一个工商、航海、贸易占据重要经济地位的商业民族。另外，古希腊境内的为关山所分割，为河流所阻隔的小块平原的地理特点，与中国广袤相连的地理环境完全不同，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是不适合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各城邦之内，由于利益关系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如，雅典的民主政体，斯巴达的寡头政体等。同时，航海的便利又使各城邦较早地接触到域外文化、异族文化，如，借着水路往东，他们到达小亚细亚，巴比伦；向南度过地中海即到达埃及。这样，古希腊文化就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易于接受域外文化的特质。
2、不同的国家建制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关系。城邦制与诸侯制是中西文化的第二个不同特点，随之带来的就是在政治关系上的民主制与宗法制的异同。
轴心时代的中国也是邦国林立，但与古希腊的城邦制不同，中国是在原始氏族制没有彻底解体，从而带着浓厚的血缘色彩进入奴隶社会的，这就是从禅让制到传子制，在这种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法文化。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就成为这种宗法文化的核心，即所谓《礼记·礼运》：“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家国同构”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在家庭、家族内，父家长地位至尊，权力最大；在国家，君王地位至尊，权力最大。父家长因其血统上的大宗地位，自然成为家族的统帅；同样，作为“天子”的君王，更是血缘高贵，是全国人民的统帅。在家庭内，父家长是领导，在国家，君王是领袖。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反映的就是“家”与“国”之间的这种同质的关系。
3、不同的管理模式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与契约制度是中西文化的第三个不同特点，由此带来了制度文化上的区别就是专制与法制。
古希腊文化是西方契约精神的源头，契约精神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前已述及，商品贸易的发达依托于自由平等的商业环境，西语毕业论文，而商品交换的公平准则，则直接催生了契约的产生。“经济上的分工与交换必然会促使人们对交换的外在形式--“契约”有直观的认识与进一步的理性思考。可以说，商品的交换是契约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由与契约是矛盾的统一体，自由是契约的目的，契约是自由的形式，自由平等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怎么样做到平等交换呢？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后世的契约理论作用深远，他在伦理学中对于正义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是契约理论最初的思想渊源。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分为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是按照各自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享有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违反这种分配准则就是不正义。分配正义的准则通常都由享有立法权的机构制定。交换正义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原则。“不得损人利己是交换正义的基本准则。交换正义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保护每个公民的财产不受侵害。亚里士多德将交换正义分为二类，一类是自愿的，有买卖、消费借贷、抵押、使用借贷、寄存、出租等，这类交易从开始就是自愿的，并获得被交换人的同意。另一类是非自愿的，这类交易自始自终缺乏交换人的同意，有的是在暗中进行的，如偷盗、通奸、放毒、撮合、诱骗、暗算、伪证等等；有的则通过暴力进行的，如袭击、关押、杀害、抢劫、侮辱等。”平等交换是契约精神的核心。所以，在一个需要相互协作的社会，将人与人能够平等的维系在一起的最好办法就是契约。而契约关系必然表现为法学关系。 与古希腊的契约精神不同，专制制度的特征是所有的权力和社会资源都集中于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手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这个人的个人意志和偏好决定着全社会成员的命运。而且围绕着这个人或这个组织有一个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秩序，就像一个金字塔，顶端是皇帝，然后是中央官僚和各级地方官僚，最底层，就是士农工商。在这个等级秩序中，权力就成为最核心的要素，而掌握权力的人如果失去制约，专制就不可避免。看看中国的历史，一切就都明白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创建了一个皇帝独裁，中央集权，地方实行郡县制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制度本身规定，“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此后，不管是三公九卿制也好，三省六部制也好，都是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到了清朝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皇帝独裁专制制度的发展达到了极限。在黄帝独裁、君主专制的政治氛围下，所有臣民都被剥夺了自由，即使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毫无民主可言，皇帝的意志，上级的指示就是法学。
那么，怎样防止官员滥用权力，防止官员腐败孳生呢？那就是儒家提倡的“慎独”“自律”“修己”“正人”等等。因此，“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坏，完全靠一把手，尤其是一把手的道德品质，一把手的德能勤绩上。把政治清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就很难保证行政的客观性和公平性。”（8）可悲的是老百姓也把希望寄托在好领导、好官身上，所谓“青天大老爷”身上。如果有幸遇到的是“父母官”“明君贤臣”，那可能带来政治的清明，但如若遇到的是昏君、庸官甚至贪官呢？那岂不是权力成了为官者手中的工具，可以为所欲为了吗？这里，关键是缺乏一个道德评判的客观标准。
