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的发展源头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上半期的西域地区。喀喇汗王朝最初的帝王萨图克·博格拉汗受苏菲传教士穆罕默德·卡里马提的说服而皈依伊斯兰教的故事就反映了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在西域地区的早期发展[1]。不过，该地区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快速发展要到16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向中国传播的第二次浪潮，即纳赫什班底耶教团开始在这个地区活跃时期[2]。这个时期，马赫图米·阿扎木所率和卓们的活动在两个重要方面展开。一方面，他们在进入这一地区后的两个世纪里快速发展，有效压制了14-15世纪率先由中亚进入东察合台汗国境内传教的库车地区苏菲教团，协助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执政，甚至登上政治统治宝座，创建了政教合一的“神圣国家”，发挥了重要历史影响[3][4][5]。另一方面，这些和卓中的一些人东进至中国内地传教，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教授伊斯兰神秘主义教义，获得了大量追随者，促使当地形成各种不同流派的神秘主义门宦[6][7][8]。
　　时至清朝统治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和内地的多数神秘主义教团在清朝政府残酷的军事政治打击下逐渐衰弱而失去作用力。在目前新疆地区，除存在一些规模不大、被称为依禅派的宗教群体外，大规模的神秘主义教团组织已经不复存在[9][10]。中国内地的情况不同，神秘主义门宦组织逐渐发展，形成虎夫耶、哲合忍耶、嘎德林耶和库布林耶等四大门宦体系。在一些门宦组织里，伊斯兰神秘主义道统与父系家族的血统融合，围绕教祖或教主的墓地(拱北)形成教团组织的活动中心(道堂)，并以各种分堂或清真寺形式向全国各地穆斯林群体中延伸发展②。近三十年来，各类门宦组织逐渐发展成熟，在社区稳定、宗教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11][12][13][14]。
　　针对以上门宦的历史渊源、组织形式及宗教惯行方面的共性和异同，目前国内学界有比较一致的认识。比如，各门宦的源头都是西亚或中亚的苏菲教团，但具体流派和所属系统又有所不同。虎夫耶来自中亚纳赫什班底耶，哲合忍耶同出纳赫什班底耶教团，但道统的直接源头是18世纪也门的雅萨维耶教团，嘎德林耶受传于来自印度孟买的大香道祖，库布林耶则受传于18世纪来中国内地传教的苏菲传教士[15][16][17]；虽说通过“教”(sharia)与“道”(tariqa)两方面的严格修行而达到神人合一境界的宗教理念、以拱北为中心组织社会活动的宗教传承等方面有共性，但各门宦的传教信物(经书、手记等)、宗教仪式的形式以及朗诵赞词(孜克尔)具体作法又不同等等。针对门宦组织层面和物质文化传承事项的整体性探讨和个案挖掘都很多，情况比较清楚③。与此成对照，诸门宦宗教教义的思想源流--内地回儒学者们伊斯兰神学的作用则没有得到应有关注。比如，哲合忍耶门宦教主留有“介廉种子，官川开花”遗训，这也说明17世纪金陵学派重要传人刘智的伊斯兰神学思想被哲合忍耶掌门人所继承。尽管史实如此，学界有关二者关系的论述很少，部分学者甚至有意淡化二者联系。比如，美国历史学家李普曼(J. Lipman)认为，明清时期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伊斯兰学者所校注、翻译及创作的大量汉文经书在当时中国内地伊斯兰教启蒙教育中起到很大影响，但其作用一直没有波及到神秘主义门宦组织发达的西北地区[18]。笔者以为，明清两代在汉文教育不发达的西北回民地区，这种情况有可能存在；但考虑到明末胡登州在西北始创经堂教育，推广使用汉文经书、以儒诠经的传教方式，④完全否定回儒学者在西北的作用不够合理。至少应该认为，当时各门宦组织上层的知识水平和教育条件足以使他们利用和吸收金陵学派及经堂教育在宗教思想上的作用。
　　目前相关学界虽有探讨强调经堂教育与苏菲神学思想之广泛传播的关系⑤，却很少具体从金陵学派伊斯兰神秘主义神学思想追索西北门宦教义渊源关系的探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首先，在中国伊斯兰学界相关探讨领域有种看法，即以儒诠经的思想及汉文经典的使用局限于老教格底木和西道堂的流行地区，与西亚中亚苏菲教团有密切渊源关系的西北门宦联系不紧密。其次，针对门宦宗教文本和回儒学者宗教文本的个案探讨很多，但两者的比较探讨还没有充分展开，其中的许多奥秘还不为人知晓。
　　本文将从回儒学者伊斯兰神学思想对西北门宦宗教教义的作用角度出发，聚焦灵明堂门宦教祖马灵明遗训和相关阿訇宣教诗歌的部分内容，对照略论二者之间在宗教思想方面的密切联系。笔者的学术目标在于挖掘和明示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展示一种通过伊斯兰宣教文本的解读来探讨回族精英的思想文化的有效措施。本文所采用的宗教文本均为笔者2000-2017年之间在兰州灵明堂总部及宁夏固原三营分堂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所得一手资料。
　　

二、灵明堂的形成及近况⑥