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的执政危机浅析[阿拉伯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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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年初，叙利亚政局陷入动荡，执政近50年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遭遇最严重的一次执政危机。本文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经济发展、居民就业、教派民族、体制改革、意识形态以及对外交往等多个方面的执政行为分别做了略论，总结揭示了导致其执政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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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危机；政治合力
[中图分类号] A7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9-0060-03
2017年初，以突尼斯的反政府抗议运动为起点的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府、政权更迭和政治变迁蔓延到叙利亚。抗议活动在叙利亚爆发后，很快便升级为武装冲突和内战，并持续至今。当前叙利亚的政治矛盾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下简称“复兴党”）掌权的政府和怀有不同诉求的各反对派之间，其实质是长期执政的复兴党与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的各社会政治群体之间的冲突。致使复兴党陷入执政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未能妥善处理经济发展、居民就业、教派民族、体制改革、意识形态以及对外交往等社会政治问题。内战作为其执政危机的总体呈现，是各种致危因素相互碰撞而产生的政治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经济政策失误，产业结构失衡，发展动力不足
第一，无视经济规律，片面实施加工工业主导的发展战略，过度干预经济。复兴党推行激进的经济政策，把刺激需求作为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唯一途径，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膨胀式的赤字财政和增发通货以实现和保持对需求的刺激。在发展资金方面，叙利亚对外依赖度很高。石油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政府财政收入以及出口总额当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是其脆弱的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是，近年来，叙利亚的畸形投资却受到干旱、农业歉收和油价下跌等的冲击，从而使其对农业和石油工业的依赖愈加严重，一度繁荣的加工工业也因投资缩减而不断衰落。
第二，在改革庞大而低效的国家主义发展模式前准备不足，没有成熟的社会组织承接从国企剥离出来的社会功能，最终导致国企改革受困，经济停滞不前。国家主义发展模式在赋予国企独尊地位时，也使其承担了“促进就业、维持低价格以及开发落后地区”等多重任务，致使经济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复兴党虽有仿效中国让国企从非经济事务中抽身而专注于经营的想法，但却没有在政策层面给予私有资本充分发展的空间。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为促进经济增长而进行的体制改革并没有改变经济颓势，经济隐患依然非常严重。
第三，复兴党自身的痼疾削弱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抑制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复兴党在叙利亚执政已历51年之久，即便从阿萨德家族掌权时起算，也有43年，复兴党正是用这几十年时间使自己走进叙利亚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的中心，控制着叙利亚的方方面面。2001年，巴沙尔将一些技术专家引进重组后的内阁，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经济发展的方法，但复兴党内对经济改革的分歧太大，政府部门也严重缺乏管理人才，行政效率低下，以致许多新政方法得不到有效执行，经济颓势一直不见回转。
二、青年群体立业艰难，“无恒产者无恒心”
第一，阿拉伯语论文范文，过高的失业率隐含着严峻的政治风险。西亚北非的穆斯林国家的失业率都普遍较高。并且，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回劳工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国内的就业压力。[1]2003年叙利亚失业率为12.5%，2017年为11.7%，2017年为8.5%，尽管失业率连年下降，但是每年新增的30万就业人口，[2]还是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小的压力。低经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致使贫困人口占叙利亚总人口的比重极高。隐藏在失业和贫困人口当中的不满情绪关于任何政权来讲都是一种严峻的政治风险，而这是导致抗议活动爆发的直接动因。
