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制度产生260年来，人们尤其西方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关注和强调。“同行审稿”制度实行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的代表性实例像《科学》、《自然》，等等。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三审制”，三审制是学术期刊审稿的主流制度，后者是一种主要在机构内部运作、计划色彩浓郁的审稿制度。通过中西方学者对审稿理念的理解比较，可以发现：西方学者100%持同行审稿观点，中国持此理念的仅占33%。在中国，主流工具书缺乏对审稿概念和探讨成果的关注；自然科学界比社会科学界更加关注、重视审稿问题，社会科学界探讨者则相对稀少；中国的同行审稿论者几乎都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尽管如此，中国的同行审稿论者呈增加趋势。同行审稿是一种开放型的审稿制度，因此，应当积极借鉴和采纳西方普遍采用的同行审稿制度，改进目前的审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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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期刊；同行审稿；三审制；理念
中图分类号：G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7）05010006一、学术论文审稿――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一）西方学者的探讨情况
学术期刊的审稿作为一种制度首先在西方产生，叫做“同行审稿”，它存在已经260年了。今天人类社会、学术界、学术期刊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对这一制度的讨论和探讨几乎没有停止过，尤其近20年以来，更多的业内人士、学者和相关机构，开始对这一制度进行更加广泛的探讨、关注和强调：美国学者克罗尼克（Kronick D A）在1990年第10期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了“18世纪的学术期刊同行审稿”（Peer review in 18th century scientific journalism）论文；古德曼（Goodman） 、柏林（Berlin）和弗莱切尔（Fletcher）等于1994年在《国际人工神经网络医学期刊》 （Ann Intern Med）上了《内科年鉴中同行审稿与编辑前后论文的质量》（Manuscript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peer review and editing at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论文；费舍尔（Fisher）、弗雷德曼（Friedman）和施特劳斯（Strause）于1993年了《在同行审稿中盲审对论文作用――于第二届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同行审稿代表大会》（The effects of blinding on acceptance of research papers by peer review.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eer Review in Biomedical Publication）论文；《英国医学杂志》（BMJ）主编史蒂芬（Stephen Lock）1994年出版了他的审稿专著《难于平衡》（A Difficult balance： editorial peer review in medicine. London： Nuf field Provincials Hospital Trust），该作品由英国医学杂志出版集团出版；1999年菲奥纳（Fiona）和汤姆杰佛逊（TomJefferson）主编的《医疗保健学中的同行审稿》（Peer Review in Health Science）也由英国医学杂志出版集团出版。《医疗保健学中的同行审稿》由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娜威、加拿大、丹麦、瑞典、荷兰等国家的30多位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编辑共同撰写，向读者全面而详细地介绍了医疗保健学中审稿的起源、发展过程、近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1]。
（二）中国学者的探讨情况
中国台湾地区著名编辑学家张觉明于1980年在台北环球经济社出版了《现代杂志编辑学》，1990年12月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学科卷），中国人民大学陈仁风1995年出版《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黄晓鹂、郑志军、刘瑞兴于1997年《学术期刊审稿人的由来和发展》，林贵忠、肖光明于1999年《国外学术期刊的几种用稿决策机制》，许文深、姚远于2001年《学术期刊审稿的发展》，冷怀明于2004年《学术期刊同行审稿的探讨近况及发展趋势》，湖南师范大学周国清教授于2017年出版《编辑学导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以上中国学者的论述都谈及了学术期刊的审稿问题。笔者于2017年也了《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比较探讨》，呼吁国内学术期刊界实行同行审稿制度[2]。
（三）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情况
