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国情，域有异俗。人类虽同住地球而地方不同，其风土人情、思维定势常表殊异。以节日送礼为例。在中国中秋、岁暮成了赠礼的代名词;西方人送礼最好时机则是圣诞节，其次复活节。美国人以结婚纪念日或生日互赠礼物为普遍。至于随手携带礼物，西方人不像中国人品类繁多而考究，常以花为最适当;但花因国度不同又有其不同的象征意义：如法国人最忌讳送在葬礼上使用的白菊花;对中南美洲的人不得送紫色的花;对俄罗斯则避免送黄玫瑰，因为那意味绝交或不吉利。对法国女性不能送香水，否则是失礼。对中南美洲的人送手帕就会误解为要对方掉眼泪。回教国家因禁酒，绝不能以酒为赠礼。凡此种种富有象征意义的风土习俗的不同，表明东西方文化内涵的异同。如果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方面研讨，观照中西方文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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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与行
《尚书・说命中》说：“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其意为知此道并不难，行道才难，即知易行难，鼓励人看重行。《论语》开篇孔子教育他的学生“学而时习之”，“时习”即行为的“行”。平民教育家陶知行为了强调行重于知，将名字改为“陶行知”。明代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论，但中心论述认为不能行就等于不知;孙中山虽主张知难行易，实则是要依照他的意思去行。中国传统文化重行尤过于知，三千年一脉相承。西方心理学讲知、情、意三分法，首先要有知识即认知，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人生长大，这是谋生的手段、措施。西方哲学只讲理智，不讲情感，认为情感属于私，讲了情感便怕寻不到真理。在一个家庭里，遇到小孩吵架，做父母的在西方往往以法官的姿态来判断是非，首先让姐姐说明经过，然后弟弟再作申诉，最后大人裁决，儿子错了，应向姐姐赔礼道歉，谁在理、谁没理，明确是非，严格执行。而在中国的家庭里则不然，常常父母是这样认为，姐弟俩本应该相亲相爱，竟然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人都该罚站。西方人唯理是从。中国人也讲理，却常常以“情”为先，认为在家庭里，小孩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和非，硬要讲清道理，说明是非，反而伤了姐弟的感情，让他俩罚站是使他们共同体会手足之情为大的道理。孔孟、老庄都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用力在思想上。在古代，并无哲学一门学问。现在我们称他们为思想家，其实他们并不重在思想，而重在学问的行为，“巧言令色，鲜为仁”（《论语・学而》）。夸夸其谈，溜须拍马，迎合人意，失其真诚，即是不仁;而意为情之所向，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同上）孔子教人先行孝悌，读书求知识那是余事，孝悌外再讲忠信，人品行为最为重要，素质教育的“行”应为第一。孔子学生有子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本意吧！”“本立而道生”，这里主要在讲仁，孝悌是其本。《论语》第四章孔子学生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尽己之谓忠。对父母不忠，如何尽孝，不孝又哪能忠？忠孝观的践行，成为我国能绵延五千年，繁衍十多亿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道与观
中国人讲“道”，乃本然、自然、当然之道，又称“天道”，即自然、人文的事理和规律。西方哲学讲“观”，所谓宇宙观、人生观、世界观，每个哲学家有他自己的一套发明的思想措施来探求真理。16世纪英国的培根提出的归纳、略论、比较、观察、实验的措施，到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五步论，与我国《中庸》所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各自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一重在知，一重在行。西方人所“观”分别为自然与人文两类，中国人则认为自然就是人文，人文就是自然，二者融为一体。不能违反自然，更不能凭人文来战胜自然，什么与天奋斗是不实际的。人文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而又受制于自然。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爱恨、恐惧、敬畏、希望和幻想的激情世界。在科学家眼中，激起人们千百年来多少美丽的想象和灵感的月亮，只不过是一颗围绕地球旋转的卫星，是一架机械的部件。这样，活的神秘的自然变成了死的机械的自然，世界已没有了诗意，更没有了诗人，剩下的仅仅是所谓的事实和实用观察实验所得的知识。我们承认西方的科学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创造了前人未有的奇迹，但如果科学不以“道”加以限制，不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不符合人类精神理想的追求，那将会出现与人愿望相反的后果，如资源耗费，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克隆人等等。因此，科学技术的实用，不能看成一种真理，不能以它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受到“道”的限制，它必须与善和美结合起来，必须造福人类。它仅仅是文化的一种，否则，它将给人类带来灾难，给子孙后代造成罪过。一座只讲实用的房子，如像一张没有表情悲哀的脸，如果只讲生存，只有科技没有人文的素养、情趣和艺术，只有器用没有性灵，人类文明将残缺失色。人，虽然可以继续存在，但只是生活在一座毫无生气的只有锅碗瓢盆的屋子里，人与动物有何异？所以，中国人讲“道”，是人本位的重在人道，人道本源则为天道。所谓天即为自然，人从天生，一切人文皆从自然来。人生本源婴孩期贵在其天真的情感上。中国孔孟儒家重讲人文，老庄道家重讲自然，秦汉以下儒道两家思想又融通为一，故曰：“天人合一。”