第二，规模庞大的青年失业群体是导致叙利亚陷入长期内战的重要原因。2002年叙利亚15到24岁之间失业的青年人占全国总失业人口的77%，2017年青年人占本国人口的25.4%，青年人失业率（25%）是成人失业率（4%）的6倍多，但是西亚北非国家青年人失业率平均只是成人失业率的3.3倍，全球平均值是3.5倍。[3]大学毕业生通常在毕业后4年左右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4]。心怀理想的青年很容易因失业带来的生存压力和不满情绪而站到政府的对立面。而在这种情况下，失业青年就很容易在意见领袖所进行的频繁而又高强度的政治宣传、引导和鼓动下加入抗议阵营，成为反政府运动的主力。
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关系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而就业问题则与居民生活状况相关。低程度的居民就业意味着社会上存在大量失业者，而失业者又是威胁政权稳定的重要力量，尤其当失业群体中有相当比例是充满活力的青年人时，政权的稳定就更容易遭受冲击。这些力量在政权（包括政府）的积极反对者的引导或诱导下被动员起来反对复兴党政府和叙利亚政权。当日渐增加的失业人口与这种动员相结合，以至于相互促进时，失业率的高低就与反政府程度的强弱相一致，而当前在叙利亚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三、深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教派民族间旧恨难消、和解难成
第一，叙利亚的教派冲突异常激烈，且历史“悠久”。叙利亚的穆斯林以逊尼派为多数，什叶派为少数。因此，在教派冲突相较于其他宗教更为激烈的伊斯兰教，叙利亚的什叶派――阿拉维派就难免于在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度长期遭受更为严重的歧视和压迫的命运，也就注定了教派间会有更为尖锐的矛盾。逊尼派在执掌中世纪的叙利亚政权时，就以高压统治对待阿拉维派，两派矛盾由来已久。阿拉维派长期在由于逊尼派的歧视和封锁而导致的贫困下生活。这种历史积怨穿越了奥斯曼土耳其和法国的统治期，伴随着阿拉维派主导的军队和复兴党掌控的政权而延续至今。
第二，教派间很难达成并维持某种政治共识。以什叶派军官为主要成员的军事委员会通过参与政变而在复兴党内成长起来以后，先是驱逐了以阿弗拉克为首的元老派，垄断党的领导层，后是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sad）终结了萨拉赫・贾迪德（Salah Jadid）激进的“亲苏路线”，最终阿拉维派的阿萨德家族掌控了复兴党。此后，陷入紧张与恐慌的逊尼派迅速在全国各地发起抗议运动，对阿拉维派掌控的复兴党政府示以反对。1973年宪法问题、1976年参与黎巴嫩内战以及1982年哈马大屠杀三件事，使逊尼派与阿拉维派的矛盾愈加激化，由此，复兴党陷入了信任危机。 第三，民族问题对复兴党的执政地位也有很大威胁。作为西亚第四大民族和著名的跨境民族，库尔德族一直希望并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作为一支威胁叙利亚国土完整的重要力量，挑战着复兴党的执政地位。抗议运动发生后，尤其是内战爆发后，各反对派乘势而起，恐怖组织也趁机潜入叙利亚各地，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由此变得更加活跃，对政府军、反对派武装和恐怖组织同时展开敌对行动，以图维持其在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在此意义上讲，库尔德族的行动极大地冲击了复兴党政府在全国的作用力和控制力，加剧了复兴党的执政危机。
四、体制改革失败，执政基础动摇
第一，失败的经济改革最终成为摧毁而非挽救叙利亚复兴党政权的工具。巴沙尔将发展经济视为重中之重，加强经济自由化改革。经济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手段是私有化。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国有财产被侵吞，私有经济比重很快超过国有经济。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与巴沙尔政权拥有密切联系的阿拉维派大商人和官僚，他们垄断了叙利亚主要的私有经济部门，形成官僚资本，“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侵蚀了支持政权存续的公平公正，使得本就脆弱的社会保障制度更难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影响”[5]。
第二，被动实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得复兴党创设新制度的基本方式局限在对那些突破既有法制框架的政治行为进行合法性追认上，从而丧失了改革的主导权。2017年的抗议运动升级后，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复兴党政府同时终结并撤销了“紧急状态法”、“成立最高国家安全法院”的法案以及“和平游行法案”。这是复兴党做出的重大让步，但是陷入动荡的政局并未重归平静。复兴党对政治改革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支撑复兴党执政的既有制度在遭遇合法性挑战的同时，其意在推进政治改革而颁布的新法令却成为反对者反对自己执政的法学保障。在危机中开启，在某种程度上又促使危机向更深层次蔓延的复兴党政治改革不得不以失败而收场。
五、心口不一，言行相悖，意识形态丧失合法性
第一，关于支持其合法执政的意识形态资源的抛弃，削弱了复兴党的执政合法性。因其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在苏联的支持下，早期的叙利亚复兴党政府实行坚决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换句话讲，反美和反犹立场已经成为证明复兴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标签，如果复兴党抛弃这一立场，其执政地位必然会受损削弱。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沙尔掌权后就向美国“示好”，甚至声称“叙利亚随时准备和以色列复谈，只要以色列愿意并且做出勇敢的决定”[6]，尽管这些表态与正常的国际交往原则非常契合，但在行动上还是为反对派提供了批评的口实，使得部分潜在支持者倒向反对派。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与社会主义的要求背道而驰。