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急剧滑坡的经济状况作用了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中亚五国经济实力悬殊很大。哈萨克斯坦实力最强，在前苏联时，其社会生产总值和国民平均收入曾居苏联第3位，出口值占第5位，并拥有核基地与导弹发射场，是最引世人关注的国家，尤其受到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重视。其次是乌兹别克斯坦，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棉花出口国，但其主体经济一直是单一的棉花生产。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规模较小，其中塔吉克斯坦最为贫穷。在中亚各国独立之初，广大穆斯林曾寄希望于伊斯兰教会为之带来经济上的繁荣，但看到的却是经济上持续不断的滑坡，不少地区人均月收入只有10美元左右。这也使不少人信仰的激情有所回落。 3.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发展受到其他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因素的制约。尽管广义上人们把中亚看作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亚是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宗教、民族并存地区。从文化传统上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都是定居的农耕文化；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则以游牧文化为主，人们的信仰一向以泛神论和原始的萨满崇拜为主，即使在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中，也含有大量的游牧文化尤其是萨满崇拜成分。从宗教信仰与民族成分上看，中亚各国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各自奉行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信仰。如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居住着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的俄罗斯等民族。1992年5月访问美国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根据我们的法学，哈萨克斯坦没有国家宗教，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平等的、与国家政治分离的。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许多宗教并存，因此这里没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的基础……。”中亚各国国内民族矛盾很多，且远远大于宗教矛盾。各国政府为着本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起见，一直很谨慎地处理这些民族矛盾，尤其是民族与宗教混同的矛盾，中亚伊斯兰教发展也因此受到作用。 二、外部的制约因素 首先，从外部伊斯兰世界看：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经济上难以自立，为摆脱日益加重的经济困难，他们多方寻求外向性经济出路。各国领袖把伊斯兰教当作经济桥梁，希望籍助“穆斯林皆兄弟”的宗教情谊在外部伊斯兰世界寻求经济出路。而旨在实现全球伊斯兰化的外部伊斯兰世界各国，在兼顾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加紧了对中亚伊斯兰教意识的输出。数年过去，双方情况都发生了若干变化，这些变化制约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进一步发展。在外部伊斯兰世界中，对复兴中亚伊斯兰教最积极的国家当属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 1.伊朗。伊朗与土库曼斯坦接壤，是中亚各国联系外部世界主要通道之一。伊朗境内有数量可观的土库曼族人，伊朗与塔吉克斯坦人共同拥有波斯文化，历史上伊朗同中亚各国一直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联系。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一直公开申明：“要努力改变苏联境内穆斯林信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总纲也宣称：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社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各伊斯兰民族的联合与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伊斯兰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 苏联解体在伊朗看来是真主赐予的良好机遇。但伊朗认为，伊斯兰革命允许有不同模式，不宜硬性要求所有国家都实行伊朗模式。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的最好途径是经济、文化，而不是强行输出暴力，更不是由伊朗直接出面去推翻另一个政权，必须由别国穆斯林自觉接受伊斯兰革命思想，并自愿开展伊斯兰革命。伊朗还认为，它与中亚在经济上可以互补、政治上也互有所需，尤其是可以利用与中亚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联系，加强自己在中亚的作用，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因此，中亚诸国刚一独立，伊朗外长立即走访中亚各国。随后，伊朗又力促“伊斯兰经济合作组织”接纳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为正式成员国；继而又宣布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共同组成“里海经济合作圈”，并同中亚各国达成多项经济援助与共同开发计划。与此同时，也加紧了宗教文化渗透，除加强对中亚的广播攻势外，还拨出巨款，派出大批工人，帮助中亚各国修建清真寺，并赠送了大量《古兰经》，还派出众多伊斯兰宣教士到中亚。这些宣教士生活简朴、为人热情、确有真才实学，他们并不极力宣传“伊斯兰革命”，而是埋头帮助当地人民兴办教育、恢复宗教场所，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伊朗也绝不放过任何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良机。它与塔吉克斯坦内战有着直接的联系，伊朗驻塔吉克斯坦使馆一直为伊斯兰反动派组织出谋划策、提供资助。目前，流亡在外的塔吉克斯坦反动派领袖图拉简忠德等人就定居在伊朗。伊朗是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反动派势力与塔吉克斯坦政府之间的斡旋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