一些国际组织专门就学术期刊审稿问题多次举办相关会议。“国际生物医学出版审稿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eer Review in Biomedical Publication）专门就审稿问题每4年举办1次，目前为止已经开过6次会议：1989年首届国际审稿大会在美国的芝加哥召开，与会专家研究了审稿制度，指出各自在审稿中发现的问题[3]；1993年仍在美国的芝加哥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审稿大会[4]；1997年在布拉格召开第三届国际审稿大会[5]，该会议侧重量化略论，就网上审稿的新措施以及改进审稿制度进行了研究；第四次审稿大会于2001年在巴塞罗纳召开；2017年又在美国的芝加哥召开了第五届国际审稿大会，这次大会探讨的课题包括：审稿机制与编辑决策，审稿质量、价值、实践的评估和编辑决策，网络审稿和，网络预先和信息传播，审稿人、编辑的质量保证，审稿、等方面课题；2017年9月第六届国际同行评议和出版大会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本次大会由美国医学会杂志和英国医学杂志出版集团联合主办，宗旨是提高出版物和生物医学同行评议质量，提升出版信誉，以改进生物医学出版效率，增加出版成果，以及维护世界各地的生物医学信息传播的公平性[6]。 2017 年10月著名的学术出版编辑学会――学术与专业出版商学会（ALPSP―― Association of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Society Publishers）与欧洲科学编辑学会（EASE――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cience Editing）共同对全世界200多种著名学术期刊进行了题为《ALPSP/ EASE同行评审调查》的调研活动，旨在使学术期刊编辑们对同行评审制度从多样化的尝试中达成共识，以求建立一套可行的指南[7]。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9卷第5期
尹玉吉学术期刊审稿理念及中西比较
二、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同行审稿的特点
在西方以至于国际社会，同行审稿制度已经成为学术期刊的惯例，不可或缺，没有经过同行审稿的学术期刊几乎不被学术界认可。同行审稿制度的理念是：学术期刊编辑部在裁决一篇小说论文是否具有新观点、新措施等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该论文的版权时，所采用的编辑部邀请同一行业或最接近行业的有一定作用的专家帮助判断的一种制度、措施。这种制度具有显著的“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等特点，具体而言同行审稿制度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西方学术期刊的编委起重要影响
编委们参与审稿、组稿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同行审稿专家。编委会成员一般具有广泛的国际学术作用，在其探讨领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能有效地利用这种作用积极为期刊扩大稿源。
（二）审稿专家是世界性的
如美国物理学会的《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物理学家名录，这些专家包括来自于国际性物理学术团体的3.6万名专家。其他学术期刊均如此。
（三）同行专家审稿意见详尽
同行审稿的意见通常包括：稿件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等，可能会提供一些推荐意见，审稿意见往往非常详细，多的可达十几页，最后把稿件转给编辑部进行加工处理。
（四）同行审稿制度下的稿件审稿往往经历多次审阅
例如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出版的《神经外科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surgery， JNS）采用顺序审稿制，设第一审稿人、第二审稿人、仲裁人和备选审稿人，仲裁人的职责是对第一、第二审稿人的不同意见进行评判，而备选审稿人是在编委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均不能审稿时所选择的编委以外的本领域专家。美国外科医师协会主办的《美国外科医生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采用同时审稿制，根据稿件的内容选择三名审稿专家，各位审稿专家完成审稿后分别将审稿意见寄回编辑部，各位审稿专家意见一致时，编辑部可决定采用、建议修改或退稿，意见不一致时，主编根据审稿意见和自己的判断决定采用、修改或退稿。
（五）按国际惯例，审稿通常不支付报酬[8]
（六）西方“同行审稿”的几个代表性成功实例
1.《科学》（Science）
《科学》由著名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于1880年创办，现在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综合性科技期刊，在国际科技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著名科学家都在该刊过对科学发展产生重大作用的论文成果。该刊审稿流程为：首先送给聘请的各专业的高级专家（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评审，大约有50%的稿件被退稿，另外50%的稿件返回编辑部再次评审。同一稿件由不同编辑人员从不同角度进行打分评价，然后讨论录用与否。该刊对其中一部分不非常好，但也不是很差，不太容易取舍的稿件，往往更加慎重，经常通过几次同行审稿。《科学》通过同行审稿最终的录用率仅为15%。为了彰显《科学》的民主与公正，投稿人还可提出其稿件不让某些审稿人评审的意见，并且《科学》一般都予以尊重。《科学》稿件平均时间为16周[9]。
2.《自然》（Nature）
