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前后，伊斯兰教发生了一次所谓“以儒诠经”活动，倡导者基本是“金陵学派”人物，如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这些人出身穆斯林名门世家，精通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语、波斯语言(有的还会拉丁语)，又有儒学功底，许多人有科举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身份。他们在其它学派支持下，努力把伊斯兰教同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用儒家经典语言诠释伊斯兰教的宗旨，结合国情，希望造就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他们的作品曾经译成世界各国文字：由于他们通过阿、波语言了解外部世界，了解希腊、罗马和印度文化。又精熟儒家经典和宋元理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只是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者不通伊斯兰教，错误认为“教本僻谬，乃杂援(儒)经义以文其说”，“回回小学，根抵先非，巧为文饰也”(纪晓岚语)，致使中国人的这部分智慧，没能引起人们足够注意和重视。多可惜呀!我想简单介绍儒家思想同伊斯兰教的结合。 首先，伊斯兰教同犹太教、基督教一样是一神思想的宗教。真主安拉是唯一必然的存在和实有，它创造和主宰了世界，穆罕默德虽贵为至圣，也只是真主麾下一名使者，是人，不是圣，也不接受膜拜。所以穆斯林除真主以外没有任何膜拜对象。同时真主无形无象，绝对唯一。“谁以物配主，谁就犯了大罪。”(古兰4：28)真主无所不在，但又无迹可寻，不是人的视、听、感能够具体规范的。这在重视具体形象而又务实的中国民众中很难理解，但是在中国先秦诸子文献和宋儒理学中，却又能找出不少相同之处。《道德经》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也具有“无名”(不可形容)性质。六朝玄学说，世界在“无中生有”中产生。而“无”也是看不见，听不到，不具物质属性。“不温不凉(无触感)，非宫非商(无声觉)”(王劭)。到了宋儒理学，更是如此。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世界。太极是无始无终无声无臭，但它是万物之本源。两种文化的沟通是很容易的。金陵学派门便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共生的。其次伊斯兰教“认主独一”是绝对严格的。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宋儒也认为，万物由一(太极)而生。但是中国哲学中有中介，如二、三，如阴阳、五行等。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一生世界”主题中，提出了“三一”说(刘智)，即真一、体一、数一。真一是真主，真主是创造宇宙并翱翔宇宙之上的超然实有；数一是真一的影子，仿佛是镜子里反映出来的幻有，万物就是从数一中流溢出来的：至于体一和万物则是一件事物的两面，可以认作为是万物。这样，真一是真而实有，数一是真而幻有，体一是幻而真有。一是数(万物)的本质，数(万物)是一的形式。这样世界便告成了。再次，真主创造宇宙，而真主又是无形无象的抽象。传统中国哲学没有创世说，但《中庸》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什么?《中庸》说，中也者，喜怒哀乐之末发：和也者，发而皆中节也。喜怒哀乐不也是无形无象吗?再次儒家强调诚“不诚无物”“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诚其实是儒家思想中最富于宗教意识的字眼，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至诚上可通天，下可泣地，还可以动鬼神。诚也是无形无象，是人间真挚纯洁的感情，是世界的结晶。这样一神思想的真主安拉抽象概念便成了中国哲学中精致的精神意识。伊斯兰教的信仰在中国成为一种细腻的理性认识，将宗教信仰的对象哲学化，以理性论证信仰，移哲学入神学的框架。这种本土化作法很值得中国哲学界和伊斯兰教世界认真探讨。它对教内而言，是教义的宣传和延伸，维护中国穆斯林的信仰；对教外而言，是增强外部的理解，扩大作用，使汉族人民认识理解和同情伊斯兰教。这种富有特色的伊斯兰教义是儒教化了的中国伊斯兰教，抑还是伊斯兰化了的儒家思想，我看可以探讨。依我看，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与其说是儒家化了，倒不如说是在化儒家了，因为他们的神学内核并无变动，可以认作是伊斯兰世界各类不同思想派别认识的一种，应当在伊斯兰世界思想史上占一席位置。 在伊斯兰宗教伦理道德部分，中国伊斯兰则具有了浓厚儒家色彩，乃至儒家化了。伊斯兰教不膜拜真主以外任何人与物，在中国封建社会显然行不通。他们认为“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又谓“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王者体主，若影之随形。”“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这样就解决了对君主膜拜的问题。旧时，清真寺前有一“万岁牌”、穆民礼拜前，向牌行礼，谓这是行国礼；然后就去礼拜，谓这是行教法。念礼斋课朝是宗教的五项功课，刘智认为“敬服五功，天道尽矣，敦从五典，人道尽矣。”如此宗教的五功便与君臣、父子、夫妇、昆仲、朋友的“五典”联系在一起了。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敬重双亲的孝道，则认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顺君、顺亲、凡违兹三事，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