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中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根本不同。“西方农民市民化”生成完全丧失自己的对象性的市民，产生仅作为“活劳动能力”存在的工人；而“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面向“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就是通过对自身对象的完全占有，实现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自由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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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市民化 对象 活劳动 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
在比较略论中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一个前提。尽管中国农民的市民化之路需要观照当下伴随国家主导下的资本实现，甚至是跨国的、虚拟的实现，西方再生产出的市民的“较好”的生活状况。但是，“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中的“市民”是生成中的“市民”，不能以“当下市民”偷换“生成中的市民”。经历“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最后……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①。
学会“内部批判”，警惕“外部反思”
国民经济学的原点“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②，说明了生产需要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尤其“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③。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人与自然、土地是融为一体的。在历经农民市民化、乡村城市化以及资本主义从萌芽到确立的过程后，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资本、土地）相互分离，劳动者失去双重对象：“狭义的生活资料”、“劳动的生活资料”④。也就是国民经济学家所看到的国民经济学的原点。
“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就始于其无机的身体（土地）被侵犯。例如，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遣散了他们曾经的侍从；再如，从15世纪后期延续到19世纪的圈地运动，大片敞地被圈起变为私人土地。结果大量的活劳动力被抛到劳动市场上。他们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甚至抢劫。他们最初力图走后一条路，但有产者和富人把持的政府用一系列血腥立法把农民逼得只能走前一条路，从被侵犯到最终被完全剥夺，农民彻底丧失了自己无机的身体，变成“被剥夺光的、丧失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本质上就是不能积累；自由工人，本质上就是作为不能积累的活劳动，这样，资本完成了它生成的历史，农民也走完了他的市民化之路。
“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实际上始于21世纪，在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由严重短缺变成相对过剩、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当然也始于土地，首先是要改变“农民在生产中对土地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21世纪以来，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基本可概括为“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笔者根据2017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对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的相关内容，略论该土地制度下“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2017年1号文件指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并立足于“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提出四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措施：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准则，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集中经营，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努力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农民合作社；支持龙头公司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公司集团，培育壮大龙头公司，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促进龙头公司集群发展。
“生产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2017年1号文件提出的四种推进现代农业的措施都必须变动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在推进现代化农业时应确立一个向经营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的实际主体。
在“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中，农民被赶出土地，但是就一般状况来说，并不是资本一开始就直接获得了土地，而是出现一个获取地租收益的食利阶层。“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萨伊）“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既不用劳力也不用劳心，可说是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并且用不着任何洞察力和计划。”“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斯密）“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⑤
当下中国，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流转过程中出现收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安徽省为例，“2000～2017年12年中，房地产税费增幅有10年高于当年地方政府收入增幅，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比逐年攀升，从2000年的8.7%提高到2017年的55.75%，房地产税费成为地方政府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土地出让收入成为推动全省地方政府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⑥
所以在“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过程中，有“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官僚化”倾向，地方可能出现官僚资产阶级集团。⑦曼德尔也注意到苏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官僚集团，他说“官僚集团是一头多面怪兽，它既有经济根源，又有制度根源”。针对这种情况，借鉴“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中的资本批判，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权力—资本”批判。
利用后发优势，缩短“从农民到人”的旅程
既然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⑧，那么，他们也就无法区分农民和市民的不同，认为他们不过都是劳动的提供者而已。关于他们来说，工人作为工人、作为生产的劳动前提，土地所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作为生产的土地前提，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作为生产的资本前提，就是一种“原初的自然状态”。在这种“原初的自然状态”中，工人完全丧失其对象，成为劳动的动物，只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而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成为享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显然不存在这种“原初的自然状态”，“农民市民化”并不是“人之为人”的目标和追求，市民作为现在的存在，有自己的过去，更有自己的未来。也就是说，市民还不是“人”，“人”只是在生成。因为在马克思的人学中，“人”并不是指现存的个人，而是指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中的个人。人与其劳动的客观条件即自然真正一致，人因实现其类本质—劳动而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在马克思的人学中，首先必须对人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肉体生存的手段。在西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种生活资料随着劳动的改变而完全丧失，人在这个意义上就完全失去对象性。其次是获得“劳动的生活资料”的劳动，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⑩西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种生活资料随着劳动的改变而越来越强大，与主体劳动（活劳动）相对立。
“活动而发生的变更”，以及随着活动的变更而发生的人的改变和自然的改变，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人与自然之间低水平合一，人与人之间是以依附于土地为中介的人的依赖性。第二，劳动者完全丧失自己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获得这种主体本质，自然变更为与劳动者完全对立的劳动的客观条件，人与人之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单个主体劳动自我否定生成社会主体劳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得以实现，人复归其社会性，西语论文范文，人与自然获得一致，人与人一致。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中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显著不同。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中，“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而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最低纲领是农民增收、共同富裕，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
2003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阐发了人与自然的同一、人与人的同一，最核心的价值判断是追求社会历史进步的准则，其中的“科学”二字，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和国家把“三农”提到了空前的位置，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必须首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从2004年到2017年，党和国家每年都用一号文件强化惠农政策，采取对农民实行三补、全面取消农业税、构建强化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市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等方法，提出四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措施。这正是一条通向马克思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通过大力发展机器体系下的现代农业，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类本质—劳动。
“从农民到人”，这是一条两步并成一步走的道路。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是为了“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只是为了使落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从农民到人”的“顶层设计”要想顺利进展，不仅要大力发展机器体系下的现代农业，更要彰显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内涵。
科学对待自由主义思想，构建“农民之为人”精神家园
“西方农民市民化”过程就是主体完全丧失自己的对象性存在的过程，主体既丧失自己的物质财富，也丧失自己的精神家园。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各种生产方式中“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概括地说，就是主体与自己的对象是一体的。
在“西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种“主体与自己的对象是一体的”关系或者说生产方式逐渐解体。“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则根本不同。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2017年1号文件重申“中国农民市民化”前提条件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并给出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方案和时间界限。
中国农民与集体土地权益命运相系、与自己的祖国命运相系，他们把这些看作是属于自己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们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们身体的延伸。“中国农民市民化”在整体上不可能产生“完全丧失对象性存在”的市民，不可能产生仅仅作为“活劳动能力”存在的工人，恰恰相反，他们正是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完全的对象性，“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中，与机器体系下人的劳动能力大力发展相适应的是倡导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自由完全不同，本文不作具体阐述）。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西语专业论文，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则根据人的自由发展的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未来的社会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就是“人对自己对象性的完全占有”，正与“西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主体完全丧失自己的对象性相对。“完全占有”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包括物质方面、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和精神方面四个维度，四个维度兼具的文明状态就是生态文明。既然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对象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把自身与对象看作是合为一体，即合一的一种关系，那么，全面而自由发展状态的人既拥有物质财富，也拥有政治财富、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农民市民化”直接指向物质财富、政治财富、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方面，在全面发展农村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政治财富方面，主要在加强农民民主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和农村法制建设，引导农民依法实行自己的民主权利；社会财富方面，主要在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期实现农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愿望；精神财富方面，主要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体现农村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者为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财经大学探讨生）
【注释】
①②④⑤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页，第52页，第142页，第143页，第150页，第49页，第123～124页，第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40页。
⑥徐继英，邓业轩：《房地产业发展对地方政府收入的作用略论—以安徽省为例》，http：//www.stats.gov.cn/，2017-07-24/2017-08-13.
⑦马拥军：“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意义”，《哲学动态》，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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