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海明威描写了因战争造成的人性堕落的悲剧以及与此相关的救赎困境,那就是传统的天主教信仰已经丧失了它的救赎功能。在海明威看来,只有以恢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完整性为核心的“人的宗教”,才能实现真正的救赎。 关键词:海明威 《丧钟为谁而鸣》 救赎 人的宗教 1940年,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一经出版,立即成为“继《飘》之后美国最畅销的小说”(Lynn 1973:484)。在评论者们几乎一致的赞扬声中,以Arturo Barea为代表的西班牙小说家却坚持认为这部小说是失败的,原因在于“海明威没能在虚构写作中再现西班牙内战的真实状况”,“小说中的一些西班牙语对话是完美的,但那些对小说结构有着重大作用的部分完全是非西班牙的”(Arturo Barea 1961:203)。14年之后,海明威在给朋友Bernard Berenson的信中也承认,“我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写的皮拉和巴勃罗以及他们干掉镇上的法西斯分子那一幕完全是虚构的”(Baker 1981:837)。尽管如此,海明威自己却为此深感自豪,因为“……(作家)有义务创作出比可能真实发生的事更为真实的小说”(Bak-er 1981:837)。从小说虚构性的艺术特质来说,Barea的批评是有些偏颇的,虽然《丧钟为谁而鸣》描写了西班牙平民“大批被屠戮、被饿死、被剥夺了武器乃至被出卖”(Hemingway 1940: vii)的残酷景象,但它并不是一部个人性的如实记述西班牙内战状况的战争小说,海明威更为关注的是战争暴力对西班牙这个有着浓厚天主教信仰的国家所造成的精神冲击以及由暴力所引发的信仰危机和与此相关的“精神救赎”问题,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是有关作战的,更有着道德方面的寓意”(Baker1972:408)。 1早在1937年西班牙内战刚开始的时候,海明威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场糟糕的战争,没有哪一方是正确的”(Baker 1981:456)。和美国的南北战争一样,西班牙内战的交战双方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方式,但战争无情地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血肉联系并且破坏西班牙完整统一的国家图景。因此,小说中由不同人物所描述的战争局部画面都具有道德方面的内在含意,那就是“战争使人失去人性并使人具备了犯下违反一切准则的罪行的力量”(佩尔斯1992:250)。 首先,海明威借助皮拉的讲述展现出西班牙内战初期的暴力景象,即,发生在巴勃罗家乡小镇上的镇压法西斯分子的革命场景。当巴勃罗带人杀死了兵营中的民防军士兵后,就计划在江边峭壁顶的广场上用连枷把镇上的20名法西斯分子和牧师活活打死。计划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正如皮拉所想的,“如果法西斯分子该由人民来处决,最好所有人民都参加,而我愿意跟任何人一样,分担一份内疚,正像我希望等这个镇子归我们的时候,也分享一份胜利成果”(海明威1999:147)。 可是,当堂吉列尔莫走出来时,大部分围观者的心理产生了变化,堂吉列尔莫不仅是为了糊口,更是出于对妻子的爱才当上法西斯分子的,而且围观者手中的“武器”--—连枷也是从他的铺子中拿来的。因此,大家希望能将他“体面地干掉”,可是,堂吉列尔莫最后是在醉鬼的嘲笑声中“慢吞吞而残暴地被干掉的”,包括皮拉在内的那些良知未泯的人离开了悬崖边酩酊大醉的队伍,“觉得有种羞耻感,而且感到不是滋味”(海明威1999:147)。就是从这一刻起,原本正直的革命情感彻底被疯狂的嗜杀心理所取代,直到酿成镇公所里的大屠杀。“杀戮一幕是超现实的、象征的--—但绝不是不真实的--—它表现了西班牙内战的悲剧”(Josephs1994:99)。在令人惊骇的屠杀场景中,起义者的正义行为体现出的兽性与被杀者身上体现出的人性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虽然革命本身是正义性的,但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却暴露出起义者身上凶残丑陋的一面。 接下来,比这一天更糟糕的是“三天后法西斯分子占领这镇子的时候”。虽然在玛丽亚的坚决恳求下,皮拉没有讲下去,但第十一章中华金的讲述和第三十一章中玛丽亚的自叙填补了皮拉讲述中留下的空白。“敌人在那儿毙了我爹、我妈、我姐夫,后来又毙了我姐。”(海明威1999:165)与华金一家家破人亡的遭遇相比,玛丽亚的自叙具有更加明显的象征意味,因为她有着和圣女玛利亚(St. Mary)相同的名字,而且她金色的头发就像麦田的金黄颜色,她的乳房像“两座小山丘”一样,因而她是作为西班牙大地的纯洁象征而出现的。然而,在战争中,她却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被长枪党杀死,而后自己又被剃光了头发并遭到他们的强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