《自然》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1869年创刊以来，《自然》一直来自众多科学领域的一手探讨论文，它最初在英国出版，它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它的审稿标准有五：第一，论文必须是原始的，而且必须是作者的独立工作，其核心部分的任何内容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投稿；第二，论文所反映的探讨工作，关于同一领域的科学家来说必须是重要的；第三，论文必须能够让其他科学领域的人感兴趣；第四，论文要通俗易懂；第五，作为周刊的《自然》必须选择包含某种新颖成分的探讨论文[10]。
3.《细胞》（Cell）
《细胞》创刊于1974年，是全球领先的生物学学术期刊，《细胞》的审稿标准有八：一是学术上要求措施科学、探讨出新成果；二是试验设计路径科学；三是提出重要的且令人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四是相对已有探讨成果，要有创新性科学发现；五是能够改变人们对某一生物学问题的常规认识方式；六是探讨成果能够让那些专业探讨领域之外的探讨人员感兴趣；七是探讨成果能够开启新的探讨路线；八是对长期争论的问题有明确回答[11]。
事实证明，同行审稿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
三、中国学术期刊审稿制度――三审制的特点
（一）对于中国的“三审制”
与西方和国际社会不同的是，解放后中国学术审稿制度是从前苏联引进的“三审制”。对于“学术期刊审稿”的定义，一直以来没有明确的结论。从这一概念和制度引进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国家文件都表明，“三审制”基本都针对图书出版：1952年国家出版总署公布的《对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一切采用的书稿应实行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1980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颁布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对书稿的政治内容和学术（艺术）质量做出基本评价，决定采用与否，一般应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即编辑（或助理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复审和终审；1988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的《出版社改革试行办法》规定，“为了保证书稿质量，准则上应该坚持三审制”，“终审发稿一定要由总编辑、副总编辑或由总编辑、副总编辑委托并经社长同意的编审、副编审负责决定”；1994年新闻出版署的《对于加强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规定，“提高图书质量的关键是出版社的工作。为此必须加强出版社的‘三审制’”；1997年新闻出版署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规定：“坚持书稿三审责任制度”，“稿件交来以后，要切实做好初审、复审和终审工作，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三审过程中，任何两个环节的审稿工作不能同时由一人担任” [12]；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的《对于严格执行期刊“三审制”和“三校一读”制度保证出版质量的通知》，虽然把了“期刊”和“三审制”进行了文字挂钩，但是没有界定“学术期刊三审制”的内涵概念，仅仅是强调要求学术期刊严格执行“三审制”。另外，对于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规定，也与“三审制”没有直接关系，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1995年颁发的《对于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任职条件的暂行规定》的第四条规定：“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应熟悉报刊编辑出版及经营管理业务，熟悉与报刊有关的专业知识，具有较丰富的采编工作经验和较高的写作能力，胜任终审定稿工作，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经营管理能力。”国家新闻出版署（即后来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人事部（今合并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历次制定的“出版事业条例”均规定出版业务依此为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理编辑，并对各个职级的任职条件进行了规定，例如晋升“编审”需要任“副编审或具有同等业务水平并具备下列条件：（1）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对某门学科有系统的探讨和较深的造诣，有较高水平的著译；（2）编辑工作经验丰富，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能够组织、指导完成较大的编审或报道任务，解决编辑业务中的重大问题，工作成绩卓著；（3）熟练掌握一门以上外语。这些任职条件与“学术期刊三审制”的定义也没有关系。 可以认为，在中国学术界、学术期刊界，不少人对于“学术期刊三审制”定义仅仅是一种猜测、演绎――学术期刊三审制源于图书的三审制：“多年来，各种科技期刊，尤其是学术性科技期刊也均参照实行出版社的三审制这一审稿制度”[12]。“三审制最初运用于书籍的编辑审读工作，后被学术期刊借用并进行了相应的变更”[13]。“学术期刊三审制是从出版社的三级审稿制和非学术期刊的三级审稿制母体中脱胎的特殊审稿制度”[14]。学术期刊与出版社图书的三级审稿制度以及非学术期刊的审稿制既相似又有异同。根本异同在于出版社和非学术类期刊的审稿主要是在内部进行分级审稿，而学术期刊三审制是从出版社的三级审稿制母体里脱胎的特殊审稿制度，与出版社和非学术期刊审稿相比，学术期刊三审制的实质性变化在于引入同行专家复审。另外，“同仁评审制不能称之为一种独立的审稿制度，西语论文，它只能算是三级审稿制的局部革新和重要补充”[15]。国家对于学术期刊审稿“制度未作专门规定，图书审稿的三审制模式亦适用于学术期刊”[16]。“从广义上说，图书包括书籍期刊画册图片等一类印制出版物；在这个意义上，三审制适用于期刊审稿。从一般意义上，图书就是指书籍，与期刊有区别；对期刊没有规定专门的审稿制度”[17]。
