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语世界及泰戈尔诗歌的文学互动》---西班牙语论文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泰戈尔的以《吉檀迦利》为代表的诗歌对希梅内斯等西班牙语诗人有过深刻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以泰戈尔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为前提的。维多利亚•奥坎波和希梅内斯等人是翻译和传播泰戈尔著作的代表人物。泰戈尔诗歌所以能对西班牙语诗人产生作用,主要是因为西班牙语诗界在这一时期正在脱离现代主义潮流并寻求新的创作风格。在对泰戈尔诗歌的接受问题上,西班牙语文坛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声音。
【关键词】泰戈尔；《吉檀迦利》；奥坎波；希梅内斯；西班牙语世界
1913年,泰戈尔因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由此在东西方世界声名鹊起。他的著作及其东西文明观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这在西方话语处于压倒性强势地位的当时,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东方一直把泰戈尔当做东方思想的火炬手和捍卫者进行纪念,而西方则始终因其传播爱与和平的福音而怀念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泰戈尔频繁地造访世界多国。这不仅丰富了他的创作和思想,也促进了殖民主义时期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和文化的互动,当然也促进了他的著作尤其是诗歌对一些东西方作家的创作的作用。限于资料来源,国内学术界以往的探讨只关注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与西方世界的文学互动。其实,泰戈尔与西方的文学互动同样密切,甚至更为重要。例如,和中国的汉语新诗界一样,西班牙语诗界受泰戈尔的作用较为深刻。本文拟对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泰戈尔诗歌与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互动进行探究,主要涉及阿根廷女作家兼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Ocampo, 1890~1979)、西班牙著名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 1881~1958)等人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等问题。
一
印度学者S. P.甘古利(Shyama Prasad Ganguly)说:“人们注意到,不论是由于翻译不足、欣赏趣味骤变还是由于社会政治状况不理想等原因,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之后,西方大多数地方对泰戈尔的热情开始消退。不同的是,西班牙语世界,特别是西班牙和阿根廷,对泰戈尔的热烈反响却没有经历如此之快的衰落。”泰戈尔在西班牙语世界受到欢迎,并对一些作家的创作产生作用,与中国现代文学接受泰戈尔的作用有些类似。
西班牙语文学界对泰戈尔著作的欣赏首先与几位译者的努力密不可分。阿根廷女作家、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奥坎波曾经获得哈佛大学的名誉学位,并任阿根廷皇家文学院院士。她的西班牙文的泰戈尔译作,把印度与欧洲、拉美的文学界联系在一起。因此,泰戈尔的外孙女婿K.克里帕拉尼(Krishna Kripalani)在撰文悼念奥坎波时,给文章取的标题是:《维多利亚•奥坎波:一座连接三大洲的文化桥梁》。
甘古利高度赞扬奥坎波对泰戈尔著作在西班牙语地区传播所建树的功劳。他说:“一般来说,泰戈尔在阿根廷以及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的接受,都与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名字相联系。”她在阿根廷以西班牙文介绍和评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齐德拉》、《家庭与世界》和《邮局》等著作,并将法文版的泰戈尔著作翻译为西班牙文出版,还在当地以西班牙语演出《邮局》时担任顾问和导演。她对在南美乃至整个西班牙语文学界传播泰戈尔著作和东方文化贡献不小。“奥坎波对泰戈尔所有的评论,自然都是以西班牙文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泰戈尔的交往,的确属于更大范围的西班牙语世界对泰戈尔的反应。”
泰戈尔和奥坎波的历史交往和心灵对话是印度和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1924年11月,泰戈尔访问阿根廷时就下榻于奥坎波提供的别墅里,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17年的跨国友谊。随着与泰戈尔的不断交流,奥坎波对泰戈尔及其著作有了新的认识。泰戈尔按照奥坎波的西班牙语名字的含义给她起了一个梵文名字“维佳雅”(Vijaya)。1925年,泰戈尔出版《夜曲集》(Purabi),收录了他以奥坎波为倾诉对象的很多诗篇。泰戈尔将该诗集题献给她。K.K.戴森(KetakiKushariDyson)在《在你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泰戈尔和维多利亚•奥坎波》一书中写道:“由于主人公的特殊身份,泰戈尔和奥坎波的故事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意味深长的一章……泰戈尔和奥坎波的友谊,不但是两种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个人的友谊,而且也是一种男人与女人跨越巨大代沟的友谊(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奥坎波与泰戈尔相识的尘缘首先来自她对甘地和泰戈尔等人所代表的印度文化的浓厚兴趣。她说:“我非常感激甘地和泰戈尔这两位诞生在遥远国度里的人,他们属于和我明显不同的一种文明和种族……就泰戈尔而言,我们的路途互相交织,不分彼此,这是我永久的幸福。”1914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在巴黎出版自己依据英文本翻译的《吉檀迦利》的法文本,这使熟谙法语的奥坎波有机会接触泰戈尔的代表作。当时,她由于婚姻遭遇挫折,处于心绪迷茫之际。捧读《吉檀迦利》,奥坎波敏感而脆弱的心一下子被征服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泰戈尔诗中谈到的爱,并非那种折磨我的或使我狂喜的爱,而是导向神灵的爱,可以向神灵倾诉我全部的情感……这就是为何读着《吉檀迦利》时,我会带着绝望和痛苦而哭泣……泰戈尔的神啊,谁又比我更懂得这离别之苦?”④这似乎印证了泰戈尔的创作风格:“泰戈尔给我们展现的是有人性的神(human god)。他对对于世界虚幻的观念不屑一顾,高度赞扬行动,使虔诚的灵魂充满生气。”
与奥坎波的跨国友谊和忘年情缘丰富了泰戈尔的创作内容,对其诗歌、小说和绘画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奥坎波崇尚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思想也使泰戈尔受益匪浅。就奥坎波而言,泰戈尔的诗歌,特别是《吉檀迦利》,不仅是她年轻时陷入精神危机时的甘露,还是她认识东方文学与文化的最好途径。奥坎波还从财力上力所能及地支持泰戈尔在印度创办的国际大学。泰戈尔的著作和人格也对她的思想产生了作用。例如,泰戈尔对西方现代诗排斥情感、崇尚理性的反感,对奥坎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奥坎波曾在文章中表达对法国当代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布•格里耶(Robbe Grillet)的唯形式论思想的反感,强调文学必须表现情感内容,而非一味创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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