中国人重道，“道”只从自然观察得来。“道”乃有目共睹，一睁眼便能看到，非一人之观察，是积累许多人观察所得――学得这般观察，所得自会相同。在行为上要大家这样，从前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此即中庸之道，“道”要相通，己心与人心相通，语言转换成文字，著书立说，古今相通。而西方杰出的学者，著书立说也仅少数人能通，要己异于人，要讲得与别人不一样，才是创造、发明。每个哲学家必应有他自己的一套思想，高出一般人。而中国人则不然，今天所讲乃古人所讲，书上流传下来的，不过改用现代汉语讲而已。一贵专，一贵通，此中西方相异之处。可今天的现代人，有多少愿做一个普通平常人呢？于是中国原来的一套遂不再成为追求的学问了。
三、身与心
人生可分身――物质生活和心――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成年后回忆以往，物质生活可全忘，唯不能忘记的是自己的母亲以及父亲兄弟姊妹等精神生活方面的事。今天我们常常话及“乡愁”，实则是忆及故乡的人和事，中国人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今天常说重男轻女，其实从来不是如此，人们常说忘了父亲还可以，忘了母亲则禽兽不如。物质世界可变可忘，人心世界不可变不可忘，人生以情感为主。而西方一切崇尚理智，不重情感，认为情感无用，一切须凭理智来满足来处理，前面已有所提及。所以西方人重手段，重措施;但中国人认为，情感正是人类大公亦即人生之目的所在，不失此心，方得有世界大同。道，具体内容主要是情感，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孟子・离娄章句下》）中国人所崇敬之伟人，第一条件便是不失其天真的赤子之心。有了知识、思想理论就多不同了。中国读书人自称弟子，在家为子为弟，尚未独立成人，心还存天真，保留了真情感的天真，才来求知识，即求学问;所学所问，都是做人之道。情感的背后便是性，情从性来，性从天来即从自然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性相近，习相远”，习惯不同，渐失天真，人与人便隔得远了。我国自古有五伦：父母、兄弟为天伦，夫妇、君臣、朋友为人伦。人生最重要的朋友，西语毕业论文，首先是夫妇。但今天只多讲为夫妇前之爱，不着重结为夫妇后之信，互不信任，爱又何在？官民之间、朋友之间亦然。因此，为政必辅以“德”方能治理天下。仁义礼智信，“信”尤为重要。有信则必能忠，忠则必能信，忠信便是爱，不忠不信便无爱，忠信就是人之德性。信义通商，要义是信，要能忠于人，不单为自己赚钱。相互争利，不信不忠，何谓“自由”？年轻人对长辈有一番尊爱心、同情心，到社会做人懂得谦让，不争强好胜、意气从事，就是孔子所说的爱人的“仁”。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意思是精神东西为了人，给了人，即尽量帮助别人。它不像物质的东西，一种实物给了人就没有了，而是自己会更加充足富有――我这一番情感为了你、给了你，自己则会更加丰富盈满，这就是所谓的“仁道”。西方哲学不讲此，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这番感情不拿出去，永远不会长，还得减。在这方面，中国人在长，西方人在减。现在我们多讲西洋道理，所以老子的话听不懂，想不通，结果为人谋而忠，便是忠于他自己，别人所得不如自己得到好，到头来机关算尽而事与愿违。 现代人常讲自立，但中国人讲自立最大的信念是人生不能单独自立而生，要靠别人，须在群体中生。父母兄长以至家国天下，这都是你的人生，不能单独一人生存，因此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不要认为进了大学，有了知识，掌握了许多技能就可以自立谋生了。世上又有谁能真正脱离人群自立谋生呢？《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人公飘流荒岛，随身还带了一只狗帮他忙，还带去飘流前许多东西，包括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许多知识和技能，才能在荒岛上度日。倘若他在婴孩时即放到岛上，他能自立谋生吗？所以纵使你谋得一职业，还得要靠他人。对他人应得有一番情感。人生须有家，安家须靠国，治国须顾及天下。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中国人看重法，更看重礼，礼则是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与人有礼，国与国亦当有礼――相互尊重，不恃强凌弱，彼此互利，和平发展，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是中国人的思路。
情感是人生的本源，树有根，水有源，人生以身为主还是以心为主？中国人最重此心此情――天赋之德性。而西方人不讲心，讲脑，脑是人身一部分器官，以目视，以耳闻，以鼻呼吸，以口饮食，西语论文，脑有知识思想;但人何以有喜怒哀乐等情感，西方心理学未加深入研究。他们认为物质生活便是开心的条件，而对物质人生的许多问题又须少数高人研究解决，所以西方特别看重少数特殊人才的提供和培养。现代科学进步有电脑，有机器人，电脑胜过人脑，机器人胜过生物人。科学越发达，人的价值似乎越降低。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和马斯克等人于是发出公开信惊呼：“人类关于技术的不懈追求，最终是否会陷于不义？”“人工智能是我们最大的生存威胁，它的发展会终结人类！”（新华网2017年1月31日电）当日，中国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在美国硅谷的The BL GTalk峰会上则讲演回应：“人工智能不会导致世界的末日，而是给人类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带来新机会，这就是训练自己如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新的生活方式，虽未言及，如果从东方的中国人身与心两方面观念中，则可寻找出怎样做现代人的答案。就物质世界而言，在日常生活中的确科技进步给人带来许多方便，但头脑清醒的现代人并不依赖它生活。尽管机器人能绘画，电脑能谱曲，而有作为的爱好者绝不放弃自己的创作，名医们也不会满足于医疗器械而放弃对疑难病症的专研。一句话，当高科技产品可以提高效率的时候，便舍难求易;当高科技产品使智力和体力萎缩的时候，便舍易求难。这就是现代人应有的生活态度。关于追求不断进步、追求个性发展的现代人来说，难比易、费力比省力更具有吸引力，因为人是永不停止、永不满足的能动的生物。人类的目的不仅在于驾驭世界、改造环境，更在于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表现自己和提炼、升华自己，使自己和环境达到更加完美与和谐。代表身的物质生活易于解决，获得满足，而人的精神生活情感方面的需求则可广益而且深厚。所谓天下太平、世界大同更非短时间可以达到，须要人类一代一代不懈地共同努力！
作者：成都大学教授，中国国学探讨会探讨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