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被强暴是带有寓意性的描写,因为她的被玷污表明了“纯洁的西班牙大地”的被蹂躏。通过华金和玛丽亚的叙述,不难看出作为杀人者的法西斯分子表现得更为残暴和丧失人性。当把他们的诉说与皮拉的讲述结合在一起时就可以看出西班牙内战的复杂内涵,那就是内战的双方都存在着不公正和残暴的行为,正是这种人性和兽性的扭结加重了战争的苦难,同时也使得原本统一的西班牙与它的过去彻底地分裂开来。不仅如此,关于仍然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交战双方来说,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战争带来的死亡,更为残酷的是,他们还必须承受暴力行为给他们的良知带来的重负。 从小说中的第一章开始,游击队中的老向导安塞尔莫就因杀人这种暴力行为而感到忐忑不安,“杀人者迟早会变得丧失人性,我还认为,即使杀人是必要的,它仍然是桩大罪过,事后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赎这个罪”(海明威1999:246)。同时,他还对即将被杀死的守桥士兵充满了同情,“我留心看了他们一整天,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分隔我们的只是那些命令罢了。这些人不是法西斯分子,我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但他们不是,他们像我们一样是穷人”(海明威1999:241)。这样的负疚感不仅存在于共和国的游击队一方,在敌人那方也存在着类似的感受。目睹同伴和聋子一伙死亡的贝仑多中尉在取胜之后感到空虚,感慨的是“还有什么事比战争更坏呢”(海明威1999:401)。虽然就在这之前,他开枪“那么利索,那么文雅”地打死了最后一个游击队员华金,并命令士兵把聋子等人的头砍了下来装在披风卷成的包裹里作为战利品带走。其实,在安塞尔莫的思考和贝仑多中尉的言行中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这场战争是一场让参与者感到悲哀的战争,“每一次的死亡贬抑了每一个人,而且它牵扯到整个西班牙”(H.R.Stoneback 1992:109)。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内战中每个人杀的其实是他自身的一部分,并因此产生了内心深处的负罪感,而依据传统的天主教信仰来衡量,这种负罪感远胜于死亡带来的压力。如果这种负罪感不能被消除,那么双方对抗的最终结果将导致原初信仰的彻底丧失,西班牙也会随之陷入土地和信仰的双重分裂之中,这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悲哀所在。 2当战争的暴力闯入并彻底改变了西班牙原有的世界后,卷入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来消除精神上的负罪感,从而克服战争造成的人自身、人与外部世界的分裂,这也就是安塞尔莫所一直坚持的“抵罪和赎罪”。“抵罪和赎罪”有着双重的含义:关于个人,是通过赎罪来克服个体灵魂的分裂状态并与他人重新结合成新的整体;关于国家,要通过救赎使分裂的西班牙重新结合起来,恢复人与土地之间的原初关系。因此,对“救赎”方式的探究成为小说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关于有着浓厚天主教信仰的西班牙人来说, 他们自然先转向自身的信仰来寻求救赎的可能。在基督教(指广义上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义中,罪不仅是指一种错误的行为,而且意味着人与上帝之间的疏离状态。 因此,赎罪(atonement)就意味着上帝与人之间的和好,特别是指使上帝与人彼此相融、合而为一(at one)的措施。然而,依据传统的天主教教义,战争已经无情地阻断了信徒和天主之间的神圣联系,使他们失去了信仰救赎的可能。首先,天主教有着“教会之外别无救赎”的教义,认为神职人员握有神权,并掌管着“天堂之门”的钥匙,犯了罪的信徒应当向神父告解,借得神父的宣告才得赦罪。但是,西班牙内战的最初起因就，西语毕业论文，西语论文题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