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提高经济总水平上的确贡献了力量，但也造成了一批侵吞国有财产的有官僚背景的商人。官商阶层伴随着国民收入日渐拉大的差距而崛起，未加调控的资本化政策使得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增加，而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对由此造成的底层社会群体的生活困境无计可施。复兴党大力宣扬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理想在民众心中瞬间化为泡影，巴沙尔提出的“社会的市场经济”终究未能挽救复兴党的信任危机。缺乏意识形态考量且以失败而告终的突进式改革使复兴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迅速丧失领导权，由此造成的权力真空，极大阻碍了复兴党的施政。复兴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所适从之中。
六、树敌过多，招致了一些党派和强国的反制
第一，政治垄断是复兴党维系其执政地位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在复兴党的作用下，叙利亚修改宪法，人民委员会留给全国进步阵线一些席位，作为交换，这些小党派要遵照法学，接受复兴党为领导党。复兴党在事实上加入并主导了全国阵线联盟。同时，禁止成立新的政党，阿拉伯语论文，实行党禁，以复兴党为核心的全国进步阵线因而垄断了政权。叙利亚的政党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这种关系，直到2017年社会国民党合法化并加入全国阵线联盟才开始有所松动。究其原因是，复兴党在三十年的执政当中创建了一个政治联盟，尽管这个联盟垄断政权，拒绝其他政治力量进入，但是，由于其相对公正的执政，比较恰当地处理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问题，保障了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因而将反对力量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第二，阿拉维化的复兴党因其屠杀、专断的历史而在其执政遭遇困难时受到背弃。哈马屠杀事件以后，很多逊尼派穆斯林流亡海外，这些人及其后裔后来成为反对阿拉维派的复兴党的积极的组织者和行动者，成为反对复兴党的主力。巴沙尔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改革的推进迅速制造了一批高富裕群体，失业率的提高使得社会保障的维稳功能显得力不从心，潜伏的反对力量乘势而起。2017年4月“紧急状态法”废除后，大批反对党相继成立。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反对派获得一些席位，开始在议会中活动。复兴党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时遭受反对，对社会和政权的控制力明显弱化，复兴党的执政陷入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
第三，复兴党鲜明的反美和反犹立场是美国和以色列对其进行反制，并导致其执政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因素。虽然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再度战败，叙利亚也因而失去了对戈兰高地的控制，但复兴党却赢得了声誉。美国和以色列因而长期视复兴党为敌，不断借机对其进行遏制。但是，即便复兴党没有推行反美反犹政策，基于叙利亚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控制和遏制叙利亚也会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必然选择。巴沙尔掌权后，叙美关系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和谐期后迅速重归僵局，而叙以关系则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美国基于其对外战略，以色列基于其国家安全，反对复兴党并支持其反对者，最终加速了复兴党执政危机的到来。
参考文献：
[1]陈双庆. 叙利亚局势及其未来走向[J]. 现代国际关系，2017（1）：019.
[2]HADDAD， BASSAM. Syria's curious dilemma[J]. Middle East Report，2017：4-13.
[3]KABBANI， NADER S， NOURA K. Youth Exclusion in Syria： Social，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C]. Middle East Youth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2017（4）.
[4]GELVIN， JAMES L. The Arab uprisings：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5]姚大学， 闫伟. 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J]. 西亚非洲，2017（6）：005.
[6]顾坚. 叙利亚、伊拉克复兴党执政后的对外政策[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探讨所，2017.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执政党治党理政比较探讨》的探讨成果，批准号为12&ZD078。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探讨生；指导教师：周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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