那么，到底是实行人治，还是坚持法制，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个问题其实早已回答，要依法治国，就是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但传统力量的强大有时候会超乎人们的想象，理论和现实总有距离，在法制建设的路上我们还有很多障碍，有些障碍甚至是难以逾越的，但西方契约精神中所蕴含的民主、平等因素，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4、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气质。环境对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样，环境对一个民族的作用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发现中西方人的不同性格和气质，但笔者认为，内练和开放是中西方人的最大区别。而这一点和双方生存的环境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华民族繁衍栖息的东亚大陆，一面临海，三面陆地，尤其是西北西南的高原、高山，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境内又地域辽阔，气候地理适合各类农作物生长。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稳定宁静的农耕生活。这种优越的内陆环境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自大、从容、保守，崇尚和谐等具有内敛特质的文化品位。产生于这种环境下的儒家伦理，提倡的是安贫乐道，修己正身，长幼尊卑，中正平和。道家思想更是中国本土的产物，提倡清静无为，安于近况，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争”一词就非常形象的表达了中西方人的精神状态。难怪连鲁迅也说，“中国的根底在道教”。在儒道互补两种思想长期熏陶下的中国人，自然就养成了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等品格，而我们常自豪地把这称之为“传统美德”。笔者认为，称“品格”恰当，称“美德”不妥。“美德”就意味着坚守，意味着发扬光大。且不说这种“美德”是否值得我们坚守，单就它所孳生的国人的某些劣根性--虚伪、圆滑，这种美德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多元、交融是新时期中西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重点略论的是地理环境对轴心时代中西文化的作用。但轴心时代离我们今天已近3000年。3000年的时间，世界发生的变化早已今非昔比。那些阻隔我们祖先的高原、山峰早已踩在脚下，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也已成为现实。尤其是20世纪后期，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出现，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西语论文范文，电子信息化的普及，地球人真的做到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文化的全球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如经济的全球化一样势不可挡，想封闭都已不可能。世异则事异。从前面的略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多元、融合是中西轴心时代文化的共同特点。尽管中西文化形成的环境背景不同，但中西轴心时代一个共同的文化特点就是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众多的海岛，网状的水路交通，形成了希腊独特的文化特点。著名学者罗素曾经说过：希腊文化、基督教和工业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的确古希腊文化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他们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诸领域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荷马、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等，成为那一时期最耀眼的明星，他们的作用力直到今天仍然不减。
但了解希腊文化的人都知道，古希腊文化也是在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前约800年，爱琴海地区就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和麦锡尼文明。希腊文明正是在继承、融合克里特文明和麦锡尼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灿烂的希腊文明。
中国的轴心时代是出现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动荡和战乱给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开放、自由的空间，战争造成的人口迁徙与流动，也为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成了这一时期的标志。儒、道、法、墨、阴阳、名，与之相应的思想家有孔孟、老庄、韩非李斯、墨子、邹衍、公孙龙等等，他们奔走辩驳，收徒讲学，思想活跃。各种思想相互碰撞，形成了那一时期多元、辉煌的文化特点。而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文化思想几乎对中国后来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2、多元、融合是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罗素曾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希腊，而文艺复兴式的欧洲又模仿拜占庭帝国。略论中西轴心时代的文化特点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要走多元、融合的道路。我们不能总是带着自豪的口气说“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谦虚谨慎，忠厚有礼”。客观环境变了，如果还一味地沉醉在往日的辉煌中，落后也就在所难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多元、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学会相互借鉴，相会学习。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的制度经验。当然，强调多元、融合，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我们要在保留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发扬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切有益成分。正如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所指出的“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永葆青春，永不褪色。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
[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
[5]正云端早期西方契约精神之探讨[J]
[6]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M]北京
[7]王媛论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缺陷[M]
[8]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M]台北水牛出版社
[9]中共中央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