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是人们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①。《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便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社会的本质。梁漱溟先生在书中提出，宗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②，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而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找寻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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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漱溟；中国文化；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理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18-0003-01
《中国文化要义》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文化探讨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著作。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主要探讨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更恰当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更进一步来说，便是“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劳动者。③”而此书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梁漱溟关于文化的理解，早已跳出了狭义的范畴。他认为，国家政治、法学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等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文字、图书、学校等相关之事，更是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涉及的方面也很多，内容十分丰富。下面我将从伦理本位与个人本位、职业分途与阶级对立、理性与理智三个方面来论述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感悟以及我读完此书的感受。
一、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与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
与之相对应的是两种生活，家族生活与集团生活。再往前推，就到了梁漱溟在开始时提到的中西方文化的分水岭，即宗教问题。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相差不甚远。但后期西洋的文化发展以宗教如基督教作为中心，而中国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为中心，继而社会构造的演化也大大不同。西方人以宗教文化作为中心，他们选择的是集团生活。在集团生活里，个人隶属于团体，并且在团体中个人都是平等的。在社会与个人的相互关系上，把重点放在个人，形成了个人本位的社会。宗教在中国，有与西方相类似的情形，更多的是具有其特殊的情形。各国的文化都是以宗教为开端，中国也不例外。如王志心在《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所述，最早的图腾崇拜、庶物崇拜、群神崇拜等，就是与西方相类似的情形。在周孔教化未兴时，祭天祀祖也是一种宗教，但在周孔教化既兴之后，中国文化的重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而祭天祀祖也只是作为周孔教化的一个条件，继而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同时也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④。正如梁漱溟在书中提到的“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⑤”，中国逐渐成为伦理本位的社会。
伦理关系代表的是一种义务关系，在中国，人们仿佛总是为了他人而活，而缺乏个人观念。在西方世界，西语专业论文，活跃着的却是权利观念。他们主张个人在团体中地位的平等，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相对论是真理，是天下最通达的道理⑥”，这关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两方互以对方为重，才能产生均衡。不呆板地以团体为重，也不呆板地以个人为重，在必要时随其所需而伸缩，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二、中国的职业分途与西方的阶级对立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给出了阶级的特征：“阶级之为阶级，要当于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求之⑦。”这种对立的阶级，其构成是在经济上。在西方社会中，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是分开的。占有工具的一部分人不工作，而担任工作的一部分人又不能享有生产工具，就构成了阶级的对立。这种经济关系，同样要基于一种制度秩序而存立，即国家的统治。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即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阶级对立，而只有职业分途。在中国，固然有士、农、工、商这四民之分，西语论文范文，但它们只是组成社会的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此配合，形成职业分途。中国有大量存在的独立生产者，他们各做各的工，各吃各的饭，与西方国家大量雇佣关系的存在形成鲜明对比。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太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不是固定地垄断在一部份人的手中。在政治上，机会关于人们也是开放的。科举考试注意给予各个地方均等的机会，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以上三点，都说明了中国并非阶级对立的社会。
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是中国社会的两大特征。梁漱溟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了，“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两面所构成的社会，实无时无刻不要人向里用力⑧。”这样一个向里用力的中国式人生，与西洋人总是向外用力者恰恰相反，也确实值得人深思。
纵然笔者生于当代的中国社会，但关于梁漱溟提出的这种向里用力的中国式人生也深有同感。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吾日三省吾身”、“退一步海阔天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等，这些教育思想无一不是要求我们向里用力。一旦向外用力，便成了找理由、找借口，随之而来的就是别人的批判。除此之外，勤俭二字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信条，凭借勤俭，可以创业，也可以守成。这同样是受到了职业分途的作用，在一个阶级对立的国家里，即使自己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阶级地位。人们坚信在没有阶级对立的中国，自己的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三、中国的理性与西方的理智
当然这两者并非处于割裂开的状态，而是指西方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⑨。上文所提到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是组成社会的两个方面，理性在此并非与之并列，而是与之相互交融的。但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亦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研讨理性与理智的问题，说明自身的感悟，作为全书的一个重点问题来阐述，因此在本文中作为一个单独的方面来讨论。梁漱溟在书中给出了理智与理性的定义：“必须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⑩。”近年来，人们日益注重构建和谐社会，而在古代的中国，人们也同样有见于人类生命的和谐，即为理性。而这种理性，则是在儒家文化的大力倡导下产生的。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已经养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或者说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即为“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11}”。中国人上进心强，不甘于犯错，拥护正义，有是非之心。又因以伦理组织社会，形成家族生活，相互间的情谊也更加深厚。而西方偏重于理智，以西方书籍为例，书里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就是社会科学之理，而并非中国书籍里所讲的人世情理。西方大量先进工具的出现也说明，关于理智的重视促进了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也应该加大关于理智的关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改变技术落后的局面。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对中西方文化展开了对比，在对比的过程中逐渐看清中国文化的本质。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构成了特殊的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也在对比过程中提出了不断完善中国文化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正如梁漱溟先生在自序中所提出的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12}。”我们探讨历史、对比中西方文化的目的，也正在于借鉴历史经验，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断奋斗。
注释：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7.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50.
③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6.
④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97.
⑤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77.
⑥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91.
⑦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34.
⑧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85.
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22.
⑩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23.
{1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27.
{1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