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世界最为重要的音乐教育学术专著，由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组织编写的《新音乐教学探讨手册》（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以下简称《手册》）①反映了西方音乐教育教学探讨领域近年来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作为一本综述性文献，本书由理查德・科尔维尔（Richard Colwell）和卡罗尔・理查森（Carol Richardson）领衔聚集了一批重量级的专家学者。他们依照音乐教育的不同探讨领域撰写文论，是了解西方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权威专著。虽然本书出版已逾十年②，然而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却没有发现该作品；查阅中国知网学术搜索系统也未发现有作者引用该作品③。据笔者所知，除余丹红和覃江梅曾在各自文论④中对本书有所提及外，西语论文网站，在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公开出版论著当中都还未曾涉及⑤。在音乐教育探讨国际化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把握国外音乐教学探讨的进展和方向，有助于我们应用国际视野，更新教学探讨的主题和措施，紧随教学探讨的前沿进行理论创新。同时，对本书进行初步的比较探讨，关于认识中西方音乐教育领域的学科构建之间的异同，建立我国完善的科学音乐教育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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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根据探讨的侧重点不同划分为10个章节，每一章节都由一位学者负责统筹并撰写本章导言（Introduction）。通过对目录的研读，我们可以发现诸多有益经验。不同于我国的传统学科范畴界定，《手册》将音乐教育探讨领域概述为政策和哲学（Policy and Philosophy），教育语境和课程（Educational Context and the Curriculum），音乐性发展和学习（Music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音乐认知和发展（Musical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社会和文化语境（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音乐教师教育（Music Teacher Education），音乐教育与学科关联（Music Education Connections），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Neuroscience，Medicine and Music），普通教育成果（Outcomes in General Education），探讨设计、批评和音乐教育评估（Research Design，Criticism，and Assessment in Music Education）。反观我国的音乐教育导论性质的作品⑥，通常划分为音乐教育的本质特征与社会功能、中小学生音乐心理发展、音乐教育课程、音乐表演学习与教学、音乐创作学习与教学、音乐欣赏学习与教学、音乐基础知识和识谱技能学习与教学、音乐教学设计与教学目标、音乐教学措施、音乐教学模式、音乐教学媒体、国外著名音乐教育体系、音乐教学评价、音乐教育探讨、音乐教师。
显而易见，中国音乐教育学者习惯以“专业（方向）”这样的定势思维对本学科展开分门别类的探讨，侧重于对单一专业方向的挖掘却似乎忽视了不同方向、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音乐教育作为介于音乐学和教育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学科的性质决定了音乐教育领域的探讨者和学习者必须具备宽阔的探讨视域和较高的观察视角，必须时刻关注音乐学科和教育学科乃至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手册》的合理之处在于其目录中所呈现出的良好的多学科探讨倾向和独到的学科关联，下面将以本书为主体，结合我国音乐教育探讨近况选取部分章节进行比较探讨。
近十年来，学界关于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议题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但是对比《手册》中“政策和哲学”而言却显得眼界不够宽阔。众所周知，我国新一轮音乐教育哲学议题引起争议的主因之一便是音乐“新课程”标准中对于“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这一论述。政策和哲学都属于较为宏观的层面，而政策的制定又直接由参与政策制定的学者的哲学观念所决定。反之，国家政策中的文字表述又在很大程度上作用学校音乐教师和音乐教师教育课程的哲学导向，将这两个议题纳入同一章节统筹思考可谓是十分的精准。说到“音乐教育政策”，中国音乐教育学者在此方面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并取得了一批较具深度的学术成果⑦。不过一方面这些成果多为史学方面的汇编和探讨，且关于音乐教育政策法规的学理、法理构建和当代音乐教育政策的法学体系构建以及我国音乐教育政策制定的趋势和规划涉及较少，还未能真正对这一领域进行有效探讨。对比《手册》，塞缪尔・侯裴（Samuel Hope）《政策框架、探讨和K-12学校教育》（Policy Frameworks，Research，and K-12 Schooling）分别从政策（Policy）、框架（Frameworks）、结构和复杂性（Structures and Complexities）、政策力量和技巧（Policy Forces and Techniques）、政策和音乐探讨的性质（Policy and the Nature of Music Study）、探讨问题（Research Questions）等方面结合K-12学校教育标准对音乐教育政策的法学框架建立、有效性运行、相关组织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全面且极具深度的剖析，对本章起到了导论性的影响。此外，约翰・J.