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墨西哥裔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成为当代墨西哥裔女性文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墨西哥裔女性主义文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 cultural imperialism)。YvonneYarbro-Bejarano在她的论文《从一个墨西哥裔女性主义者的角度看墨西哥裔女性文学》(“Chicana Lit-erature from a Chicana FeministPerspective”)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墨西哥裔女性主义批评最重要的准则,就是要认识到墨西哥裔女性的经历与她作为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少数族裔的一员以及来自非主流文化的一员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这里所说的主流文化既包括美国也包括墨西哥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而文化帝国主义既是源于历史上美国对墨西哥的军事入侵与占领、领土并吞,以及仍在进行的文化和经济侵略所造成的作用,还包括来自墨西哥和拉美国家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歧视性看法,如后者常常被前者称作是“混血儿”(mestizo),“杂种”( mon-grel),或是被认为“白人化了”(Anglicized),“堕落了”(bastardized)。当墨西哥裔女性用西班牙语同她们的拉美同胞交谈时,往往被批评为语言不够规范,而在美国学校里说西班牙语又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在她们的印象中,自己的语言似乎总是错误的、不被接受的,而这种语言上的被排斥很容易就转化成了人的被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讲,族群的身份就是语言的身份。 语言上的被排斥以及强加在墨西哥裔女性身上的沉默是墨西哥裔女性主义文学关注的另一个紧迫问题。在她们看来,比美国、墨西哥或是拉美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危害更大的是墨西哥裔传统文化中那些根深蒂固的轻视女性、男性中心和家长制的陈腐观念。这种观念要求女性的基本特点就是保持沉默,自我否定:“好”女孩不回嘴,不饶舌,不说谎,不多言,不质疑;“好”女人无私、忘我、谦卑、忍让、母性。相反,“坏”女人则自私、不顺从、重视自我,且善于表达自我。墨西哥裔女性主义者认为,要反抗这种男性至上、歧视女性的观念,就必须建构一种墨西哥裔女性独特的,能够真实地表现墨西哥裔女性自我意识的语言和声音。正如Gloria Anzaldúa所说:“我要有我自己的声音:这是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白人的声音。我要有蛇一样的舌头,发出我女性的声音、我性感的声音、我作为诗人的声音。我要克服沉默的传统”[1]。 墨西哥裔女性主义文学中又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墨西哥裔妇女对一脉相承的对女性性别歧视性定义的超越和蔑视,以及通过对女性性欲的表达而体现出来的解放意识的赞扬。Sandra Cisneros在她的诗集《放荡的女人》(LooseWoman)和《我邪恶的样子》(M，西语论文网站，西语毕业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