对于“学术期刊三审制”的定义，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界定：中国的学术期刊审稿与图书审稿一样，是在编辑部内部完成编辑的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和主编（总编辑）的终审流程，它本质上与图书出版的三审制没有区别。只有明确界定了“学术期刊三审制”的定义，才能对中国实行了60多年的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本质和历史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2]。
（二）三审制的特点
其一，毋庸置疑，“三审制”或多或少有些过时。因为三审制理论的渊源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于十月革命前夕的1905年，革命年代与和平年代人民的工作方式、措施、目标、任务有着重大区别，革命年代的方式、措施是通过暴力革命破坏旧世界，目标是摧毁旧制度，而革命成功后则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措施，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建设新世界。同样，毛泽东思想对于“审稿”方面的主要精神体现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虽然是对列宁这一思想的继承，但是它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期间[18]。无疑，不假思索地机械搬用战争年代的办法，显然是不恰当的。
其二，三审制导致学术出版的时效性差。因为三审制的特点是计划在先、约稿很早，所以导致论文成果的时效性较差，与学术的瞬时性存在很大矛盾。
其三，三审制难以保障学术成果得以客观、公正的判定。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同行审稿制相比，在三审制条件下，学术期刊编辑对论文刊发与否的权利过大，编辑个人的非专家倾向性强，在制度层面上，使得学术论文刊发与否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其四，三审制导致编辑工作失误过多。由于三审制基本实行的是“内部人审稿”制度，它必然使得审稿人面过于狭窄，“内部人”也就是编辑部的成员，所以，仅有编辑的专业学术水平、逻辑判断力等与西方大面积的同行专家比较相去甚远，这种不合理的制约机制往往带来编辑难以避免的失误。
其五，三审制的“内部性”导致审稿人过少，制度性地制约着学术、学术期刊事业健康发展。由于三审制的实质是“内部人”审稿，事实上中国学术期刊审稿也往往是由编辑部“内部人”完成，至多在主办单位内部运作，审稿队伍大多仅有十几人、几十人，并且90%以上在单位内部，多数学术期刊缺乏内容详尽、完备的审稿专家数据库，这也必然导致失误，制约学术期刊健康发展。
四、中西方比较及国内学者审稿探讨近况
从本质上说，目前学术期刊界、学术界讨论的“审稿”几乎无出“同行审稿”和“三审制”两种审稿制度。通过“中国知网”等查询“学术期刊审稿”关键词，结果出现200多篇相关论文，找出有代表性的38篇论文观点进行比对解剖，尽管他们对“审稿”的表述各异，通过合并同类项，无非以下三种观点：一是“三审制”论，共19人；二是同行审稿论，共17人；三是“三审制”与“同行审稿”模棱两可，甚至没有意识到区别的2人。这38种有代表性的对于审稿的理解，基本反映了人们对于学术期刊“审稿”的定义、概念或界定的理解。这些概念异同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异同、出版制度区别以及中国学者对审稿的不同理解。
（一）被统计的5位西方学者均持同行审稿观点，持同行审稿论点的比例为100%；而中国学者持同行审稿理念的仅占33%
与西方全方位实行同行审稿制度迥然不同的是，国内审稿探讨的主流还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三审制上，被统计的33人中19人持三审制观点，占总数的近60%；而持同行审稿观点的人只有11位，只占总数的近33%。而事实上，与西方学者的观点相辅相成，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仅有不到30%的学术期刊不实行同行审稿制度[19]，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仅有3%的期刊不实行同行审稿制度[20]。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目前真正采用同行审稿的学术期刊寥寥无几，尽管目前国内开始有一部分学术期刊如《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重庆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等，开始探究和实行国际社会通行的“同行审稿制度”。同样情况，国内大多数学者由于理念的原因，囿于建国初建立的、源于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三审制，或者仅仅从经验出发，没有真正探索“学术期刊审稿”的中西方渊源和审稿的真谛，没有意识到中西方比较意义上的探讨，导致重复、反复、低层次徘徊，缺乏创新性结论。
（二）国内学术期刊界不少工作者和探讨者，自觉不自觉地把三审制与同行审稿制度相混淆，没有很好地把二者剥离，这种观点也很有代表性