梅林萌（John J. Mahlmann）的《MENC：一个恰当的案例》（MENC？押A Case in Point）、拉尔夫・A.史密斯（Ralph A. Smith）的《政策制定的近来趋势及问题》（Recent Trends and Issues in Policy Making）、约翰・W.里士满（John W. Richmond）的《音乐教育和法规探讨》（Law Research and Music Education）等文也都在各自的侧重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在以上文章中大量出现的“推广”（Advocacy）一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特别关注音乐教育推广（Music Education Advocacy），推广即意味着需要音乐教育者及音乐教育相关组织通过游说、宣传等途径取得政策制定者、富人和公众对音乐教育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获得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更好地提升音乐教育的学科地位，展开音乐教育课程及相关活动。如何发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等相关组织的影响，在更广泛的层面取得学科认同和支持是十分值得各位同仁思考的议题。目前我国音乐教育遇到的困境较多来自于公众的不认同，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多学习一些音乐，尤其是器乐技能，然而如何使这样的愿望转变为关于包括学校音乐课程在内的学科认同还十分遥远。同时，虽然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九大音乐学院也相继开设了音乐教育专业，然而其地位依旧十分尴尬，“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行”的偏颇认识大有市场，这是需要同仁们进行反思的。“推广”一词不仅需要获得外界的认同，更需要明确学科定位，寻找学科自身价值，提升本学科从业者关于自身职业的认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余丹红曾言：我国音乐教育学科依旧未能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在于学科定位未能厘清，学科准入门槛较低。单纯的哲学层面的争论似乎并不能解决这一看似简单实则艰深的问题，如何使音乐教育学科合法合理？从音乐教育政策和法规这一角度出发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自从198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人文系副教授、美籍华裔音乐治疗专家刘邦瑞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系列讲学中首提“音乐治疗学”开始，我国音乐治疗学探讨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纵观我国的音乐治疗领域和相关论著，其探讨视野都集中于对普通人群心理和生理疾病的音乐治疗方面，偶尔涉及到专业音乐人群也是诸如对舞台焦虑等方面的关注。在《手册》“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这一章节中，克里斯・齐斯基（Kris Chesky）、乔治・康德拉克（George Kondraske）、米丽娅穆・亨诺克（Miriam Henoch）、约翰・希普尔（John Hipple）和伯纳德・卢宾（Bernard Rubin）等人通过联合撰写《音乐家健康》（Musicians' Health）一文，从音乐教育的角度对专业音乐人士的健康问题予以关注。他们在国际交响和歌剧音乐家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ymphony and Opera Musicians）、北德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等相关机构组织的探讨基础上，通过对单簧管和小号的实例略论展开音乐教育视角下的相关论述。撇开其文章内容，尽管音乐治疗学同音乐教育之间的关联早已为学界所认同，上海音乐学院更是将音乐治疗列于音乐教育系的专业序列，然而音乐治疗和音乐教育之间的交集更多的局限于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矫治以及通过音乐教育对中小学学生进行良好的心理和人格塑造这一领域。通过《手册》的相关文章，我们认识到，在音乐教育和音乐治疗学科的交集里，我们有着更为广泛的探讨领域。
诸如此类尚有很多，笔者认为，《手册》的意义除了其实质性的学科知识之外，更具价值的是本书的章节划分和选题所传递出的与众不同的学科探讨理念和新的学科走向。本书用一个章节来专题论述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的重要性，尽管刘沛教授在本世纪初便提出“脑科学将会成为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⑧，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Theater München）音乐教育系主任沃尔夫冈・马斯特拉克（Wolfgang Mastnak）教授多年前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也曾提醒要关注音乐教育探讨中神经科学理念。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此方面取得的成果甚微，究其原因，学者的学术背景单一可能是最主要的。如马斯特拉克教授拥有心理学、数学、音乐教育、音乐治疗四个学位，他在运用神经科学的相关理论进行音乐教育学科探讨时就显得游刃有余，而我国学者却只能感到力不从心，这需要反思我国现行音乐教师教育的培养体系。受制于我国整体的高校培养体制，如何在大规则束缚之下尽量培养本专业学生关于多学科（尤其是心理学、脑科学、统计学等理学知识）的学习，就需要我们好好加以思考规划了。值得欣喜的是，在近日教育部下发的《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拟从2017年起，提高艺术类招生文化课的控制分数线，其中音乐专业学生不能低于同批次普通文理科考生文化成绩的65%⑨。教育部此举就是希望能够提高艺术类人才的综合素质，为培养更高层次的跨学科高水平人才做准备。
