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历来重视史学，这一治学传统在伊斯兰教探讨领域可谓深得人心。伊斯兰教史探讨，特别是中国伊斯兰教史探讨，一直是中国学者探讨伊斯兰教时最为得心应手的“长项”，也是目前众多中国伊斯兰教探讨的众多分支中，能够赢得国际学界认可的“传家宝”。从史学进路探讨伊斯兰教堪称该领域内的“嫡系正宗”。这一流派起步最早，人才最盛，成就也最为可观。自从20世纪之初，中国伊斯兰教探讨进入“利遂期”[1]以来，国内探讨伊斯兰教的知名学者几乎全部都云集在史学领域内，如陈汉章、陈垣、金吉堂、白寿彝、马以愚、傅统先等。
　　为何现代中国的伊斯兰教探讨会在史学领域率先取得突破？而最初纯文本的文献考证又何以能够衍生出注重社会现实的田野调查一脉呢？要揭示近六十年来学术风气“递相流转”的缘由，就不得不上溯此前的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时间，以考察当代学术史的全貌。有清一代，学术风气深受明朝覆亡事件的刺激。经此巨变，明末清初的遗民宿儒们痛定思痛，深信明朝之亡与晚明以来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流弊关系甚深。由此，开始摒弃空谈，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学风为之一变。此外，当时政界的思想禁锢以及学界的汉宋之争等因素综合影响，将清代学术逼上了一条“古典考证学之路”，此考证措施大成于乾嘉年间，又“和近世科学的探讨措施极相近”。[2]然而，乾嘉诸老的考证学仍局限于文献考据，直至清末，政局的内忧外患才引起思想的剧变。内外交逼之下遂致清末以来，学风再经一变。其旨上承经世致用之说，外受西学东渐作用。原本只知皓首穷经的学者转而关注社会民生，从“一体用、合知行”，“舍空谈、重实践”入手，一面为解决存亡危机做学问，一面努力吸收外来思想。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早期学者们竟不约而同地采用史学考证的措施来探讨伊斯兰教，实在是受当时学术风气的作用与熏染。
　　在此背景之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伊斯兰教探讨才能面目一新，开辟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方面，中国学者对伊斯兰教的探讨仍然深受乾嘉以来考据学风的作用，以传统史学为主要探讨措施；另一方面，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方的思想措施和学术传统也流传进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是当时史学探讨的两大流派。中国的伊斯兰教探讨者也开始尝试运用新的措施手段对伊斯兰教的经典、历史、思想、教法等予以考察和思考。他们不断挖掘新的史料，旁征博引，缜密考证，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伊斯兰探讨学者和相关探讨成果，为后来的伊斯兰教探讨者奠定了基础。直至20世纪下半叶进入“贞成期”，历史探讨仍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探讨的主要措施和进路。但是与“利遂期”的现代探讨有所区别，当代中国的伊斯兰教探讨不仅继承了传统的文献考证，更关注对社会现象的实地考证。此外，“客观”与“科学”的探讨法则在学术界被奉为圭臬，逐渐根深蒂固，成为史学探讨的基本法则。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探讨学科进入长达20年的“重兴-繁荣”期后，最先取得突破、最早产生学术专著的领域正是由史学演变而来的实证探讨。其代表性作品是于1981年出版的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以及紧随其后于1983年出版的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是一部以由对社会现实的实地调查而来的作品，作者称：“这本小册子是作者根据五十年代末期对宁夏伊斯兰教所做的一些粗浅的调查资料写成的……”[3]无独有偶，马通先生的成名作《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也采用了类似的措施。在此书的序言中，他提到：“这个资料，以实际调查为主，大部分是五十年代一些教派、门宦负责人的口述和家史，以及有关地方志等整理而成。”[4]就其相同之处而言，两书资料来源皆以实际调查为主。这绝非出于巧合，而是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历史-考证探讨中一种“弃虚就实”的学风和趋势。这种措施既是对20世纪上半叶实证之学继承，也开启了此后田野调查兴盛之风，至今未衰。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当代中国的伊斯兰教探讨也进入了“发展-转型”时期。在“历史-考证”的探讨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曾经一度繁荣的中国伊斯兰教史探讨似乎显得有些后继乏人。随着第一代学者，即20世纪40年代之前出生的老一辈学者，因年事已高，大多已淡出学术舞台。而二、三代学者既罕有老一辈学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又不甘像上一代人一样“甘坐十年冷板凳”。另一方面，与文献考证之冷形成鲜明对比，现实考证的措施逐渐占据上风。除了各级政府支持鼓励的外部因素以外，田野调查日渐盛行也有学术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献考证一途历来人丁兴旺，然而日积月累，不少领域都已被前人做尽。后来者想要更上一层楼，可谓难上加难。许多人只得另辟蹊径，转而到社会现实中寻找出路。
　　第二，与1949年以来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20世纪50年代末，国内主流意识形态曾经提出过“宗教消亡论”的激进观点，造成了宗教探讨一度销声匿迹。然而，颇具意味的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尽管先后两次出现了“宗教消亡论”的“左倾”错误，却从未大张旗鼓地打出“民族消亡论”的旗号。其原委自然是一言难尽。既与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与实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当时国内学界对宗教问题认识偏颇的小气候有关。[5]但无论如何，“宗教消亡而民族尚存”的论调毕竟留下了回旋余地，为宗教探讨提供了一个可以暂避风雨的避风港。由于中国56个民族中有10个被官方认定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部分伊斯兰教探讨，特别是实证探讨，开始转移到民族学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内，从而在民族学的名义下保留了伊斯兰教探讨的火种。
　　第三，与相关学科的发展有关。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伊斯兰教探讨具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学科，如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无论在学科体系、还是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特别是中青年一代，逐渐不满足于探讨近况，力图求新求变、突破创新。不少人通过攻读学位，纷纷转入民族学、社会学或人类学探讨领域，以求在理论措施和学科背景重新找到依托。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三个学科之间本就存在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在措施上，它们一致强调实证探讨，主张以田野调查所得的一手材料为探讨基础。在此背景下，近年来，田野调查逐渐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探讨界，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中，颇受追捧的风尚。
　　第四，宗教学探讨措施的丰富。宗教探讨的诸种进路，就其大致而言可分为人文探讨与社会探讨两种。人文探讨偏重对宗教的历史、思想与文献的探讨，而社会探讨侧重对现实宗教现象的探讨。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学术界对宗教现象、宗教生活的实证探讨开展的很晚，成果很少确实是一个事实。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探讨，纯粹文本的探讨显然不可能解释当前社会中宗教的影响与意义。”[6]田野调查之所以成为当前伊斯兰教探讨的一个热点，可以理解为对以往单纯重视人文探讨的一个“反动”。其目的不外纠偏补弊，弥补以往人文探讨的种种不足，特别是以往对当代中国穆斯林群体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之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