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同属“现实考证”之路，但倘若将“重兴-繁荣”期的“实际调查”与“发展-转型”期的“田野调查”摆在一起略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异同不止体现名称上，其实际内涵也相去甚远。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探讨措施上，实际调查主要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来收集、堪对资料。而田野调查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措施，如问卷调查、定量略论等。第二，就探讨宗旨而言，实际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充分地掌握资料，追溯历史，还原真相；而田野调查则更多关注当代的现实问题。第三，从学科依托看，实际调查与历史学的联系更为紧密，而田野调查则被视为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探讨中获取一手资料的基本措施。
从近年的探讨情况看，进入“发展-转型”以来国内伊斯兰教探讨界涌现出一批学术成果，其共同特点是既通过田野调查的措施获取资料，又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自觉应用民族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理论对所获一手资料加以略论，而其作者又多为中青年学者。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数不少。比如，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探讨》(民族出版社，2017年)从城市族群社区探讨的角度出发，以西北地区的四个省会城市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市的回族社区为重点，试图在国家和社会关系历史演变的宏观视域中、在大传统与小传统以及城市多元文化的互动中全面研讨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的变迁。又如，哈正利的论文《族群性的建构和维系--一个宗教群体历史与现实中的认同》(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以西道堂为探讨对象，尝试性地将人类学的族群认同理论应用于中国伊斯兰教探讨，对西道堂集体认同的建立、发展和延续做出略论和阐释。再如，罗惠翾《宗教的社会功能--几个穆斯林社区的对比调查与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选择云南沙甸、甘肃兰州以及位于甘南州临潭县等三个典型的穆斯林聚居地作为探讨地点，通过调查问卷、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措施，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证明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即以宗教信仰、宗教仪式与宗教组织三个方面为核心的宗教，其主要社会功能在于实现社会的“制序化”。[12]
从实证探讨的角度考察中国穆斯林近况的作品还有：马宗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白友涛《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马强《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丁明俊《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等等。这些作品各具特色，如《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一书以生活在蒙、藏、傣、彝、白等少数民族中的穆斯林边缘群体为探讨对象，借鉴人类学的族群理论，考察他们在与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群长期杂居的过程中如何保留自身宗教信仰与共同历史记忆，阿拉伯语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宗教认同和源于《古兰经》的共同食物禁忌认同乃是这些边缘化穆斯林认同的主要因素。[13]
不难看出，近年来，以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为学科依托的实证探讨正在中国伊斯兰教探讨界引发一场“范式转换”，大有后来居上，超越传统史学文献考证的趋势。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实证主义转向背后，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尽管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一致强调以田野调查获取一手探讨素材，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献考证不再是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之一。相反，严格的田野调查措施都强调在正式实地考察之前，须以充分的文献收集作为准备工作。在获取资料的方式上，两者只是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其次，新的理论和措施虽然层出不穷，但不可否认，在崭新的名目之下，有些探讨确有新意，有些只是“新瓶装旧酒”。其中的关键在于，有些探讨只是将田野调查当作文献考证之外获取资料的一个新途径，却并未真正地把握相关学科的探讨措施，更遑论升华到理论层面了。所以，就实质而言，这样的探讨仍然属于“描述性探讨”，而非“阐释性探讨”；更似基础性的调研报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或人类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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