在阅读《手册》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作为西方世界音乐教育领域的一本重要作品且汇集了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撰写，在其目录中却未能发现“Pedagogy”一词，也没有出现国内每一本音乐教育学专著必会提及的奥尔夫、柯达伊、铃木镇一、达尔克罗兹等国际著名教学法。笔者联想到马斯特拉克教授在授课过程中曾言，西方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并不专门学习这些教学法，因为它们太老太落后了。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音乐教育学科长期远远滞后于西方，需要对奥尔夫等教学法补课学习，但是3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仅只停留于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音乐教学法的话，那就真的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我们必须逐步将学科从前科学主义向以心理学、脑科学介入的科学主义阶段过渡，通过相关途径同西方同仁一道展开对当代音乐教学法的探讨。当然，不可否认，有一批同仁已经意识到了我国音乐教学法探讨的弊端，如谢铭磊对约翰・法尔阿本德（John M.Feierabend）音乐教学法的探讨⑩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于近年展开的同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11}的交流合作都是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尽管本文只是选取了几点进行较为粗浅的比较探讨，西语论文范文，但笔者希望通过关于本书的介绍以及相关目录的摘抄和探讨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影响，引发音乐教育界同仁关于中西音乐教育异同的思考，在突破传统音乐教育体系思维脉络的同时，以一种更加关注学科之间内在关联的理念展开音乐教育的相关探讨，更好地推动我国音乐教育学科实质性的内涵建设。 ①Richard Colwell，Carol Richardson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②据余丹红所说，本书已于2017年进行了再版工作，不过笔者目前尚未看到有发行售卖信息。
③在进行相关搜索时皆以″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为关键词，由于不同的中文翻译方式无法进行精确检索，故并不排除有作者引用时只注明其中文译名的情况。
④杨艳迪主编《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探讨规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余丹红执笔第十一章“音乐教育学”延伸阅读；覃江梅《审美与实践之维：当代音乐教育哲学探讨》，上海音乐出版社2017年版。
⑤在非正式出版领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自2004年首次招收音乐教育各方向探讨生开始便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目之一。同时，如谢嘉幸等学者也曾在不同场合对此书有所提及。
⑥在此以曹理所著《音乐学科教育学》（曹理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例加以比较探讨。选择此书并不是批评曹理或其作品，而是因为曹理作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作品及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学界作用深远并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⑦诸如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1995），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张援、章咸《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张援《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法规文献汇编》（1990―2017），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金亚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建设》，《教育探索》2017年第3期；邬美洪《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历史演进》，《文教资料》2017年第2月号上旬刊；薛南《建国前音乐教育法规探讨》，《北方音乐》2017年第5期；杨和平《清末明初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探讨》，《交响》2017年第4期；代苗《20世纪以来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发展探讨》，西北师范大学2017年度学位论文；方骞《清末明初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探讨》，浙江师范大学2017年度学位论文；李宁《新时期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探讨》，浙江师范大学2017年度学位论文等。
⑧刘沛《脑科学：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围绕“莫扎特效应”的科学探讨和展望》，《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7年印发《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10}谢铭磊《法尔阿本德及其音乐教学法初探》，上海音乐学院2017年度学位论文。
{11}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学家、音乐心理学家，被称为美国音乐教育之父的埃德温・戈登（Edwin Gordon）曾长期执教于天普大学，他提出了基于心理学的音乐教育这一新的探讨理念和教学措施。
余少鹏 上海音乐学院2017级探讨生
（责任编辑 刘晓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