这种情况实际上代表了国内不少学术期刊在潜移默化地、自觉不自觉地将三审制与同行审稿制度混同使用，被统计的33人中，除去占总数近60%的19人持三审制观点，11人持同行审稿观点占总数的近33%外，模棱两可的人占到约7%。例如陈仁风先生的观点基本倾向于“三审制”，但是带有不彻底的“同行审稿”倾向；杨蕾先生同样把“三审制”与“同行审稿”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中国特有的“三审制”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同行审稿”的显著区别，没有很好地将二者剥离[21]。在中国大部分学术期刊编辑部设立了主要由主办单位专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还有一些学术期刊把稿件送主办单位外的一些专家审稿，就属于这种观点反映的情况。然而这样做的学术期刊编辑部大多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同行审稿”或者是一定程度上的同行审稿。这与中国传统的“三审制”文件的规定往往局限于图书出版有关，没有把三审制“贯彻到底”，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西方的同行审稿因素。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应当从不自觉地、不彻底的实行同行审稿制度，转变到自觉认识和实行同行审稿制度上，以使其制度化。 （三）中国主要的工具书缺乏对审稿概念和探讨成果的关注
通过对“学术期刊审稿”的考察，还可以发现，中国工具书，尤其权威工具书大都缺乏对其探讨、关注，这种现象值得注意。中国甚为流行的《现代汉语词典》，从1978年的第一版到最新的2017年第14次印刷的第5版，都没有收录“审稿”一词，更没有“同行审稿”，相近的仅有“审读”；同样极具权威的《辞海》、专业性很强的《编辑出版词典》都没有“审稿”条目，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四）自然科学界比社会科学界更加关注、重视审稿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界探讨者则相对稀少
笔者承担国家课题“中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比较探讨”（10BXW011）两年多来，通过资料搜集和初步探讨发现，国内外对于学术期刊审稿方面探讨的200多篇（部）成果里，直接相关的有100余篇（部），其中国内占70余篇（部），这70余篇论文中，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主办的《编辑学报》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探讨中心主办的《中国科技期刊探讨》两刊，的比重占70%以上，自然科学期刊编辑论文同样占到70%以上。在被具体统计的38位学者中，中国33位学者中有22位从事自然科学探讨和编辑工作，占近86%。这种情况说明，自然科学界比社会科学界更加重视审稿问题，更加重视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审稿问题的比较，社会科学界探讨者则相对稀少。期刊学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界对此探讨超过社会科学界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同时也注意到，在西方情况好像也是如此，这可能是由于考察西方审稿情况的中国学者主要是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原因。
（五）中国的同行审稿论者同样绝大多数是自然科学工作者
在12位倾向同行审稿的学者中，10人是自然科学方面学术期刊的学者，从事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持同行审稿观点的学者只有2人。这个问题与上述情况一致，同样耐人寻味。我们认为，从事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工作人员应该向从事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工作人员一样，走出国门，解放思想，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六）中国学者探讨书籍审稿者多，探讨学术期刊审稿者少
由于中国官方一直以来都强调图书出版的三审制，没有对于“学术期刊审稿”的准确界定，由此导致了中国学者探讨书籍审稿者多，探讨学术期刊审稿者少，在学术期刊审稿含义的理解上，也是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图书出版的“三审制”。例如具有代表性的云随风拭的学术期刊审稿观点就是如此：“三级审稿都应有书面审稿意见，这是一部书稿在编辑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记录，是书稿档案的重要部分” [22]，导致了图书出版审稿制度规定文件可谓汗牛充栋，而对于学术期刊审稿制定的具体规定和探讨成果凤毛麟角。
（七）中国的同行审稿论者呈日益增加趋势
统计结果表明，1985～1997年间，仅有3位学者倾向同行审稿，进入21世纪初，这种倾向陡然增加到8位，再到2017年的12位。说明同行审稿制度逐渐被国人所认识并且开始接受。近年来，中国已经有一些学术期刊开始认真实行“同行审稿”制度，虽然还仅仅处在起步阶段，远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成熟的同行审稿制度。西方国家许多著名学术期刊早就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高质量的同行专家数据库，像美国的《科学》，其审稿人专家库包含数十个国家的万余名知名学者、专家，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国内学术期刊的审稿专家都是在需要外审时临时确定，多数期刊没有建立自己广泛、高层次、稳定的审稿专家数据库。
西方和中国学术期刊审稿发展的历史证明，同行审稿是一种开放型的制度，对论文质量的把关更有制度保障，而三审制是一种在机构内部进行运作的制度，计划经济色彩浓郁，后者的同行专家基本没有参与，编委会形同虚设，所以质量保障影响不如前者明显。因此，建议中国学术期刊界应当积极借鉴和采纳西方以及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同行审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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